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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与书法●傅雷 一怒而安天下民
傅雷(1908.4.7—1966.9.3),字怒安,号怒庵,汉族,生于原江苏省南汇县下沙乡(现浦东新区航头镇)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20世纪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他的全部译作,现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从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现已出齐。
傅雷先生的书法,能楷能行,且均以小楷面世。其楷书规范自然,取法《洛神赋》,但落墨丰腴,捺脚厚重,大有唐人写经之趣味。他的行书尺牍体脱胎“二王”,写得潇洒雅致,流畅老练。据杨绛回忆说,傅雷和钱书一起谈书论道时,两人都有对书法的喜好,钱书忽发兴致用草书抄笔记,傅雷则临摹十七帖而遣兴。
虽说在书法上,傅雷先生没写过什么专论文章,但他对西洋美术史以及中国传统绘画的研究,却有很深的造诣。在法国他所学的就是西洋美术史,后来回国在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中,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此间他编写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讲义并翻译了《罗丹艺术论》等,对于绘画艺术和理论,傅雷常常有自己的理解。
打开《傅雷书信集》,读两通傅雷用毛笔写成的手札。开始人们关注手札的内容,致黄宾虹的手札,叙述了上个世纪两位文化巨人的人生行止、审美趣味、商业往来、人际交往,以及北京、上海的风俗。两人是忘年交,穿梭于北京、上海的手札,写出了我们前辈的风流、高贵、潇洒。这种友情已多年不见,即使想一想,内心也充满了温暖。
关注手札的内容,更多地了解了傅雷与黄宾虹,那些诗情画意的往昔生活,一次又一次激起了我的写作欲望,一个题为《傅雷与黄宾虹》的长篇随笔构思就这样形成了。
至此再关注傅雷的字。与手札内容相映成趣的行草书,不仅托起了写信人的炽热情感,又呈现出一个雅重行实的君子。我进入了书法审美的状态,我进入了傅雷书法的深处,渐渐,作为书法家的傅雷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
傅雷有许多译著,印象深刻,甚至对世人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便是大家熟知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艺术哲学》。而《傅雷家书》,写给儿子的数百封书信,也写出来一个完美的父亲。于是,在知识与文化被重新评估的中国,傅雷便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父亲。可是,看《傅雷书信集》,我的“吝啬”是不负责任的。
对傅雷手札内容的熟读,了解到在上海的傅雷一边用钢笔译书,一边用毛笔写美术评论;一边与出版商打交道,一边与马公愚、夏丏尊、沈尹墨等名流宿儒雅集唱和;一边关注文学艺术的教化,一边经纪书画,还做得井井有条。细腻而博大,精致而深邃的傅雷,在放达处竟然是有谋略地实现着自己的书法家之梦。
傅雷书法得“二王”正传,小楷胎息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舒朗、雅正,以此写成的经办黄宾虹书画的账目,也遍布阳光,没有一丝一毫的阴冷——收到几件,卖出几件,送人几件,所剩几件,清清楚楚;收到的钱数,哪些存进了银行,哪些汇到了北京,毫厘不差。剩余资金的使用,傅雷有高见相提,他反对投资股票,反对黄宾虹做投机生意,支持宾老先生囤积一些上好的宣纸。看看,做买卖,也不离文房四宝,也讲究诗书相映。傅雷的行草书,有王羲之《圣教序》之骨,亦多“二王”尺牍之妙,流畅间不失传统的法度,激越时顿显艺术的雍容。我不知道傅雷与沈尹墨是否交流过书写的经验,当我看到沈先生同一时期的行草小字,其中的结体、韵致,与傅字如出一辙。我知道,沈先生的字也是从“二王”中来,海上诸多名家都离不开“二王”,白蕉不是也写得一手这样高逸的字嘛。看来东晋在上海文人的心中并不遥远。
傅雷对黄宾虹的艺术成就相当服膺,不遗余力地为之四处奔走推介、筹办画展等等。1943年11月,黄宾虹生平第一次个人书画展在上海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开幕,这就是傅雷等几位策划努力的成果。为此,黄宾虹非常感动,将他引为平生一大知己,并与之经常一起观赏其所收藏的历代名家名作,探讨画理,交流心得。在赏评黄宾虹作品的文章中,傅雷有许多艺术见解,尽管是谈论绘画艺术的,但书画同源,其观点对于书法艺术来说也同样适用。 傅雷先生的书法,初看平淡无奇,然慢慢咀嚼,反复品读,则能体会到他一以贯之的坚韧与刚毅。傅雷先生一百多封家书,基本都以毛笔书写,有的甚至是数千字的蝇头工楷,一路写来形神不散。他不但以毛笔写中文,也可写英文法文,据说他有一封毛笔英文信写了一丈之长,轻重徐疾,线条粗细变幻,写得煞是流畅而潇洒,虽为洋文,而同样具有书法之美。
1961年初,为了提高儿子傅聪的艺术修养,他还从自己所译的《艺术哲学》一书中,挑出一编《希腊的雕塑》,共六万余字,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用毛笔抄录并加注,寄往伦敦。傅雷就是这样的认真与执着,不仅是对工作,对艺术、对朋友乃至对人生,他都是如此。
读过很多名人写傅雷的回忆文章,他们都是傅雷的好朋友,如楼适夷、柯灵、施蛰存、杨绛等,但他们几乎都说到了傅雷的认真与执着,并觉得其有时认真得“过头”,有时甚至是偏执了。柯灵说:“他身材颀长,神情又很严肃,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在傅雷的身上,传统文人的耿介刚直他是表现得最为强烈的。1958年时,尽管傅雷被错划成“右派”,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愿继续印行他翻译的书,只是需让他用笔名,可傅雷的回答是“不”。至1959年国庆前,傅雷将摘掉右派帽子,之前有关部门告诉他这个喜讯,让他有个承认错误的表态,傅雷的回答还是“不”。
这前后两个“不”字,充分显示了傅雷坚定孤傲、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独立品格。这样的文人,也许他看似不容易与你亲近,但他留在你心目中的,却是永远的钦佩与尊敬。
(本文综合管继平、张瑞田有关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