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符号学原理》(Eléments de sémiologie，1963)——理论架构 一般而言呢，Barthes是位符号学概念和方法的应用家，而非纯理论家，但是这本书由于论证整齐严密，简洁明了，已成为当代西方文学符号学研究的必读书和入门书了。 这本小册子分为“语言学的问题”、“符号学的观点”两部分，详细论述了能指、所指、意指和组合段问题。本书中文译是李幼蒸先生翻译的，并附有罗兰·巴特在法兰克福学院的就职演讲稿，以及苏珊·朗格所做的《写作本身：论罗兰·巴特》和克里斯蒂娃所做的《人怎样对文学说话》。 我在此仅向大家介绍一下他的意指理论。其实索绪尔在后期也曾提出这一概念，但没有来得及做完整的阐释。 在这里，因为写作的简明性我用余志鸿先生的著作给大家解释一下意指的相关理论。在我们传播符号学领域，符号存在“意指项”理论原本是源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的，“意指”即意指是研究能指/所指的关系模式，也是以整体的方式看待能指与所指。所有的意指都包括两个层面：表达层面（由物质性态的实体能指实现），内容层面（即所指，意义方式表现的思维形态——所谓概念）。 表达层面：E（plan d’expression） 内容层面：C（plan de contenu） 意指行为则是二者的关系（R）：ERC 余先生在此举了皮鞋的例子，简单来说是这样的，我们想象一个商店橱窗里陈列一只切开的皮鞋，切开的剖面对准公众，旁边树着一个牌子，上书：绝对真皮。 那么在这个符号系统里面，有两层意指系统： 第一层很明显：E是切开的皮鞋，C是想告诉人们，这鞋是真皮做的。 第二层则是语言学层面的：E是“绝对真皮”，C是“这绝对是用真的皮做的”。 非语言传播的符号（在广告中非常明显）都是分层的。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它的意指系统： 人为的把皮制的鞋切为“皮”和“鞋”，意指的重点显然在“皮”（E），所指的object是“鞋”，于是，这个ERC系统马上又延伸出另外一个ERC系统，且这个系统变成新系统的一个要素。那么我们分别用e1Rc1和e2Rc2来表示。（图4） 在这里：E2=E1+C1，即第一系统的完整意指幻化成了第二系统的能指层E2（橱窗中的鞋无数鞋中的一只，但是本店的鞋质量优良），新的C2则是：你们要来买哦。 一般在传播符号学中，如果e1Rc1进入第二层系统的所指层C2，我们就说第一系统是第二系统的“内涵系统”。 如果e1Rc1进入第二层的能指曾E2，我们就说第一系统是第二系统的“阐释系统”。（图5） （迷思一词，myth，巴特（1973）是用其来指称意指第二序列的运作方式之一。即思考事物的一种文化方式，如温和的老警察拍拍一个小女孩的头的照片——英国警察的迷思） 除了这部份内容之外，意指理论比较重要的就是它的三种表现方式： 直接意指（dénotation, denotation）：能指在形式上是空洞的，但意义方面有事充实的。即浓重的约定俗成色彩。如照片，通过把所指的外在形象延置到相纸上，这张照片与被摄者的基本关系确立。在这个层次，能指本身的价值首先是具备足够的合理性。巴特认为，神话之所以能够构成，扭曲之所以能够实现，乃是由于神话的形式（含蓄意指的能指）已经由直接意指的符号形成了。 含蓄意指（connotation, connotation）：罗兰·巴尔特强调符号构成的一个基本的要点：形式—能指并未完全吞食它的意义，只是使意义贫乏化。在第一个层面上建立的意义在第二个层次失去了一些价值却保持着被激活的生命元素，为接纳新的意义做准备。（举曼德拉和466/64的例子）。除此之外，巴特还认为，意识形态是含蓄意指之所指的形式，而修辞学是含蓄意指者的形式。（图6） 互动意指：了解主体间的互动首先需要了解“主体间性”（Intersub
jectivity）的特征。如果我们承认某物的存在既非独立于人类心灵，也非取决于单个心灵或主体（纯主观的），某物的存在有赖于不同心灵的共同特征，这个共同特征就是主体间的。 《符号帝国》(也有译作《符号禅意东洋风》，l’Empire des Signes)——结构乱了 《符号帝国》出现在巴特的写作生涯里其实有点突然，此前，他一直和法国知识界思潮——无论文学的还是哲学的——保持着联系，他是思想界具有先锋意味的代表，但《符号帝国》出现了，巴特好像突然撤出了那个知识舞台，转到一个不合他身份的趣味对象上。那么这个对象为什么是日本呢？客观上是由于1967年巴特的日本之行，主观上则是日本的东方性、特异性吸引了巴特，用巴特的话讲就是他所谈论的是“我的日本，我称作日本的一个符号系统”。在《符号帝国》中他以一种赞扬的、羡慕的眼光在谈论一种异质性，这样，便与那本他以讽刺、嘲弄口吻就写就的《神话学》形成了鲜明对比。毫无疑问，这两本书在他的著作中就最亲和性。 严格来讲，《符号帝国》只属于一个暧昧的符号领域，它无疑与解构有关，但它丝毫不提及任何的哲学理念。在另一个层面上，《符号帝国》的编排形式，它运用了一种并置抑或说民主的方式将各专题安顿下来，而非构建一个森严的等级系统。全书涉及了26种符号对象，那么下面我们来分享他在饮食系统中最著名的关于筷子的分析（他认为筷子具有母性特征）。 “这种准确、精致、十分小心的动作正是用来抱孩子的那种细心劲儿”，“这种用具不用于扎、切或是割，从不去伤害什么，只是去选取、翻动、移动……它们从不蹂躏食物：要么把食物慢慢地挑开，要么把食物分离开，因而重新发现质料本身所具有的天然缝隙（这样，筷子就比刀子更接近于手指的作用）”。“由于使用筷子，食物不再成为人们暴力之下的猎物（人们需要与肉食搏斗一番），而是成为和谐地被传送的物质”。（ 《符号帝国》，罗兰·巴特，孙乃修译，商务印书馆，1994.03，P22-25） 福柯悼词——是献给巴特最后的神曲，是一个天才献给另一个天才的绝唱，是巴特永恒流世的碑文：“你们都知道，你们选择的是少见的智慧和创造的平衡。你们选择的——你们也知道——是一位对领悟事物本来的面目具有奇特能力的人，他以前所未有的新角度更新事物。你们知道，你们选择的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个不同反响的教授，他的教学对于听众不是一堂课，而是一种经验[……]。命运让物的愚蠢暴行——这是他唯一可以憎恨的现实——结束了所有这一切，而且就发生在这所我曾请求你们让他进来的殿堂的门口。如果我不曾知道他在这里很幸福，如果我不是感到应该从他的那里给你们带来越过忧伤的友谊的微笑，那我是承受不了这苦痛的。”（《权力与反抗》，Michel Foucault，P110） Y安伯托·艾柯（亦译作翁贝尔托·埃科）Umberto Eco（1932- ）Y 《剑桥意大利文学史》将其誉为20世纪后半期最耀眼的意大利作家，并盛赞他那“贯穿于职业生涯的‘调停者’和‘综合者’意识” 。 艾柯的世界辽阔而又多重，除了随笔、杂文和小说，还有大量论文、论著和编著，研究者将其粗略分为8大类52种 ，包含中世纪神学研究、美学研究、文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符号学研究和阐释学研究等。而艾柯最引人瞩目的，是他在多个世界间轻松游走的能力、还有那不保守也不过激的精神。 艾柯还是位积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为多家报纸撰写专栏，透过日常小事进行社会批评。他在欧洲已成为知识和教养的象征，许多家庭都会收藏他的作品，无论读懂或读不懂。在我国，艾柯也逐步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代表著作： 《带着鲑鱼去旅行》（How to Travel with a Salmon，1992）、《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1980）、《中世纪的艺术与美》（Art and Beauty in the Middle Ages，1959）， 《启示录派与综合派》（Apocalyptic and Integrated Intellectuals: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Theories of Mass Culture，1964）中开始自觉尝试使用符号学方法研究媒体文化问题，这标志着他已经站在了意大利学术界的前沿。 《不存在的结构》（The Absent Structure，1968）出版，这是他数年研究建筑符号学的成就，也是他第一部纯学术化的符号学著作，奠定了他在符号学领域内的重要地位。 《符号学原理》（A Theory of Semiotics，1975，英文版本在1976年出版）， 《符号论与语言哲学》（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1984）。 关于艾柯的符号学理论，我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两部分，一是他的分类法，二是他的一般符号学。 一．艾柯的记号分类法（Eco’s Typology of Signs） 在符号学思想史上有关记号概念的思考，既是按分门别类方式进行的，又往往是遵照同意的框架观念安排的。 艾柯首先将记号分为三大类：（1）自然事件类：人们用此类中的项目进行认知活动，如从烟认知火的存在。（2）人为记号类：人们运用此类中的项目与他人通讯。（3）古意类（或废弃类）和诗意类记号：这是文艺性的特殊活动。按照这三大类还可划出诸多小类。 我们看一下艾柯参考了Peirce的三分法之后做过订正的一个记号分类图。（图3） 二．艾柯的一般符号学理论（Eco’s Theory of General Semiotics） 艾柯的一般符号学，包括记号分类学（上面我们介绍的）、记号函数论、一般代码论、意指理论、符号学认识论和意识形态论。从另一角度讲，他的一般符号学包括一般记号学（以记号生产和记号函象概念代替索绪尔的能指和莫里斯的记号）和一般代码学（信息论时代的代码取代语言符号学中的langue）。 首先关于艾柯对解释项和试推法概念的诠释。他的一般符号学极大的倚重皮尔士的一些概念。对于解释项，他认为解释项虽然有多重含义但是“它的模糊性同时也是它的力量和它的理论纯洁性的条件”。艾柯本人是反对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确定论的艾柯，试图模仿的是持近似立场的德里达所创造的起类似作用（连续的不可捉摸的流动性）的术语，如踪迹。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艾柯继承和发挥的解释项概念所具有的高度歧义性，与他的符号学理论中的大量科学名词的精准性，形成了值得注意的对照性。艾柯话语中的这种非一致性用法，表明了他把某种准哲学或文学性论说纳入到符号学科学话语中。艾柯的一般符号学理论中，意义占据重要地位，而其基本观点是意义变动论和推论性意指论，自从研究Peirce哲学之后，艾柯赋予其意义论以皮尔士逻辑学的外衣，这就是解释项和试推法原则。然而援引Peirce概念也不能使艾柯的意义说更加明晰。我们不妨说，艾柯的一般符号学理论体系，其描述性多于论证性。 艾柯在倾向于走认识论的中间路线，在技术层面则采取了叶尔姆斯列夫的表达面-内容面二分法。即当一代码把一传达系统中的成分分配给一被传达系统中的成分时，前者即后者的表达，后者即前者的内容。（《理论符号学导论》） Y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 （1917.3.9－1992）Y N N N N N N N 理论简析：格雷马斯以意义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试图由语符语义关系的形式化内在地推演出文本的意义系统，以结构语义学为叙事文建立起一套叙事语法。认为叙事文是由外显的叙述层面（表层结构）与内隐的结构主干（深层结构）所组成，深层结构可看作是从叙事文表层结构“约简”而来，但它在逻辑上是先于文本的，它是叙事的原初表达形式，在组合化过程中生成表层结构，进而表现为格式各样的文本。叙事深层结构类似于句法结构，其中叙事结构的“行动元”对应于句法的主语，叙事结构中的“行为”对应于句法的谓语，按照“二元对立”的思想及其组织关系，格雷马斯分别建立起“行动元模式”与“语义矩阵”，作为一套有效的阐释方式，它们被广泛运用于人类学、文化研究等相关领域。格雷马斯创立的符号学矩阵，是其叙事语义学中最富独创性和应用性的贡献之一，它为各种类型叙事文本中的基本意素关系提供了描述模型，格雷马斯学派理论由于此可运作的意义模型的建立而得以广为流传。 Y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M.M. Bakhtin（1895～1975）Y N N N N N N 理论简析： 巴赫金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两方面：一、他建立了以他的“超语言哲学”为基础的历史诗学，这种历史诗学修正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来对语言中心的关注，同时根据语言实践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变化来解释语言符号系统所确立的形式和意义统一的特殊性。二、在对具体艺术形式的分析和探讨中巴赫金集中阐述了他的一系列理论如对话理论、狂欢化、复调小说和话语杂多等，而且如在对陀思妥也夫斯基和拉伯雷的小说的研究中，巴赫金并不局限在对叙事形式和结构的微观分析上，而用他的小说理论强化了他的语言实践观。 1. 巴赫金对话理论对后结构主义互文本概念的启发。（人类交往方式） 2. 从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对作者决定权的逐渐削弱到结构主义的写作主体的完全出场也存在着一条合理的逻辑线条。（作品主人公是和作者平起平坐的主体） 3. 巴赫金的历史诗学对语言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历史关系的注重也影响了后期的结构主义从文本的结构分析转向了文化符码的结构分析。（修正了索绪尔的共时性的语言学，后期结构主义把文化符码平面和意识形态的平面结合了起来，开始关注文化符码背后的社会学含义） 4.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非常重视一个概念，那就是“未完成性”，这个概念深深地影响了结构主义关于“动态美学”的观念。（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对话的不可完成性，也就是说，对话永远是指向未来的） Y“卡西尔-朗格符号学”Y 恩斯特·卡西尔Enst Cassirer（1874—1945） N N N N N 理论简析：他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文化是符号的形式，人类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或“象征”活动，在此过程中，人建立起人之为人的“主体性”（符号功能），并构成一个文化世界。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和历史都是符号活动的组成和生成，彼此表示人类种种经验，趋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塑造“文化人”。同语言一样，艺术是从人类最原初经验的符号化——神话中分离出来的独立的符号形式，艺术同其他的符号形式一样是人的一种行为方式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其独特性在于艺术是对自然和生活的发现，对自然和生活所作出的新的探讨和解释，美的形式是一种自由主动性的产物。由于每一件艺术品都是一种生命的形式，都有一个直观的结构，意味着一种理性的品格，因而艺术品应该具有“审美的普遍性”。 审美价值的本质不仅是要激发起某种情感，而是要由所激发的情感洞见这种情感的本质，洞见一种生命形式，再由这种生命形式去统承由艺术所产生的激情，从而达到一种自由自主的境界，最终实现生命的解放。 P.S. 卡西尔的“符号”英文译本是“symbol”，常译作“象征”，其实它兼具“符号（sign）”和“象征”的双重含义，因卡西尔强调其“象征”义，故其符号可被理解作“象征性符号”。 苏珊·朗格Susanne Katherina Langer（1895.12.20—1985.7.18） N N N N N N N 理论简析：朗格系统地发挥了卡西尔的符号论，使符号论美学自成一派。她吸收了逻辑实证主义者I·A·瑞查兹的语言方法，进一步把符号区分为推理的符号即语言符号，和表象的符号即非语言的符号。并进一步发展了非语言的符号论——把艺术视为具有表象形式的独立符号，即表现情感意义的符号。 她继承了卡西尔的观点，反对科林伍德的表现说，强调艺术表现的是人类情感而非艺术家个人的情感发泄。 在她看来，表现情感或任何心理事实必然要运用“生命形式”，因此，优秀的艺术，所谓“活”的艺术，就意味着“生命性质”的艺术。生命形式的基本特征是有机统一性、运动性、节奏性和生长性。 艺术形式就是以抽象手段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艺术符号的性质在于其象征性而不在于信号性。艺术符号告诉我们一事物的具体状态，并使心理活动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对象，从而把不同感觉的信息联结起来，它的逻辑关系至少包括主体、符号、客体和概念。“符号”给想象的静观提供形式。“符号”分为“推理符号”和“表象符号”两类。前者如语言，它能形成推理的模式，有时间顺序的思维，它表现为陈述。后者如图画，其意义即在自身，难以语言复述，难以互相反驳，它就是“艺术”，是非推理的，适合于情感和情绪领域的表现方式。 这幻像不仅是能给人审美愉悦的既定材料的安排，而且是这安排产生的结果，因而艺术不是再现，而是符号形式创造。 三．案例简介 我为大家准备了两个案例：一是今年2月《国际新闻界》上刊载的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隋岩的一篇文章：《从符号学解析传媒言说世界的机制》；二是费斯克的《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中在“符号学方法及应用”一章中所举的关于《观察家评论》（Observer Review）对于1976年诺丁山狂欢节（Notting Hill Carnival）报道的例子。 Y《从符号学解析传媒言说世界的机制》Y 这篇文章主要运用了罗兰·巴特的含蓄意指理论，来分析我们的大众传媒是如何炮制关于世界的各种言说的，进而运用了元语言理论分析“一致舆论”和“普遍赞同”的生成。其指出，媒介的运作的两个机制分别是自然化机制和普遍化机制。 P.S. 波兰逻辑学家塔斯基Alfred Tarski则称之为元语言，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Eléments de sémiologie)就采用元语言（le méta-langage）（或译释言之言）这术语。 《语言学百科词典》：元语言，又称“纯理语言”、“符号语言”。与“对象语言”相对。指描写和分析某种语言所使用的一种语言或符号集合。用汉语来说明英语，英语是对象语言，汉语是元语言；用英语来说明英语，英语既是对象语言，又是元语言。在辞书编纂和语言教学中用于释义的语句称元语言；在语言研究中为描写和分析语言成分特征使用的一套符号和术语，如[±Noun]([ ±名词])、[±Abstract]([ ±抽象]、[±Animate]([ ±有生命])等，也属元语言。 但要区分逻辑学的元语言和语言学的元语言。 若一种符号学，其内容层面（所指）就是符号（能指和所指的结合物），则此符号学为元符号学（metasemiotics），即研究符号学的符号学。 Y诺丁山：写实性的转喻Y P.S. 背景介绍：诺丁山狂欢节（Notting Hill Carnival）起源于1964年，是欧洲最大规模的街头文化艺术节，这一活动至今已演变成规模宏大的多元文化节，其规模仅次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每年吸引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已成为伦敦颇受欢迎的旅游项目之一。 诺丁山区的黑人居民多半不来自非洲，而来自加勒比海或拉美其他地区（一种说法：由特立尼达移民发起）。正是诺丁山的移民文化孕育了诺丁山狂欢节。20世纪60年代，聚居在诺丁山地区的西印度群岛移民因思乡情重而举办狂欢节，当时不过只有一小群人穿着民族服装，敲着钢鼓在街上走一圈而已。后来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积极参与，逐渐使狂欢节成为英国多元文化的象征之一。 （图7） 大家看下这两张图片新闻照片以“转喻”而非“隐喻的方式运作，因此在意义的构建上不关注“创造性”，它更多表现“自然性”。11a是1976年伦敦诺丁山狂欢节上的一张照片，其中一部分转而表现为黑人青年和警察的对立，11b就是《Observer Review》编辑刊登的这张照片。 第一意指序列：在直接意指层面上，11a产生的问题比较少，这是许多视觉符号组成的句法结构。两幅照片的主要符号都是黑人青年和警察，三个附属符号是围观群众、都市场景（高架桥底部、凉台）、以及那棵树。 第二意指序列：一旦我们要开始思考所指，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个第一序列和第二序列的区分是多么不真是：这种区分似乎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而已。 但是，让我们看看专家说的话：时任《泰晤士报》的编辑哈罗德·埃文斯（Harold Evans，1978）评论其“这样照片既是创造性摄影，又是有意识的图片剪辑的结果”，“原先照片中的树、房子和背景，没有增加新闻性，如果保留，反而会分散关注点。剪辑后的照片不仅保留了戏剧性和足够的细节，而且以其尺寸和形状吸引了每个读者的眼球”。 照片给我们带来的迷思是什么呢：警察（虽然拿着警棍）却没有威胁性，其中一个甚至防卫性的用手臂挡住自己的脸；黑人青年确实激进、愤怒的。照片上的对抗是我们整个社会内在压力和冲突的转喻。背景中的黑人群众也说明，这就是他们生活的街区，但这个城市处于白人的统治之下。而高架桥底部则是大城市中心衰落的标志。 经过剪裁之后，照片形状改变了，使得照片变得短而宽，因此看照片时我们的视线要由左向右移动，这就强化了对抗的隐含意义：读者眼球的移动成为双方交换的视觉符号再现。那棵树，唯一具有潜在软化力的东西，消失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