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房间怎么这么热的啦，你把章老师热死了。”上周的一天下午，章小东接受笔者专访，坐下没几分钟，58岁的章小东嚷起来。出版社陪同的工作人员倒也不紧张，笑着找遥控器，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
章小东已经出了三本书，她的前两部小说《火烧经》、《吃饭》出手不凡，闪烁着充满异数的才华，心直口快的她的最新著述《尺素集》煞是好看，简直“口无遮拦”地记述了她眼中的21位文化人的行止。
真实的东西全部打开来
章小东的书中这样写当年的文化人：写萧红很会利用他人，而且疑似谋杀亲子，所以不但鄙视她，还说“真的是想当场掴她一个耳光”；她为鲁迅的小脚女人朱安打抱不平，“大家都说封建婚姻带给鲁迅很多的不幸，我说他没有一点不幸，鲁迅蛮开心的，他在上海有老婆有小孩，可怜的是朱安一辈子像个活死人”，她甚至假想“这个人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跟鲁迅打起来”；她当面求证黄源，当年萧军是否真的在上海和黄太“发生了床上的关系”，差点把89岁的老人呛到噎过去，她还一脸无辜：那个人现在又不是他老婆了咯，问清楚有什么关系，我不问大家也都知道的呀；她写柯灵的善变、势利甚至借张爱玲的笔暗示他的猥琐和下作、端木蕻良的阴暗怯懦虚荣和好幻想(可是她先生不但是《端木蕻良传》的作者，还是国内端木蕻良热的始作俑者之一)；她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向她的充和“姨妈”求字，却被罕见地回绝，因为张先生觉得“这个人和我不是一回事”；她的锋利、真实乃至“刻薄”也及于自身，写母亲的私奔，以至于仍居沪上的姐姐哭笑不得：小心爸爸妈妈晚上来抓你噢；写95岁的冰心辞世前四年在医院贴着她的耳朵轻轻说：我爱你的爸爸……
让人最关心的已经不是她为什么要写这些，而是这样写有没有麻烦？
“我现在就在等待这些反应，我天天打电话问我姐姐，有没有人来讲什么话，我姐姐说，还没有，这次没有。”章小东看上去坦坦荡荡，毫不忐忑，“我讲的是真实情况，他们要告我，可是每一个地方我写的都是事实，而且在其他地方都讲过了。”
突然想起，晚年巴金讲得最多的就是“讲真话”三字，巴金正是章小东父亲靳以的挚友。小东去国六年后第一次回国省亲，就和家人一起赶到杭州汪庄探望他，没想到三轮车进不了，可她姐姐又是残疾人……电话打进去，好不容易进去了。小东说，“当时巴金先生坐在一个门厅里面，看到我大笑起来，说晓得就是你，没有人坐着三轮车撞进来的……”她心里就想，你现在住在这个地方了，其实这一路你也是这样走进来的……“尊重是应该的，但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一开始就是‘巴老’，也有‘小巴’的时候，也是从普通人过来的，只不过变成‘巴老’了以后，他的身边筑起了一道墙，跟大家隔开来了，我拆不掉这个墙，就挖一个洞好嘞，让大家都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样一件事情，我不是说故意要抠他一个痛，人人都一样的，为什么一定要变成一个圣人呢？为什么要跟老百姓不一样呢？我只是想把他和大家拉得更加近一些，因为我跟他蛮近的。”
靳以是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不仅创作甚丰、更是了不起的编辑家，1959年去世时才五十岁，那年小东三岁。因为靳以的原因，小东这本《尺素集》里的大多数人物，对常人来说可能是“书上报上才能出现的名字”，对她来说，这些人却“没有一点点神秘感”。 “有句话叫‘奴隶面前没有英雄’，我跟他们太接近了。”她想把自己眼里所看到的“真实的东西全部打开来”，在写对他们看法的同时，“我也解剖自己”，如果读者看完以后觉得对他们有用处，“我就开心了。”
不光看到“后脑勺”
关于真实，她的认识倒是很清醒。“其实没有什么一定是真实的东西。有人说，一个故事讲十遍就是不一样的。我尽量在讲第一遍的时候，保证它是真实的……”
小东的先生孔海立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教授文学和电影，他对夫人的作品有恰当的评价：有一部电影，里面有一句话说你看人老是看人的后脑勺，你是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小东不是搞纯文学或者理论的，她就是凭直觉感受来写，我们不会这么写。她在书中对每个人都写了正反两方面，你可以说她偏激、率直或者过分，但这就是她的想法，这本书本来叫“私信”，文学世界是非常个人的，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但我们看了以后又会觉得很有价值。章小东干脆把自己的写作叫做“瞎子摸象”，她坦承：“我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我讲不清楚那么多东西，我就只讲一点，我‘摸’一样东西把它讲得很清楚，让大家看到就好了。”
她永远不会写出一个木头人，因为她爱的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而且，“人是人，作家是作家，作品是作品，作品跟作家不一样，但又可以从作品当中观察他是怎样的作家，从作家当中想到他是怎样动笔的……现在人的思想已经开放了，没有那么多约束了，不像以前一说就是什么‘鲁郭茅巴老曹’，我在西方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说什么马克·吐温第一，福克纳第二，从来没有这种排名，不要做文霸，我反对做文霸，任何霸我都不喜欢，没霸，什么霸？！”
在《今夜的更声打着了多少行人？》一文中，她写王辛笛“文革”之后向国家捐了十五万美元，“那时候，淮海路上一条弄堂里三层楼的连体房，只要十一万人民币”，她感慨，为什么你们这代人都是一样的“天真到愚昧”，心痛之情溢于言表。“这是我自己解剖自己，我没有这么高尚。”大妈喃喃自语。接下来，她写了一段在我看来是全书之魂的话：
“……你们这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化人，想当年谁不意气风发、个性十足？到头来不知道是主动还是被动，是真心还是违心，一个个都变成了革命家……把自己的意气和个性统统自剐？”
章小东说，“我妈妈后来变得很激进、很滑稽，她是一个上海小姐哎，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可是后来她整天拿根竹竿，在外面打麻雀，大炼钢铁，把家里的东西统统拔光，金银首饰就不去讲它了， 把壁炉里面有铁的东西统统拔出来啊，全部是真心地奉献出去了。我外婆是资本家，以前有一种东西叫定息，我妈妈说这是剥削劳动人民，拿掉。”
永远不要失落目标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三十出头的章小东去了美国，她先是在科罗拉多的一家中文报纸做了五年，后来举家迁至费城，她在一家电力设计公司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做了十来年，因为金融危机失业。很快她就找到了新的工作，但一成不变的生活已然被唤醒，她“想做自己”了，于是两个礼拜的工资也不要了，她回家，坐到书桌前，开始写作。
“但是写不出来，我丈夫看我那么痛苦，就让我到牛津儿子那里去，在我儿子那边，听着钟声，我开始写作，慢慢就把《火烧经》写好了，《尺素集》事实上是对《火烧经》里提到的很多人物的一个补充，《火烧经》在这边还没有出版，‘补充’倒是已经出了。”对于文学，小东说，“人家写作可能是因为热爱，而我不是，我是爱我的爸爸，我要找我爸爸，所以一直在写。”不过在她的处女作《火烧经》出来之前，大多数的文字，于她只是生计。
“那时候我写的文章，署名都不叫‘小东’，叫‘小西’。在那边做报纸，是钞票的耳目喉舌，钞票进来了你就要写，比如有人死掉了，老板就要我写篇纪念文章，他是个什么什么样的人，这个人长的短的圆的扁的我都没见过，是黑的还是白的，好人还是坏人我都不知道，就大概跟我讲几句话，我要给他吹出一篇文章来，一千多字，写得来看的人哭为止。所以现在有人叫我‘写情老手’，我说大概这也是锻炼出来的。”
在笔者看来，《尺素集》实在是“靳以传”的雏形，难道小东就没有这样的想法？
累死的，但是《收获》在它四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把他的名字也忘记掉了，他是杂志的创办人、首任主编。他为他人做嫁衣做得连自己都没有了，很多人都忘记掉他，爸爸是最谦虚虔诚的，那么多年，他为文学事业做了这么多的事，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文霸！”
一个小时的采访很快接近尾声，我请章小东给写一句平常萦绕于心的话在书上，她说自己的字不好，坚持写在另纸：永远都不要失落目标。那她的目标是什么，书的自序中似乎已有答案：“用我的这本书来寻找真实，这就是我所追求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真实深深地隐藏，常常隐藏到了自己也找不到的地方，让周边的人甚至自己迷惑，直至磨损”，而我恰恰“就是在这种迷惑当中一路走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