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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贯碑帖 具足庄严 ——谈启功、沙孟海、赵朴初三位先生的书法 邓宝剑
在二十世纪，沙孟海（1900-1992年）、赵朴初（1907-2000）、启功（1912-2005）三位先生几乎身跨整个世纪，曾相继担任西泠印社社长，既仁且寿，人书俱老，对当代书画界乃至文化界影响巨大。华辰拍卖公司在2013年秋拍之际，汇集三位大家的墨宝，用心可贵。在此，笔者愿不揣浅陋，略陈学习心得，以就教于方家。 清代以来，有所谓“碑学”与“帖学”，人们谈论书法，言必称碑派、帖派。从风格上看，沙孟海先生的书法雄强生辣，赵朴初、启功二先生的书法秀雅温和，书坛或称沙孟海先生为“碑派”，启功、赵朴初二先生为“帖派”。然而事实上，碑、帖之辨已被他们重新审视，其格局远不能被清人的“碑学”、“帖学”所囿了。 清人讲实证，在他们看来，历代法帖几经翻刻，并不可信；唐人碑刻久经捶拓，亦已失真；唯独南北朝碑刻或新出土，或未经捶拓，可以展现古人笔法的原貌。清代包世臣、康有为诸家笃信南北朝碑刻展现了真实的古法，为了追求碑刻字迹的形态，他们从执笔运笔的方法、碑刻范本的风格系统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新的探索和描述。清代碑学振起了一种力追古朴的艺术风气，但千虑而一失的是，清人没有考虑刀刻对墨迹形态的改变。这种情形由于二十世纪晋人残纸、经卷的出土而改变，人们发现，诸种碑刻、造像记、摩崖石刻和真实的书写形态颇有不同，而历代的摹本、刻帖与晋人遗墨并无太大差别，于是，原先被清人捆绑起来的南北朝碑与古法之间的纽带一下子被解开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书学界的有识之士对清代碑学进行消化与反省，产生了新的理论和创作成果。在这其中，启功、沙孟海先生的著述与创作堪为代表。赵朴初先生是一位宗教领袖，对书法的讨论并不多，但他含蓄深稳的书作以及关于书法的只言片语透露出他对碑、帖之辨亦有独到的体认。
一
严格审视碑刻与墨迹的不同，启功先生对此最为着力。他从执笔、运笔、点画形态诸多方面还原书法史的真相，破除清代以来人们对于碑刻的“迷信”。他告诫学书者说：“学书如不知刀毫之别，夜半深池，其途可念也”[1]。分辨碑刻与墨迹的不同、重视从墨迹学习笔法，自然是启功先生对“碑学”的辨正之功。然而笔者以为，启功先生真正的贡献，并不是区别碑刻与墨迹，而是在此基础上重新建立二者的联系。前人之多览墨迹者，亦能深明碑刻与墨迹之不同，如米芾曾说“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2]，董其昌亦云“作书最要泯没棱痕，不使笔笔在纸素成板刻样”[3]。而启功先生的“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4]，乃发前人之所未发。细审之，比起“运笔要看墨迹，结字要看碑志”[5]来，“透过刀锋看笔锋”更有一层深意。从墨迹学习笔法、从碑刻把握结构固然重要，然而这并非学书之完成。因为有些古代书家的传世作品只有碑志而没有墨迹，比如欧阳询的楷书便只有碑刻，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人墨迹中的笔法照搬过来。古人用笔固然有相通处，然而诸家毕竟各有特点。若要逼近原汁原味的晋唐笔法和结构，还应当对碑刻有“透过一层观”。由于有了临习古人墨迹的经验，我们便可以通过合理的想象，将碑刻中被改变、被忽略的笔法细节进行尽可能的还原。比如，我们可以通过临习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而深化对笔法的认识，带着这种用笔经验而体察欧阳询、柳公权诸碑，便可对欧、柳各自的笔法进行相当程度的还原。还原之后的笔法与智永有相通之处，亦有相异之处。启功先生对柳公权的《玄秘塔碑》临习多遍，他的临本堪称“透过刀锋看笔锋”的典范。其实，除了柳公权，还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乃至南北朝碑刻、晋人小楷，甚而汉代隶书碑刻，皆有待我们作“透过刀锋看笔锋”的功夫。启功先生对汉碑、魏碑亦多有讨论，其一以贯之的思路是参照墨迹而尽力还原碑志的原初书写形态。“透过刀锋看笔锋”汲取了碑学对汉魏碑刻的重视，却又开启了学习古代碑刻的一条新路径，它是一个学术结论，更应成为某种富有新意的艺术实践的起点。
二
据沙孟海先生自述，他学习书法曾“转益多师”、“穷源竟流”，于历代墨迹、刻帖、碑刻多所临习。在近世书家中，沈曾植、康有为、吴昌硕对他深有影响，吴昌硕更是对他亲自指点。他说：“在我廿五岁至廿八岁四年中间，得到吴先生指教较多。听他议论，看他挥毫，使我胸襟更开豁，眼界更扩大。我从此特别注意气魄，注意骨法用笔，注意章法变化，自觉进步不少。”[6]对气魄、骨法的注重贯穿其一生的学书历程，无论师法帖、师碑刻、师墨迹，都运以雄强的气魄。 虽然沙孟海先生从魏碑之中汲取了宝贵的营养，但是他并不像清人那样笃信碑上的字样即古法。他说：“字经过刻，不论是书丹或摹勒，多少总有些差异，有的甚至差异极大。我们学碑，必须估计到当时刻手优劣，才不会上当（这里必须补充几句：尽管有些碑版写手刻手不佳，由于它或多或少带来几份天趣，从另一角度看，同样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参考。近代书法家有参法《爨宝子碑》峻拔可喜者，便是一个例子）。”[7]明确地意识到碑刻与墨迹之不同，这是沙孟海先生不同于清代碑学之处；认为书刻不佳而富有天趣者亦可取法，而非一味以古人墨迹为标准衡量书法，这又是其消化碑学而有所发扬之处。 用毛笔表现碑刻般的厚重，本身是一个难题。由于对碑刻和墨迹之不同有深入的了解，沙孟海先生在发扬碑刻中的“金石气”时，特别注重保持自然的书写状态。他并未采用清代邓石如“逐步顿挫”的方法，而是在流畅的用笔中表现苍浑和生辣。这种特色，一方面得力于吴昌硕，一方面也源于自己的深刻体悟。
三
对于赵朴初先生的书法，启功先生评价说：“朴翁擅八法，于古人好李泰和、苏子瞻书，每日临池，未曾或辍，乃知八法功深，更无怪手书韵语之罕得传为家宝者矣。”[8]从结构上看，赵朴初先生的书法得法于苏轼最多。与苏轼不同的是，赵朴初先生的书法少了些率意放达，而多了些沉静含蓄。他写于一九九八年的诗句“老年作书用退笔，不求妍润存骨力”[9]透露出其艺术旨趣。笔者亦曾在友人处见到赵朴初先生书写的小条幅：“逆入、涩行、紧收是行笔要法。”此语本于清人刘熙载《书概》：“逆入、涩行、紧收是行笔要法。如作一横画，往往末大于本，中减于两头，其病坐不知此耳。竖撇捺亦然。”“逆入”可使锋藏，锋藏故而含蓄；“涩行”可使笔画中段饱满，“紧收”可使结尾处不虚，点画饱满、不虚故能有骨力。这和他晚年喜用退笔、以骨力为尚的追求是可以相印证的。逆入、涩行之说，清代包世臣、康有为诸家讲之尤甚。赵朴初先生虽取法苏轼，但颇能汲取碑学的某些用笔趣味，从而自成一格。 由上所论，三位先生皆以自身的方式得力于清代碑学，而又能扬弃碑、帖之争而另开新境。正如他们深入反思、借鉴前代的书学一样，我们亦当对诸先生的艺术和理论成果致以敬意。 [1] 启功：《论书札记》，见启功：《论书绝句》，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第264页。 [2] 米芾：《海岳名言》。 [3]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第540页。 [4] 启功：《论书绝句》，第64页。 [5] 启功：《论书札记》，见启功：《论书绝句》，第262页。 [6] 沙孟海：《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见《沙孟海论书丛稿》，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第201-202页。 [7] 沙孟海：《碑与帖》，见《沙孟海论书丛稿》，第163页。 [8] 启功：《<赵朴初诗词曲手迹选>后记》，《书法世界》，2003年第9期。 [9] 殷实：《不求妍润存骨力——赵朴初先生和他的书法艺术》，《收藏家》，2007年9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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