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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伪古文《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宋代理学道统观的经典依据，也是宋代理学家依托经典诠释其心性论与工夫论的重要文本。朱熹集宋代理学大成，他在解这十六字时，针对当时佛教禅宗思想对儒学的影响，自觉到儒家的宗旨和使命与禅宗不同，具有明显的辟佛意识。朱熹人心道心论的辟佛意旨，主要不在佛教禅宗本身，而在于它对儒家士人的影响和对儒学理论与实践的渗透。朱熹辟佛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与使命自觉，是理学成熟的表现。 关键词:朱熹;人心;道心;辟佛 伪古文《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宋代理学道统观的经典依据，也是宋代理学家依托经典诠释其心性论与工夫论的重要文本。朱熹集宋代理学大成，他在解这十六字时，针对当时佛教禅宗思想对儒学的影响，自觉到儒家的宗旨和使命与禅宗不同，具有明显的辟佛意识。本文尝试从这个角度入手，考察宋代理学与佛教禅宗关系的一个方面。 用虚张三者之目，使学者徒为是多方以求之耶?详求圣人之意，决不如是，特释氏之说耳。” 朱熹这段话全文:“张公始学于龟山之门，而逃儒以归于释。既自以为有得矣，而其释之师语之曰:‘左右既得把柄入手，开导之际,当改头换面，随宜说法，使殊途同归，则世出、世间两无遗恨矣.然此语亦不可使俗辈知，将谓实有恁么事也。’用此之故，凡张氏所论著，皆阳儒而阴释。”见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73页。这里的“释之师”黄宗羲直言是宗杲，见(清)黄宗羲:《宋元学案》(二)，卷四十“横浦学案”，(清)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连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1317页。[日]忽滑谷快天:《中国禅学思想史》，朱谦之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83页。(清)黄宗羲:《宋元学案》(二)，(清)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连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138页。 刘勰在我国古代集大成的写作理论专著《文心雕龙》中给后世留下了一道难题，这就是对于文章写作的“道心”的认知。在《文心雕龙·原道第一》中，作者总结性地提出文章写作要“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意思是说要以“道心”为根本来做文章,研究“神理”来设置教化。然而，在这部巨著中，起源于所谓上古的“道心”一说，正像中国古代学说中大多理论认识一样，模糊神秘，没有科学抽象的确定性分析。看来，这是一个文章写作（包括科学文章写作和文学作品创作）中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重大问题，是颇具模糊性而又有根本性的问题。笔者在多年写作的实践和研究中，不断地思考这一问题，初步认为：作为对于世界的深刻全面认知的“道心”，是辩证发展的宇宙万物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在文章写作中具体表达为一篇文章的主导思想及其主题意蕴。本文将力求准确地辩证地剖析“道心”，指明“道心”在文章写作中的表现即“文心”，提出笔者认为更为准确的“神理”认知即主题及其表达方式。 （一）“道”的再认识 “道心”之说，发源于“道”，这就不能不从本原上来分析。自古以来，人们认为“道”是最高层次的根本认知。《文心雕龙》按照所谓“大衍”易数写成49篇（再加最末的“序志”篇，共50篇），第一篇就是“原道”。“道”这个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范畴，据说最早出自于儒家经书《尚书》前面几篇原始社会的公文中，成书于周初的 综合各种对于“道”的认识，笔者确认：“道”，应该理解为宇宙万物的最基本的构成物质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古籍中论述“道”时所联系到的其它概念如 “太极”、“无”、 “空”、“一” 等，目前我们可以理解为构成宇宙万物的“以太”，都可以比较科学地认识为人们不断地探索分析但却永远不可能彻底认知的最微小最基本的物质（今天科学仪器只是发现了中子、质子、反物质等）。不过，人们看不见摸不清、其实是还认识不了或者说是表象“虚无”的物质，被古人表达为能产生“有”的“无”。物质必然运动，这就有运动变化的现象和常常出现偶然性的规律。“道”便是这种物质及其规律的简约恰当的概括性术语，亦即“道法自然”。宇宙万事万物都由“道”构成并按照其规律进行运动。古人将万事万物大致分为天地人三类，于是就有了天道、地道和人道的说法。由于人具有对天地的主观能动性认识，所以人道的表现更为复杂高妙。但是这样一来，人们又产生了拘泥于人道的缺陷：常常使人道与天道和地道以及自然之道脱节，在我国中央集权封建专制社会中更将人道突出地限定为“三纲五常”的政治伦理道德。同时，更为片面的是，一提起“道”，人们往往从字面表层意义出发而完全认定为仅仅是事物的运动规律。今天，我们应当突破对“道”的狭义片面的理解，促使人们回归自然之道的根本认知。 （二）“道心”和“神理”再认识 《文心雕龙》开宗明义地论述了文章写作的自然之“道”，进而要求“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这就必须对“道心”以及“神理”进行再认识。 古代典籍中，“道心”明显出现有两次。一次是原始社会时期，尧传舜，舜传禹，称为“危微精一”论。在《古文尚书·大禹谟》中，舜讲述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政治原理。但是，许多学者证实《大禹谟》是东晋玄学时代的伪造。这也就是说,第二次集中地出现在《文心雕龙》中的“道心”其实都是同一时期的产物。然而,一千多年来，后人信奉“道心”说，认为是代代相传的儒家 《文心雕龙》开篇便说道：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注5）。人是天地之心，能够显示自然之道，而人的心则更是天地之心。从这句话可以导出：“道心”是人的认识――核心的认识，是对于前面所讲的“道”即宇宙万物的最基本的构成物质及其运动变化规律的认知. 这里需要分析比较所谓“十六字心诀”中“人心惟危”的人心。“心诀”中的人心，属于个体生命思想意识的本体说，偏重于意识最深层次的生物性本能及其易变性和恶劣性。而《文心雕龙》关于人“实天地之心”的说法，却是对于整个自然来讲的人类地位和意识作用。 按照中国哲学共识，“道”的物质构成万事万物，“道”的变化规律贯穿于万事万物，在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又有着具体的不同表现，最大的类别便是前文所提到的天道、地道和人道。那么，在文章写作中,“道”的表现便是我们所要解析的难题。“原道篇”已经提出“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这就是说文章之道本原就在于世界最根本的“道”。由此出发，笔者认为： 从上文看出，“道心”和“神理”一脉相承，但是既然是两个词语，就会有异有同。“道心”在前，是基础性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发展出后者－－“神理”。理论是认识本质化抽象化的高级形态，而微妙的“神理”就是“道心”认识的具体表达。在文章写作中，笔者将“神理”理解为建立在具体文章写作主导思想基础上的主题意蕴。 二、“道心”辩证 “道心”和“神理”本身的模糊神秘，便使我们不能简单化地对待它们。解析这种模糊神秘，要以辩证认识方法来进行。宇宙以至最为高层次的物质形态――人类生命，是不可能由抽象的理性认识去完全探究的。认识以至真理不可能等同于事物，反而会有片面性、滞后性和虚假性。人类认识只能掌握基本的认识规律，并一步步地深化和提高，在生命的不断运作中更生认识。古人提炼出了最为逼近生命和宇宙的高级能动的思维方法，这就是辩证观.马克思由此发展出科学的辩证法。那么，只有运用辩证法来看待“道心”和“神理”――写作主导思想和主题意蕴，才能把握它们,最终将其融化于动态的生命化运作。 （一）“道心”自由变化 认识“道心”的关键，主要是抓住它的自由变化的本质特性。“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央集权封建专制理论基础的开创者董仲舒的这一观念,本末倒置，使得后人僵化地信奉封建政治之“道”.其实，无论是探究变化之道的《易经》，还是《道德经》，都突出地论述了“道”的变化莫测。在文章写作上的“道心”同样是变化无穷的，应当比较清晰、准确地进行解析。文章写作大致包括科学文章写作和文学作品创作，本文多举文学创作事例。 １．“道心”具有社会时代性。作者要力求站在时代前列，以新的思想认识作为写作主导思想形成的基础。人类社会的思想认识是不断发展的，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写作主导思想当然也随之变化提高。这一点，指的是写作主导思想的共性基础。例如，中国古典文学中对于爱情认识的发展是螺旋式发展的。在《诗经》所代表的民歌中，爱情的认识是朴素的，两情相悦。在《西厢记》中，男女青年则在封建门弟观念的束缚中挣扎突围，一见钟情终于抵挡不住世俗压力。而在《三国演义》中，男女之情完全被封建政治理性所埋没。在《水浒传中》，男女之情又走向一段倒退的曲折之路，被正统封建理学观念有意识地排斥、无意识地扭曲.在《金瓶梅》中，男女之情沉浸在肉欲的无止境满足中。而在《红楼梦》中，男女之情终于有了共同的个性追求的语言基础，但是却偏于精神的超脱。每一个作者都应该以本时代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为指导，结合文章对象，形成写作主导思想。 2．“道心”具有自由创造性。文章写作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任何文章都是一种或大或小的创造，主导思想或者主题意蕴都不应该与其他文章相同。对宇宙认识的“道心”，和对其他事物认识的“道心”虽然有基本和具体的辩证关系，但是毕竟是不相同的.对作者起码的要求是力争得出自己的“道心”。进而，“道心”这一创造性认识，又有整体上的层次高低的不同，可以分为原创,革新和新颖三级。原创，前所未有，是由作者自己经过创造性思考而获得的思想认识，十分珍贵。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这样.《红楼梦》的个性、平等、自由和博爱等思想，在封建专制社会走向顶点时，前所未有地在文学中表现出来。革新，是在前人整体思想理论基础上的部分思想改造。革新思想，实践作用广泛，往往将普遍的思想理论结合具体的实际活动进行改造发现，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新颖，是简单的独到认识。能达到新颖，与众不同，一篇文章就可以说具有生命力了。“道心”绝不能是人云亦云的东西，必须是作者自己的认识，这是和最后一个特点相联系的-- 3．“道心”具有生命个体性.每一个“道心”都应是作者自己的并且是从生命体验中得出的思想认识。这种思想认识还要争取发展为理论认识系统，提出作者自己的概括性主张，--当代文学的窘况和欠缺就在这里。 理论认识系统对于作家的重要，即使在认识艺术自身的本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所谓的反映论、摹仿论、再现论大同小异.都来自于艺术起源中对于外在表象观察的单一化和绝对化。而艺术包括文学是艺术家个体生命的表现。真正的艺术作品，既要以反映外在表象取得认识价值为前提和基础，还要以表现自己的生命本质即取得审美价值为目的，辩证统一，形成艺术形象。可以说，任何“道心”都是作者出自于自己生命本质的理论性创造和表现，还应体现出对未来的设计，提出对当代先进思想及生活方式的启示。作家拥有自己的理论认识系统，在世界文学史上不乏力证。莎士比亚剧作中升腾起人文主义的朝阳。雨果以人道主义作为《悲惨世界》的主导思想原理。列夫·托尔斯泰犹如一位现身说法的人道主义“教主”。罗曼·罗兰以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和精神贯穿着《克利斯多夫》这部名著。鲁迅剖析了国民的精神胜利法.萨特创立了存在主义，既成为哲学流派又成为文学流派的理论体系。昆德拉将20世纪东欧人的思想缺陷概括为“媚俗”。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揭示了二战后日本人的“暧昧”。大家之作，无不体现出作家高深新颖的理论系统。 进而，要强调：文学家理论认识系统的中心是对人--个体生命的认识。世俗看法常常把文学家等同于科学家，让他们把中心注意力放在社会问题甚至自然问题上去研究和解决。这种机械的等同,束缚和扭曲了艺术生命，使其仅仅成为一种利益的工具。目前的商业题材文学，往往写成了赚钱用的商品文学、广告文学。而似乎最懂文学的一些沉浸在西方文艺理论中不能自拔的理论家和文艺家，不是把认识的中心仅仅偏执于人的某一点如性本能及下意识，就是把玩语言形式，失去（有意抛开）意义的寻求。他们不懂得文艺要把握个体生命的创造进取本质，并从中找到民族和人类的集体原型甚至生存密码，从而感染、激发读者。这就联系到文艺的根本目的问题上。文学的中心对象和根本目的，就是人。文学是个体生命的表现、美化和提高。它所表现的是人这一整体,而不是科学那样仅仅研究人和世界的某一方面，不是哲学那样仅仅研究宇宙的本性和规律。文学是人学、人格学，是人的美化学,提高学。 作家虽然需要一种自己的理论认识系统，不过它并不一定形成逻辑的理论体系，只要有理论符号核心的概括显示即可。不过，这种理论认识系统应当有三个特点：独创性、宏观性和实践性。作为世界观的核心，理论认识系统必须是自己创造性思维的产物。理论认识系统还应当是宏观的，建立在人类既往理论基地之上，提供给人们改造世界的新思路，从中看出作家感知生命和宇宙的博大并观察具体生命形态的相对性。真切的理论认识要从作家自身痛苦的生命经历中产生，否则便是虚假的、过时的。这种理论是个体生命的创造和世界的独特反映，指导着创作实践，进而能动辩证地改造世界。作家的理论认识为千千万万读者所掌握，潜移默化为个体生命的运作，这才是真正的文学的价值所在。我们需要长时间被扭曲又在一段时间被抛弃的某些文学理论认识，需要崇高（当然不是凌驾群伦、唯我独尊）的人格、深刻的思想和伟大的作品，需要以认识价值为前提、以审美价值为中心、最终显示极高教育成效的文学。 理论核心的贫困病态，随之是创作主体生命的萎弱；二者紧密相联。而文学巨人则切望在短暂的人生中为人类做出无限的贡献，在著作中解答民族及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将自己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升华为一种理论认识系统。读者将不仅看到作家的身影，而且得到理性的启迪，明了自己的处境，进而无形有形中提高自己生命的层次去变革世界。 （二）“道心”辩证运作 认识“道心”，不仅要理解它的自由变化的特性，而且要在运动中去把握它，换言之，在写作中辩证地运作“道心”，溶入个体生命中去自由地创造性发挥。这就是说“道心”的把握是奥妙无穷的。《古文尚书·大禹谟》所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选择几组突出的辩证方法来看“道心”的辩证运作。 “道心”和“神理”的辩证。上文已经提出,“道心”和“神理”一脉相承，但是有前提和发展之分、大和小之分、抽象和具体之分。文章写作的“道心”是建立在世界观和哲学思想基础上的写作主导思想，有一定的概括性和整体性。写作具体文章，肯定会有不少思想意识以至于世界观作为基础，其中有一个主导思想，作者要明确地作为写作全文的中心思想。在此基础上，产生明确的“神理”。可以说，“道心”包含“神理”，“神理”是“道心”的集中表达。 不过，常有一种情况是，作者的写作主导思想即“道心”即使经过多年酝酿，但是仍然混沌一团，分不清主次，只好常常按照模糊的思想认识往下起草，或者凭一时感受思索而冲动式进行。在这一点上，上世纪９０年代轰动一时的小说《白鹿原》具有代表性。赞誉纷纷：“一部展现民族灵魂的大作品”，“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等。作品展示了“白鹿原”这一在我国北方有代表性的乡村几十年政治文化的变迁，力求写出一种传统文化心理与个体欲求的磨擦，从而再次证明传统文化心理的顽强存在及其体现在人格上的高大和某些社会作用的封闭落后。以主人公白嘉轩为代表（乡村塾师“朱圣人”成为其精神导师）的宗法农民既有对任何社会变革运动的对立态度， 我们易于明白文章这一独立的精神生命体是个体生命的心理表现,还需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它还是生理表现，是二者辩证统一的表现。（1）主体生命的基本生理构造在写作成果中表现为对应的文章结构，如文首、文尾等。（2）主体生命在创造即写作时，生理还成为写作心理的基础，同样表现在文章的组成上。如人的呼吸的长短，决定了语句的长短。再长的语句，一般来说不能长过50字以上以致不能一口气说完。又如心脏的跳动是节奏产生的基础.（3）自古以来，人们就认为生理的整体状况必然表现在文章中，从文章的词语、情绪和风格中，可以看出人的身体状态甚至寿命长短。（4）人的稳定的个性心理特征系统即先天的气质和后天的性格也整体性地表现在文章中，在成熟的文章中甚至成为风格。文学史上所谓的豪放派、婉约派，就可以说是两类不同气质和性格的人所形成的。（５）写作的最终目的是生命化的，那就是人的生命个体层次的提高——美的高级生命。总之，作者的心理和生理都必然表现在文章写作中。 从写作过程来看“道心”和生命的辩证。（１）构思——受精并孕育精神生命的阶段。受精（灵感）是一刹那的事情，而孕育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是理智主导的行为：在“道心”即主导思想的指引下产生“神理”即主题作为核心。（２）成文－精神生命的诞生养育阶段。这时，语言作为精神生命的细胞，成为基本的材料。而表达方式则是细胞组成的各种皮肤。随着人的精神状态如感情的高昂还是沉静、逻辑的有力还是隐蔽，形成了相应的文气——阳刚或者阴柔的内在的整体状态，语句也相应地抑扬顿挫,长短相间。而且，线索——文脉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接着，以“道心”的准确表达为首要标准来修改文章——修饰、调治和养育。这一环节是清醒的理性的行为，往往要反复进行，时间长久.最后，一个新的生命出现了。（３）发表——独立生命体定型并走向社会的阶段。首先，定稿——定型美化文面。接着，作者将风貌心态焕然一新的精神生命体进行投稿——送出家门。让社会去接受或者拒斥，也许它适应了读者某种精神心理需要并产生效应——接受并反馈。 特异、极端甚至反证，与传统主流的辩证。这一组辩证也可以说是正与奇、美与丑、特色风格和共性文风的辩证。人们认可艺术需要独特、奇异和极端，先锋文学家甚至只承认奇异和极端，但是完整的认识应该这样：文学的传统体现着人类主体发展的主流;作为某一阶段和具体的文学，却往往需要“反传统”，以特异、极端甚至反证的形式诞生。西方现代对于丑的发现，就是人类文学艺术主流美升华的极端形式，是一种开拓，是一种反证，是一种辩证的发展。在传统的理性甲壳中，生命难于发展，这时往往需要打破传统的极端。个性的感性的极端发挥，实际上包含着真正的传统精魂——生命发展的根本理性。极端、特异和反证，在一定时间过程后也将进入传统行列。 关怀与同化的辩证。写作最容易产生而又最难察觉的一个问题是,出自于创造性的写作，在心态上易于居高临下，造成对于读者个体生命的压抑。尤其是那种所谓的真理，如“人文关怀”，在作者失去了生命发挥的潇洒适意，在读者则会引起反感嫉妒。要警觉这样潜在的影响。关怀他人，最好是一种独立平等的表达，提供参考和启发，同时不会同化于平庸、无知和麻木。 辩证与非辩证。“道可道非常道”。人们的认识所产生的迷误，常常在认识本身。需要认识的理性，但是常常又需要认识的非理性。非理性的感性中包含着更深层次的生命发展的理性。进而，必须大胆地提出，在讲究辩证的同时，还要注意相对的非辩证。非辩证的确定或者混乱中有着更高层次的辩证。例如，在写作的构思中，应当突出主题的明晰准确，而在起草中却又要尽量模糊和忘却主题（会有一定的隐约明灭的观照），尽情发挥，在最终的修改中又要讲究主题的明确。辩证容易走向辨难、圆滑和模糊,这就又需要非辩证。辩证和非辩证同样是一组辩证。 最后，一反上述论说：写作是独特个体生命的创新和实践，而任何理论在具有推理预测性的同时又会具有相对滞后性、片面性甚至虚假性。再高深的写作理论也是既往经验的总结性参考，不能成为未来创造的轨道。写作必须自己前行，作为独特极致生命的自然表现来发挥作用。 三、文心表达 “道心”与《文心雕龙》的“文心”一词有着微妙的关系，这就要进行全面分析。 (一)文心今论 １．“道心”和“文心” 刘勰在《序志篇》一开头就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注6）可以看出刘勰对于“文心”的认识有着大小两层认识：一是文章写作的用心，包括所有“道之文”的思想理论内容和表现方法技巧；二是全部“用心”中最核心的思想理论，即本文所要论说的文章中心思想——作者的写作主导思想和主题意蕴。其实,刘勰所注重的写作理论正是后者。 上文已经提出，在写作中“道心”是建立在作者世界观和系统理论之上的写作主导思想，“文心”则是“道心”在具体文章中的形象表达。 ２．“神理”和主题意蕴 上文已经提出，“道心”包含着“神理”，即写作主导思想包含着主题意蕴。那么，具体的明确的“文心”，集中的形式是主题意蕴。这里，以我国古代文学名著来说明写作主导思想和主题意蕴的表现。《红楼梦》的主导思想是启蒙的个人自由主义，而其主题意蕴则是特定个体生命在混沌生活中极力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以及这种追求不可能达到的悲怆和幻灭。《西游记》的主导思想或者说创作意识，是中国人特有的流氓无赖意识。孙悟空是一个中国人争取个性自由的、野性未泯的、不规范、不科学、无明晰目标的流氓无赖意识所主导的象征形象。而《西游记》的主题意蕴则是:追求超越、自由、自尊的人生大道以及不能实现这种追求的迷惘。这种主题意蕴是作者主导思想在作品中的表现，但这一表现与主导思想比较起来就单纯得多。 (二)文心表达 “文心”，这里具体限定为主题意蕴，笔者还未见到准确清晰的认识，需要准确完整的分析界定。 １．“文心”的产生和地位。在写作过程第一阶段的中心环节中,拥有一定思想道德、也可以说写作主导思想的作者，进行最为复杂的构思或者说创意。构思是作者提炼主题，选择最佳表现方式,以指导写作实践的创造性总体思维过程。构，指文章整体，主题和结构都是整体性因素；思，以抽象思维为主导、包括形象思维,潜意识思维（有基因编码程序作用和生平感知等）和灵感思维等的心理活动，时间可长可短。具有创造性生命的构思同时又有总体性，一是对整个文章进行思考，二是在争取更大以至于世界的背景中思考。构思最终产生的成果是主题意蕴（创意即创造性意念；意，主题的古代通称）以及意的表达方式如结构、技巧等。主题意蕴在文章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如果说文章是一个精神生命,那么材料是血肉，结构是骨胳，语言是细胞，表达方式是皮肤，线索是脉络，而主题则是灵魂。 ２.“文心”的形式和表达：对主题的认识应该是从它的本质属性即抽象性出发的。对事物会有多个思想认识，主题是其中最主要的认识，其他思想认识或者不做主题而抛开，或者表达为围绕主题的层义、段义和句义。主题是作者在文章中通过全部材料所表达的中心认识，具体表达为一句话。而在教学中常见的主题说法却是一种套路：“通过……表现了……歌颂了……”这一公式化的主题认识，其实是内容简介。主题句，一般在10个字左右。在一些面对大众的通俗化文章中则按照记忆的规律最好在７个字左右,语言也最好艺术化、口语化。正确的主题写法是一个有主语（可以省略）、谓语和宾语（也可以单独省略）的判断句。如文艺性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主题就是一句话“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 “文心”，在科学文章包括记叙性新闻中可以分别称为论点、主旨、广告语、口号、中心认识、文义等，但是最能准确表达的词语是主题，而在文学作品中则应当称为意蕴。意蕴是全部作品内容所体现的中心意向，包括核心主题、副主题以及审美情致等作者的认识判断和审美追求。这就要写成一个复句。如上述《红楼梦》的意蕴。 ３．“文心”的位置和层次。“文心”有显有隐：在科学文章中大都是明显的，而在文学作品中则一般是隐约的。在明显情况下,主题句在文章中的位置是非常清晰的。主题是科学文章的第一要素，处于思想内容的核心位置，可以作为红线贯穿全文，指导全文，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是，究竟怎样主导就有一些人不甚了了,尤其是对主题句在文章中的位置更不能清醒地认识。主题句在科学文章中的位置应是明晰的。一般地说，主题句直接成为标题，或者在标题中反映出来。而在正文中，大多文章的主题句，在开头（一般在段尾）、中间（也在靠后的地方）和结尾重复出现。一般来说，文章不但要围绕着而且要穿插着主题句来写作，要有一个“提出——强调——重申”主题的三段式过程。 正如灵魂的高低决定着人的水平一样，主题的高低也决定着文章的水平，也就是说主题具有层次性。作者一定要充分发挥主观性,让主题句达到更高的层次。主题可以有五个层次。一是客观层次.主题句最基本的层次应该是客观，即主题句准确反映了文章中心内容的本质真实和客观特色。二是时代特色层次。时代特色中最突出的是科学技术。这种主题句是具有科学技术一样的新颖性和先进性的认识。三是文化色彩层次。这就要求作者的思想文化修养特别是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四是哲理意味层次。哲理简单地说就是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的认识。五是审美生命层次。黑格尔认为美学是哲学的高度发展，而哲学又是人类所有认识的精华。所谓美，其实就是具有自由创造本质的生命。据此，笔者以为，主题句最高的层次应该是审美的生命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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