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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初冬的垦区平原，已是冰封雪降，寒气逼人。日寇纠集了日伪军近两万人，配有飞机、军舰、坦克、骑兵，采取长途奔袭的手段，对我清河军区唯一的后方根据地——以黄河入海处为中心的周围几百里的地区，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我主力部队，都胜利地转移到外线作战了。剩下的兵工厂、被服厂、皮革厂和医院等后方机关的同志，在合围圈中与敌周旋。当时，我在第二疗养所任政治指导员。疗养所共有两百多名伤病员，其中重伤病员约有六十余人，分住在张家圈、小口子和夹河三个村庄。住得很分散，村子相距很远，最远的四十里。这块黄河冲积平原，数十里不见人烟，齐胸的茅草和过人的红荆遍地丛生，横贯百里。我们除把轻伤员组成两个队和敌人周旋外，将重伤病员全部安插在距村落很远的荆林密草深处预先构筑好的掩蔽洞里。这些洞上边栽上茅草和荆条，一点破绽也没有，不是十分熟悉的人，是不容易发现的。当时，重伤病员们都很有信心，说：“这是安全洞，任凭敌人再凶恶，再狡猾，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度过这段时间的。” 我们只准备了七天至十天的千粮和饮水。当敌人还在外围扫荡的时候，就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如今摆在全体人员面前的任务，不仅要和敌人斗争，还要保证伤病员有饭吃、有水喝和得到不间断的治疗。这是多么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呀! 夜，漆黑漆黑的夜，我带着几个小看护员秘密地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找到益利油房的主要负责人郭俊忱同志，他是我在直属团一营工作时的老战友。看来他很明白我们的来意。便热情地问道：“有什么困难吗?”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内疚于心，有点羞怯地说：“粮食快——光——了”。 他听后，一面吩咐人去办理，一面爽朗地说：“细粮白面咱没有，豆饼大豆充给养，同舟共济反扫荡……” “团结战斗打东洋。”他的乐观情绪感染了我，不等他说完，我竟情不自禁地补上一句，我们紧紧地握着手深情地笑了。 过了一会，郭俊忱同志对我充满着希望与信心说： “祝你们胜利!” “我的手枪还有五发子弹，四发给敌人吃，一发留给自己。”我表示决心。 “何必这样呢。五发子弹都给敌人吃才是。” 欢快的心情，胜利的信心，使我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个声音：“胜利后再见。” 这时，同志们已把埋藏的几十片豆饼和一部分黄豆挖出来，抬到我面前说： “没有别的东西了。请伤病员同志们多多担待吧。”并帮助我们连夜运到驻地。这就成了我们最好的粮食。在紧张而艰苦的反扫荡日子里，我们就是把它用干草和荆条烤烤来充饥。饮水没有了，我们就到处寻找冰块来解渴。那时吃起来可香甜啦! 八天过去了，敌人渐渐逼近了我们。他们把班、排、中队、大队都分成散兵线，扛着太阳旗，一个紧挨一个地吆喝着，向我们逼近，想反复拉网，把我们后方机关完全消灭掉。情况确实危急。我和在反扫荡中偶尔相遇的军医处特派干事夏芳明同志商量：“看来形势是很严重的，我们要作最坏的打算，向好处努力。”通过动员，大家都抱着宁死不屈的坚强意志，决心把斗争坚持下去，直到最后胜利。我负责带领的一队轻伤员，整天沿着黄河和敌人周旋。敌人到这边来，我们就偷偷地趟过已经结了薄冰的河水，插到那边去；那边来了敌人，我们就插到黄河这边来。天天和敌人作穿梭式的斗争。就这样，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避开了敌人的拉网。最多的一天，我们趟了十一次河。后来，我们被敌人赶到了黄河入海处的神仙沟，敌人却也正好在那里会合。三架飞机在轮番轰炸那里仅有的几间破草棚。四面都是敌人，使我们进退两难。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索性游过神仙沟，找准敌人薄弱的结合部，一声呼喊朝其勇猛冲击。那些胆小如鼠的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进攻吓得愣住了，不由地给我们让出了一条道路。等他们从惊愕中清醒过来，我们早已隐没在荒草丛里了。我们冲出敌围，发现少了看护员小荆。决不能丢了战友啊!我立即派了几个同志循着突围的路线，耐心查找。一直找到黄河边，只见他昏倒在离河岸不远的深草丛里，浑身发紫，是冻晕了。同志们急忙寻了一些干草，点起火来，帮他烤一烤，这才慢慢苏醒过来，但十个脚趾都脱落了，从此成了荣誉军人。 网张得更严密了，形势越来越紧张。我们几次被赶下海去。虽然这一带的海滩又平又浅，下去十几里路，水还不会没顶，但是敌人的骑兵在后面追，汽艇在水深处来回巡逻，两边敌人都不时向我们打枪打炮。我们呢，既保持联系，又疏散活动。反正在水里大家都走不快，敌人也围不住，来来回回在海里转吧。大家看到敌人急得团团转的狼狈相，都忘了饥饿和疲劳。忽然，有人拣到一条受伤的黄花鱼。用绳子穿过腮部，提着它说：“不是趟海，哪能拣到这么大的鱼呢!”夕阳西下，恼羞成怒的敌人对我们疯狂地扫射了一阵之后，即收兵上岸，就地驻扎下来。 透过夜幕，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敌人都围着火堆烤火，火堆一个挨着一个，把漫长的海岸构成了一道火墙。火堆之间还有三三两两的人影来回走动，不用说，这是敌人的游动哨，敌人妄图把我们困在海里。情况这么严重，一些同志还乐观而风趣地说：“这是小鬼子为我们筹办元宵节，点放路灯呢。”有点军事常识的同志都知道，呆在海里，明天的情况是没有办法应付的。而且难忍的饥寒折磨得大家渐渐支撑不住了。因此，每个同志都把希望寄托在突围上。于是，我们集中了全部枪支和手榴弹，我带着几个同志在前开路，掩护大家突围。我们都保持着一定距离，猫着身子慢慢接近海岸，轻轻拨开枯草。盯着游动哨的影子，一个跟着一个从火堆的空隙中偷偷地爬过去。这时，刚巧十二点。一离险境，同志们又活跃起来了，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都是冰凌，有的说：“呀!我成了披甲戴盔的大将军了。”另一个同志接着说：“噢!你还有地位观念?我穿的是玻璃大褂呢!”这时，我发现军医处军需房荣庆同志赤着脚，满脚鲜血淋淋，显然是被荆条划的。我说：“同志们，谁有多余的鞋袜献出来，给房军需……”话未说完，同志们争先恐后地交献了几双。休息了，大家又去拔了很多枯草来，把它铺到地下当褥子，盖在身上当棉被，带着冲出敌围的欢悦和向往胜利的心情，度过了漫长的冬夜。 拂晓，我们又投入了反扫荡的战斗。 二十一天过去了，敌人龟缩回去了，战友们都陆续地归来。一见面都惊喜地相互问道： “啊!你还活着!” “我们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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