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笔者分析了1983～2003年发表的有关归经研究的文献，认为:归经理论的思想来源于春秋战国至东汉末年，萌芽于唐宋时期，初创于金元时期，完善于明代，成熟于清代。归经的判定依据是对经“四诊”得到的脏腑经络机能紊乱征象的选择性调整作用。建立归经与不同受体之间可能的联系尚需大量的研究积累。用单一成分的药代动力学参数研究归经是一种简化途径，主要缺陷是未能反映各成分之间的交互作用;用微量元素研究归经不能代表中药的整体，也不能反映各成分之间的交互作用;利用组织中cAMP、cGMP浓度变化忽略了一些通过其它信号传导途径的作用，不能全面地反映归经的选择性作用;从药效研究归经需要以中药药理研究广泛深入的发展为基础。归经理论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将解剖学器官简单地与脏腑作类比。笔者认为，采用单味中药以及能全面地反映机体各器官组织机能变化的方法，如葡萄糖代谢测定等，研究归经理论较为适宜。
The recent disquisition of meridian tropism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al herbs
Yu Zhongyi，Wang B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periment Center，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hanghai201203.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literatures referring to the disquisition of meridian tropism theory published from1983to2003，and drew the conclusion:the theory of meridian tropism should be inspired ideologically from about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East Han dynasty，bud in the Tang and the Song dynasty，set up in the Jing and the Yuan dynasty，improved in the Ming dynasty，matured in the Qing dynasty.The determination evidences of meridian tropism are the actions selectively adjusted to the dysfunction sign of some zang-fu organs and meridians and collaterˉals gained through for diagnostic methods.To verify the relations between meridian tropism and various receptors need the accumulation of a great number of research work.Correlating pharmacokinetics parameter of single component with meridian tropism is a kind of simplifying approach，which limitation is unable to reflect the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components.Of the same，using microelement to research the essential mechanism of meridian tropism can neither repˉresent the respective actions of components among Chinese medicinal herbs nor reflect the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components.Utilizing the changes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cAMP and cGMP among the organs and tissues was ignorant of actions by other signal transmit path，therefore could not reflect the selective action of meridian tropism as entirely as possible.The disquisition of the essential mechanism of meridian tropism through pharmacodynamics should be based on more profound and wider pharmacological study of the Chinese medicinal herbs.The problem widely existed in the study of meridian tropism was to draw a simple analogy between anatomical apparatus and zang-fu organs.The auˉthors considered that it was more suitable approach that utilized the single-drug and adopted the methods that could reflect entirely the function changes of the various organs and tissues，such as glycometabolism detection in researching the essential mechanism of meridian tropism.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al meridiantropism theory research experimental research
归经理论作为中医药理论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不同“性味”、功效的中药对机体产生定位效应的认识，与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变化相联系。因此，中药归经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中药防治疾病整体作用机理的研究，也有助于认识脏腑经络的结构基础，对中医药基本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归经理论可能来源于复方配伍时对引经药的施用，经过历代医学的不断实践和总结，形成了目前对中药归经作用的认识 ［1］ 。但中药归经作用判定的客观标准是什么?每种具体归经与哪些机体的器官组织相联系，即脏腑经络的结构基础是什么?归经理论的发展实际上已向我们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许多学者从事归经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药归经理论，有必要从理论和实验研究两方面做一下总结。
1 归经的理论研究
归经的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为研究历史沿革、明确判定依据和思考与现代医学的同一性三个方面。
1.1 研究归经理论发展的历史沿革，有助于确切认识归经概念的合理内涵 根据文献记载出现的时间先后，药物归经记载的完善程度来判断，归经理论的思想应当来源于春秋战国至东汉末年，萌芽于唐宋时期，建立于金元时期，完善于明代，成熟于清代 ［2］ 。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曰:“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提出了药物具有选择性作用的思想。但此种选择性主要与五味药理类型和五脏生理特性的亲和力有关。《素问·五脏生成篇》曾明确指出:“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也。”所谓“嗜欲不同，各有所通”，此之谓也。《素问·脏气法时论篇》又曰:“此五者，有辛、酸、甘、苦、咸，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四时五脏，病随五味所宜也。”进一步明确指出五味是五种作用类型，随疾病的具体情况而选用，并不意味着某味仅入某脏。因而《素问·脏气法时论篇》又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可见，五味入五脏与“脏腑定位”辨证用药的归经理论的内涵是不同的。
唐宋时期，“脏腑定位”的辨证用药方法已初步形成，如六朝托名华佗的《中藏经》，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宋代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等均是以讨论五脏六腑寒热虚实病证为主，从脏腑间，脏腑经络间的“表里”关系上进行寒热虚实辨证，从而制定出相应的方药，说明当时已有了一定的药物归经的思想倾向。宋朝时期的《本草衍义》还指出了一些药物的归经和引经报使作用，如木瓜入肝，戎盐入肾，瞿麦入小肠，地榆入下焦，桂圆归脾，虽然内容不甚系统，但反映了两宋时期对药物归经的认识 ［3］ 。
金元时期，张元素在《珍珠囊》中正式将药物的引经报使作用与药物的性味分列记载，使药物的归经作用从药物的性、味中分离，标志着药物归经概念的初步建立。李东垣著的《用药法象》中有随证治病药品，及引经报使;王好古的《医垒元戒》中指出脏腑的主治药物，都是对归经理论的总结，使归经理论基本形成 ［4］。
明清时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刘文泰的《本草品汇精要》，缪仲淳的《本草经疏》，李中梓的《本草图解》，贾所学的《药品化义》，赵观澜的《医学指归》，徐大椿的《医学源流论》，张山雷的《藏府药式补正》等，把归经理论与各自的临床实践心得相结合，使归经理论逐渐完善趋于成熟，促进了归经理论的应用和推广。至此，归经理论作为中药药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独立了出来，标志着传统中医形成了对中药选择性作用于脏腑经络的系统认识。
1.2 研究归经作用判定依据的客观科学性，有助于归经理论的发展深化 现代医药学者为了使中药归经作用的判定更加客观化和规范化，在研究其历史发展的同时，对归经理论的认识来源进行了不断的重新审视。
一般认为中药归经是以脏腑经络理论为基础，以药物的功能、主治、四气、五味、五气、五臭、阴阳属性为依据 ［5］ 的药物作用分类。然而，药物的形、色、气、味、体、质等自然属性是否能解释药物归经的普遍规律，是否与药物归经有内 在的因果关系，有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认为诸如白术色白不入肺经，白及味苦不入心经，白扁豆形似肾而不入肾经等，均提示中药自然属性与归经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切的，唯有中药所治病证的病位才是归经依据的合理的判定标准 ［6］ 。最有争议的是五味（按《内经》中五味入五脏的论述）是否应为归经作用的判定依据。李氏、骆氏等通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单味药的实际归经数与《内经》中五味归五脏之理论进行比较 ［7～9］ ，得出五味与归经的关系与《内经》中的理论不符，五味中都以入肝经为最多。可见，用五味作为判断归经的依据是有问题的。笔者认为，《内经》中五味入五脏的理论强调的是五味之用与五脏特性的互补，为后来形成的归经理论提供了“分类作用”的思维模式。事实上，中药五味与归经，两者内涵是不同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即已提示五味的作用:发散，涌泄，才是五味的内涵。上述提到的《素问·脏气法时论篇》以及《珍珠囊》均谓:辛主散，酸主收，甘主缓，苦主坚，咸主软，一脉相承地明确五味是中药的五种基本作用类型，与归经理论所指的中药对脏腑经络作用的“选择性”是有区别的。因而，五味实际上不应作为归经作用的判定依据，对此应当成为共识。
雷氏对205味中药的归经及药理作用按系统分类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学分析，结果表明，中药的归经与药物对机体各系统的作用选择性关系密切。在此基础上，雷氏又做了425味中药的归经与功效、作用趋向、五味关系的统计分析，认为单独分析功效、作用趋势、五味这三者与归经之间无确定的联系 ［9］ 。孙氏分析了诸家对归经的定义，认为尽管对归经概念的理解上略有差异，表现为强调对脏腑和经络的选择性，或强调改变相应功能的选择性的不同，但总体上都指明了归经是药物选择性作用的含意 ［10］ 。笔者认为，归经是对中药选择性作用于机体某些脏腑经络（器官组织）的归纳和总结，而选择性地改变某些脏腑经络功能是这种选择性作用的体现。因此，选择性地调整经四诊得到的某些脏腑经络机能紊乱的征象才是中药归经的判定依据。
1.3 思考与现代医学的同一性集中体现在受体学说与中药归经理论的比较 受体学说与中药归经都强调药物选择性作用 ［11］ ，故一些学者认为可以用受体学说来解释归经理论 ［12～14］ 。
史氏认为受体与配体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和力，而归经理论中药物与病变部位之间存在着吸引力，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似性 ［15］ ，因此，中药归经理论包含受体的含义 ［16］ 。李氏根据中药中含有西药成分而这些成分是通过受体发挥作用，故推断中药也是通过受体发挥作用 ［12］ ，且用受体学说研究归经可以避免中西医内脏概念的不一致 ［14］ 。上述假说希望利用现代受体学说思路来寻找中药归经理论的实质，对于归经理论研究充分利用不断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17］ 。
但是中药成分复杂繁多，对其成分的研究还在不断发展。在已明确的成分中，微量元素、维生素及必需氨基酸等均不通过受体起作用，某些通过受体发挥作用的成分也不一定是该药的主要有效成分。且归经理论是宏观理论，是临床实验总结出来，用以解释药物对整体产生效应的定位机制，其定位的目标-脏腑经络的结构基础目前尚不清楚。用受体这种微观水平技术研究归经理论，其具体方式及其可操作程度还有待研究。
理论上，归经理论的“归”与受体学说的选择性是吻合的，但具体的“经”与哪些受体（如果不考虑营养补充性治疗成分的作用）在器官组织的分布相联系尚需大量的研究积累，取决于对大量中药所含成分的分离及对其作用机制，包括各成分间的交互作用的了解。寻找各种受体在器官组织上的不同分布，建立起受体的不同分布与中医脏腑经络间的联系，可能是中药归经理论研究的突破点之一。
2 归经的实验研究
许多学者不满足于中药归经的研究停留在理论探讨，为了验证其科学性，寻找其物质基础，利用中药有效成分的药代学参数、微量元素的含量、影响器官组织cAMP、cGMP的变化、药效学指标的改变，进行了大量的中药归经实验研究。
2.1 研究中药有效成分药代学参数与归经理论关系 研究中药有效成分药代学参数与归经理论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是药物的选择性作用与其在体内的分布等药代学参数有一定的联系，并且，中医药的脏腑概念与现代医学解剖学器官有某种程度的相关 陆氏对23种中药的有效单体成分在体内分布与其归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药归经与有效成分在所属脏腑（解剖学器官）的高度分布61%基本一致，26%大致相符，13%无直接联系 ［1］ 。郭氏等人利用 3 H分别标记川芎嗪、栀子甙、淫羊藿以观察它们在体内分布、排泄的情况，以研究它们与川芎、栀子、淫羊藿的归经之间的关系，得到的结论与中医归经理论基本符合 ［18～21］ 。孙氏等实验发现川芎嗪在体内主要分布在肝胆，为川芎归肝胆两经的科学性提供了初步依据 ［22］ 。施氏等人运用线性相关方法，对研究较多的32味中药有效成分在体内吸收、分布、排泄等环节与药物归经情况的密切程度进行分析，认为归经学说是前人对相关药物的吸收、分布、排泄等情况综合分析的传统表述形式 ［23］ 。
用单一成分药代动力学参数研究归经是一种简化途径，对揭示归经理论实质具有一定贡献，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思路。但此类方法忽略了中药提取物不一定代表中药全部药性特征 ［17］ ，单一有效成分归经与单味中药归经的差异 ［24］ 。此外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1）同位素标记的成分进入机体内，显示为标记的部分不一定是原有成分 ［17］ 。（2）大部分中药都受首过效应的影响而分布于肝脏，故分布量多的未必是药物作用最强的脏器 ［10］ 。（3）汪氏认为正因为中药中含有多种有效成分，才出现一味药归多条经的情况［25］ 。（4）有实验证明川芎嗪在川芎的不同配伍复方中药动参数不同 ［22］ ，提示中药某种单一成分的体内过程会受到其它成分的影响，该成分对脏器的选择性作用必然也会受到其它成分一定的影响。（5）研究发现三七和人参含有的皂苷成分相似，只是含量和比例上有差异，而两者的功效、归经大不相同 ［26］ 。沈氏等人通过列举分析，认为中药归经与其化学成分有联系，但随着中药内化学成分的含量变化、结构变化及不同药用部位的分布变化而产生相应的变化 ［27］ 。提示中药某类作用是多种有效成分不同比例组合的综合作用 ［28］ 。上述问题应当引起利用单一有效成分考察中药归经作用时的充分注意。
2.2 微量元素对人体生理功能具有一定的作用 某些微量元素的作用又与中医的某脏腑功能相类似，而归该经的中药里这些微量元素的含量又相对较高，故有学者对中药含有的微量元素与归经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龚氏等人用统计学方法分析180多味中药含有的微量元素与其归经之间的联系，发现归肝经的药物富含的Fe、Cu、Mn、Zn各元素，明显高于归其它经的药物，而肝脏中亦富含此类元素，这些元素的生物学作用与祖国医学肝脏具有的功效相一致，故中药的归经与其含有的微量元素两者存在联系 ［29］ 。徐氏等采用原子吸收光谱测定，发现归肝经的明目药中Cu、Mn、Zn元素含量丰富，为“肝开窍于目”提供了分子水平依据 ［30］ 。朱氏等人认为由于Zn、Mn在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酶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与中医“肾”的功能是比较吻合的，故肾的物质基础与其所含的Zn、Mn有关 ［31］ 。袁氏认为Zn是“肾开窍于耳”的物质基础 ［32］ 。
但王氏认为同一味药受产地、采收时间等因素影响，其微量元素含量会有所改变，而且很多中药的主要功效与其含有较多的微量元素的功能无关，因此用中药的微量元素研究归经有失偏颇 ［33］ 。孙氏认为此类研究多是通过类比微量元素的作用与中医脏腑功能得出结论，且多停留在静态测试水平，建议研究应发展至动态水平 ［10］ ，研究用药后微量元素在体内富集部位、浓度的变化，更能确切研究微量元素与归经的机制，该设想有一定合理性。笔者认为，微量元素毕竟是中药所含成分，研究微量元素与归经的关系，为探寻归经作用的物质基础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尽管如此，微量元素发挥作用需要体内其他物质条件的支持，并且微量元素终究不能代表中药整体，它们与中药所含的其他成分可能具有复杂的交互作用。因此，如果仅从微量元素角度研究归经是不够的。
2.3 cAMP、cGMP在体内各组织普遍存在 对多种信息尤其是药物的刺激非常灵敏，其浓度的变化可一定程度反映器官功能的变化 一些学者设想，通过药后各脏器中两者的浓度及其比值或升或降，来反映中药对不同脏器的选择性，进而揭示中药归经的实质。
王氏等人研究使用单味药天麻、桔梗、元胡、五味子、汉防己、鱼腥草之后，cAMP、cGMP发生变化的各器官组织与各味中药归经所属的脏腑基本相符 ［34，35］ 。武氏等人研究发现服用补肾复方的病理状态的大鼠其肝、肾、脾、膀胱中的cAMP/cGMP比值均较病理对照组显著升高，这与复方中所含中药累计归经结果大致相同［36］ 。用环核苷酸水平为指标研究归经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24］ ，采用病理模型研究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仅用健康动物进行研究的缺点 ［17］ ，但药物可能通过多种信号传导途径形成环核苷酸，而环核苷酸也须激活相应的蛋白激酶才能发挥效应，故用单纯环核苷酸量的多少来说明归经问题，在反映药物作用的全面性上尚显不足 ［17］ 。而且，并不是所有中药都通过cAMP、cGMP通路传递信息，故采用此方法研究归经在通用性上还有缺陷。
2.4 药效学一直作为研究中药功效主治的主要手段 归经研究能否借助于药效学取得突破性进展，许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聂氏等人运用B型超声观测“胸胁苦满”患者服小柴胡汤后，胆道系统声象图的形态学改变，证明小柴胡汤能入胆经 ［37］ 。为“以证验方”进行中药归经临床研究的提供了新思路。高氏 ［38］ 分析了当归的药理学研究进展，认为当归药理作用广泛的特点可以体现其入心、肝、脾等多经，但具体哪些药理学作用与特定的归经相联系的研究尚感不足。李氏等 ［39］ 对429味中药药理作用与其归经记载进行了统计学分析，发现抗惊厥多入肝经，止咳祛痰平喘药多入肺经，止泻药多入大肠经，利尿药多入膀胱经，止血药多入肝经。说明基于中药功效的药理学作用与归经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还不是归经判断依据的全部。金氏等对番泻叶的药理作用进行了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指出运用归经理论可以探求药物的潜在功能，扩大其临床运用适应证 ［40］ 。鞠氏等 ［41］ 分析了桔梗、丹参、陈皮的药理学作用与归经的联系，认为药理学作用可以用于归经的验证，而归经理论可以指导中药的药理学研究，探索中药的潜在作用。杜氏等曾明确指出中药药理学研究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是忽视了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作用 ［42］ ，金氏和鞠氏的分析结果均提示中药药理学研究不应局限于中药的功效主治，是对杜氏等所提问题的有力支持。
笔者认为，中药的归经研究以药效为指标与归经理论的认识来源具有很好的一致性，但目前依然未触及归经理论的实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药理作用的获得片面地着眼于中药的功效主治，忽略了中医临床采用脏腑辨证、八纲辨证而遣方用药的实际，不能反映中医对脏腑经络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的认识，因而难以全面反映中药的作用。中药书把相同功效的药物归为一章，而同一章药物的归经却各不相同，说明归经作用和功效是有区别的。每味中药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而归经理论是对中药多方面作用的归纳和总结。企望用少量有限的药理学指标或作用来探索归经理论的实质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3 展望
归经理论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验研究均取得了一定进展，获得了一些共识，但仍然没有触及归经理论的实质。理论上，多数学者认为，中药归经与性味等其它药性是并列关系，分别从不同角度归纳了中药对机体的作用。归经理论归纳的是中药对脏腑经络的选择性作用，而归经的判定依据应当以所治病症的病位为标准，对此已基本获得共识，实验研究方面，许多学者认为，中药的归经作用既与中药所含成分有关，也与这些成分综合地发挥其对机体器官组织的选择性作用有关。归经研究从有效成分体内分布、微量元素分析到药效研究、脏器组织cAMP、cGMP变化研究的发展，体现了这样一种认同趋势。
毋庸讳言，现代归经理论的研究面临很大困难，主要因为:（1）归经是前人通过临床实践总结出来的，源于理解和体验的不同，对同一味药的归经，不同古籍中的记录存在差异 ［43］ 。（2）中医脏象经络的实质尚未揭示，导致归经的定位目标尚未获得共识。（3）中医的证型与现代医学的疾病分类不同，实验动物的造模方法与中医证候的发生机制存在差异，无法用病证模型研究归经。（4）衡量中药质量和药效的统一标准尚未建立，难以保证实验的可重复性。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笔者认为中药归经的进一步研究还应重视的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中药归经理论的研究必需重视单味中药多种成分的不同作用及其相互之间的影响，在尚未获得所有有效成分前，采用单味药实验较为适宜。其二，应避免将现代医学解剖学上的器官组织简单地与中医药的脏腑经络作类比，在尚未获得共识前，以采用尽量多的器官组织进行考察较为稳妥。其三，在以中药功效主治制定药效指标以外，联系脏腑经络“所生病”、“是动病”，制备尽可能符合中医药病因病机的疾病动物模型，扩展对中药药理作用的观察范围;或者采用能非特异反映中药对器官组织机能影响的方法，如葡萄糖代谢测定法等，建立每味中药对机体器官组织的作用谱，是研究中药归经理论的基础和前提。
可以想象，生物体本身就是一个复杂体，加上中药自身的复杂性，要在这纷繁复杂的系统中清理出归经作用的原理，还须进一步耐心细致的研究。以上是通过对现有发表的有关归经研究方面的文章学习之后的一些思考。抛砖引玉，祈望与各位学者共同探讨发展中医归经理论的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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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30271615）
作者单位:201203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实验中心药理毒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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