旧京丐帮--卤煮

过去北京城里的乞丐很多，大街小巷里到处都可以看见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叫花子、乞丐。他们手里拿着打狗棒，另一只手拿着破瓦罐，挨门挨户乞讨。口中喊着：“好心的老爷、太太，赏碗剩菜剩饭吃吧！”有人说“花子”的“花”是从“化”字而来，就是“化缘”的意思，也有人说“花子”是指乞丐的破衣裳上面补着各种颜色的补丁，呈花里胡哨状，所以叫“花子”。

一般来说，当上叫花子都是因为贫困，又没有正当的职业，也有的是因为懒惰。叫花子的来历五花八门，有的是贫民，有的原来是小康或富贵人家的子弟，因家庭破落，又没有赖以谋生的一技之长而沦落。也有不少老弱病残的人、父母双亡的孤儿、打仗致残的伤兵、聋哑残疾人、因抽鸦片、白面当尽了家产的瘾君子、年老色衰、得了性病的老妓女、因破产而流入京城的外地农民。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人物汇集到一起，共同构成了北京城内的丐帮。

乞丐因乞讨方式的不同，也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要饭的乞丐。他们手提一个小洋铁桶，沿街串巷，在饭馆、饭摊前边频频叫喊：“修好的老爷、太太，赏碗剩饭吃吧！”有的在胡同里挨门挨户乞讨，于是路边饭馆掌柜的就把那些残羹剩饭一古脑倒进他们的洋铁桶，为的是把他们打发走，夏天往往还会倒进馊饭。

也有一些乞丐是专门要钱的，他们乞讨的对象是那些看上去有钱的人。乞丐都有一套说法，像“家乡遭灾，一家人即将饿死”、或者是“父母病危，急待用钱抓药”。或者是“来京寻亲不遇，借贷无门，请求救济一点路费”。他们的话多半都是假的，如果遇上面软心慈的人，就会扔下几个钱。这些乞丐经常换地方，也经常换说法，为了讨到几个钱，往往费尽口舌。他们每天多少都会有些收入，据说个别乞丐并不是十分贫穷，而是将乞讨作为一门职业。他们一般都是外地农村人，每年地里没活时，就成群结队进京，一起做乞丐生意。乞讨来的钱不仅够他们住店、吃饭，而且还可以听戏、买衣服，有时甚至能满载而归。

另一类乞丐带有卖艺的性质，他们大多身有残疾，在街上拉二胡，弹三弦，有的数来宝，双手各拿一块系着小铜铃的牛胯骨，相互敲击发声，一边敲一边念数来宝。有些词是根据具体情况现编的，也有的词是现成的。他们一边敲打节拍，一边念念有词，有板有眼，合辙押韵。这些乞丐常到店铺门前说上一些吉利话，像“打竹板，上门来，老板您要发大财”。有的店铺掌柜的听到之后拿出零钱来把乞丐打发走，以免影响营业。乞丐接过钱再到下一家。如果掌柜的不给钱，乞丐也会说出一些带刺的话，例如：“不舍财，我不来，剩下钱来买棺材。”如果掌柜的开口骂他们，他们还会说：“不舍财，这不要，何必嘴里含着尿（就是说话带脏字的意思）。”

有的乞丐得知哪一家办喜事，就会登门去念喜歌，人家办婚事，他就说一些“龙凤呈祥”、“白头到老”、“早生贵子”之类的话，总而言之是要讨得主人的欢心。如果人家不给钱，他就会一遍遍念下去，直到人家掏钱为止。还有些乞丐挨门挨户唱莲花落。另外还有一些乞丐以表演玩蛇、顶碗的方式行乞，近似于杂技艺人。玩蛇的将小青蛇从笼中取出，让蛇盘绕在自己身上，或口吹笛子，让蛇在地上来回摆动；还有让蛇在口鼻里钻进钻出的。顶碗是用一根竹筷顶在鼻尖上，另一头放上一个瓷碗。

 恶讨的乞丐有的是在脖子上挂一块砖，在走路时让砖和胸口相撞击；或是跪在地上，手拿砖块向胸部拍打，一边打一边喊：“善人救苦救难。”让围观的人感到不忍，纷纷扔下几个钱。恶乞也叫“打砖的”，这种乞丐人数较少。

还有一类女乞丐，俗称“女拨子”。她们采用硬要的办法，如果对方不给钱，她们常常会用刀砍破自己的头或者用碗打伤面部。有时还会聚居打架。一般市民遇上她们都会破财免灾，生怕被讹上。有些女乞丐专门赶庙会，她们手拿布掸子和香头，给前来逛庙会的游人掸身上的土，给他们点烟，并且向游人要钱，据说收入颇丰。

京城的乞丐也有他们的组织，据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小时候当过乞丐，并且还得到过两个叫花子的救济。后来他当上了皇帝，就派人找到那两个叫花子，让他们入宫当官，谁知这两个叫花子不愿意当官，只愿意继续当叫花子，朱元璋只得赐给他们每人一根一尺多长的木棍，外边包上布，下面垂着黄、蓝色的穗，名叫“杆”。后来的乞丐就以持杆者为头领，称为“杆头”，乞丐们称之为“大哥”。杆头身穿官服，头戴官帽，手持打狗棒。

明朝时期全京城的叫花子有相当严密的组织，设一个大杆头和若干小杆头，大杆头是终身任职，他死后由小杆头开会选举产生新的大杆头，如果有叫花子病饿而死，或者受到了欺负，杆头就要出面给叫花子料理后事或出面评理。叫花子病了，杆头要给买药、治病。叫花子之间发生了纠纷也由杆头出面调解。

过去北京城里的一些大商店每到新年、端午节、中秋节，都要给杆头送一些钱，叫做“节敬钱”。杆头收到钱后，就会仿制许多杆子，悬挂在各家送钱的店铺门前，叫花子们看见杆子就不会上门乞讨了，杆头会把这些钱分给叫花子们，绝不会独吞。过去北京人家里办红白喜事或店铺开张，也会事先给杆头一些钱，杆头拿到钱后会在人家的门上贴上字条，叫花子们看到字条就不会进去骚扰了。如果不给钱，叫花子就会轮番进门乞讨。

清朝末年，随着整个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北京城里的叫花子的队伍日益壮大，往往是一有店铺开张或有宅门办红白喜事，远近的叫花子就蜂拥而至，将宅门内外挤得水泄不通，有念喜歌的，唱太平歌词的，念数来宝的，再加上“老爷、太太”“掌柜的”一类的喊叫声此起彼伏，使办事人庭院里乱成了一锅粥。家里管事的只得拿出一些钱和剩菜剩饭来，请杆头帮忙，把叫花子请走。

进入民国以后，北京城里的穷人越来越多，叫花子也越来越多。虽然北京城里名义上还有杆头，但是各家商店由于经营不景气，再也担负不起节敬钱了，为数众多的叫花子们也不再服从杆头的指挥，他们采用各种办法，毫无任何约束地进行乞讨，只以讨到钱为目的。杆头也无力、无心再管花子们的事了，于是北京城里的丐帮中，也出现了无政府状态。

说到叫花子们的栖身之处，夏天比较好办，就在住户的门洞里、商店的遮檐下趴一宿，或者干脆露宿在街头。冬天里叫花子们一般住在天桥、朝阳门外、德胜门外等处的鸡毛小店里。靠铺盖鸡鸭毛，烧几块劈柴勉强取暖，维持生命。住在鸡毛小店里的乞丐个个因冻饿在死亡线上竭力挣扎，有一首竹枝词形容这些乞丐“天明出街寒虫号，自恨不如鸡有毛”，倒也十分形象贴切。

鸡毛小店

行乞而不可得的乞丐因饥饿难耐，往往会采取硬抢的办法，他们看准饭摊上食客手中、碗里的食物，突然抢过去，啐上几口唾沫，然后就迫不可待地吞下肚去，或者一边跑一边吃。那些老实人碰到此事也就自认倒霉了，可是有些恶人往往要追上去对叫花子拳打脚踢，直打得他们头破血流才肯罢休。这些叫花子为了吃上一点食物往往要冒被打伤致残的危险。

乞丐们最后的归宿往往是倒毙街头。昔日北京街头经常有冻饿而死的穷人，俗称“倒卧”，其中许多是乞丐。管片的警察发现倒卧后，找人弄口薄皮棺材，找辆车拉到城外，埋到乱葬岗子里。有时连薄皮棺材都无处去要，只得用一领破席将尸体卷起来埋掉。对于这类事，北京人早已见多不怪，习以为常了。

旧京乞丐面面观

乞丐俗称“叫化子”。他们有严密的组织和森严的等级,而且人多势众,长期以来对北京的经济、交通、治安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乞丐中的头目称为“杆上的”，又名“扎铺的”。传说某朝一位皇帝，发迹前曾为乞丐，嗣后贵为天子，因不忌其贫贱时行乞的历史，遂恩准天下的叫化子逢门可乞，逢城设厂（厂大者即大丐头，下设若干小头目），逢镇设甲（甲者即丐头）。于是大丐头便成了叫化子王国中颇有威信的“国王”，终身受成千上万叫花子的供养，食美味而衣轻裘，娶娇妻而纳美妾，且有生杀予夺之大权。
旧时北京的店铺开张或民家办喜庆大事，首先要与“杆上的”接洽。喜庆之日，杆上的代表全体叫化子登门贺喜，帐房先生笑脸迎送，并奉送大洋四角至一元二角不等（当年一般职员月薪为大洋六元）。杆上的得钱后，遂在门口贴一纸条，上写“宝号新张开幕，众兄弟不得搔扰”，或“贵府喜事，众兄弟不得搔扰”等字，众乞丐目睹字条如见圣旨，无不退避三舍。如不其然，众乞丐则采取“车轮战”法，接踵而来，或以“不给财，我不来，省下钱，买棺材！”等语诅咒；或混入大门，伺机将宴席所用铁锅砸漏；更有甚者则悄悄地放一把火，变喜庆为灾难。其破坏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乞丐王国里，丐头具有无上权威。乞丐们行乞的路线与地段，是由丐头划定的，彼此不能越雷池一步。乞丐间所发生的一切争端，均由丐头出面调停；倘若不服，轻则受责罚，重则被打成残废，以至一命呜呼，或被驱除出帮。从外省市流入北京的叫化子须先“拜杆儿”否则即无立足之地。
丐头对手下的众多的乞丐亦有应尽的一些义务：乞丐成家，丐头要为其张罗“份子”（礼金）；乞丐患病，丐头须为其请医购药并派人轮流服侍；乞丐死亡，丐头则为其集资埋葬或呈报官方处置。
丐头是终身的职业，老丐死后，众乞丐才能举荐资格老、声望高的乞丐接任丐头的职务。新丐头上任后，照例要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集体拜杆儿，并经公议重新确定若干小头目。群丐则按年龄依次称老大、老二、老三，童丐统称为徒弟。
北京的丐头所管辖的乞丐不下二十余种，其乞丐方式五花八门、各有特色。兹择其数种略述之。
以砖头频频拍打前胸或后背者，称为“打砖”，此类乞丐皆有一定的气功基础。他们无论坐于市井还是走街串巷，总是手执青砖拼命地猛击身体，发出呼呼的声响，每击一下便高喊一声：“修好吧，老爷太太！”被击处由红而紫，由紫而青，而他们却全然不顾疼痛。过往行人目睹此惨状，必发恻隐之心而舍以钱财。
手持一副竹板或两块牛胯骨，立于商店或宅门门前，有节奏地搞打，伴随着“瓜吉瓜”的声响，唱出一段段合辙压韵的词句，其名曰“数来宝”，此种乞丐不仅口齿伶俐，而且头脑相当聪明，能够即兴编唱出一套套的词句。例如：“竹板打来响丁当，眼前来到瑞蚨祥。宝号本是绸缎庄，锦绣绫罗闪金光。买卖做得真仁义，财源茂盛万年长。”又如：“竹板一打呱哒哒，转眼来到贵人家。老爷太太心眼好，子孙万代永发达。”无论铺户还是住户，听了如此吉祥而又极力奉承的词句，总会是不好意思一毛不拔。
北京的女乞丐，名之曰“女拨子”，别名“拍铺的”。她们聚居在天桥一带的小店里（注：高凤山先生有一篇回忆文章专门介绍这种“小店”），个人衣衫褴褛，头裹青巾，手执竹板儿，每日成群结队前往各家店铺演唱快板儿，虽为女性，而嘻笑怒骂竟无拘无束。因其人多势众且性格粗犷，故店铺掌柜与伙计从来不敢得罪她们，只要看她们一进店门，就立刻付之以钱，避免因其骚扰而影响了生意。
最令人目不忍睹的行乞方法是“钉头”和“穿腮”。钉头行乞者，头顶上都有一个核桃大小的肉包，这是经长期磨练而出现的头皮畸形（增生）。行乞时将大铁钉斜插肉包内，走进店铺以示要钱。倘若不给，便用砖头猛砸铁钉丁当作响，鲜血随之而冒出，以此无赖手段将事态扩大后，往往达到迫使店铺多给钱之目的。
穿腮，尤为惨烈，但不往常发生。三十年代初，大栅栏同仁堂药铺门口就曾发生过一起这类事件。行乞者侧脸贴于门框，将几寸长大铁钉自口中穿透腮颊，钉在门框上，围观者不计其数。药铺掌柜无奈，只得以重金遣之，方得解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