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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有一次叹息：做一个共产党员真难。母亲更正说，做一个人就很难。一次反右斗争之后，父亲问母亲：假如我划成右派，你会和我离婚吗？母亲连想都没想，说：“必须离，孩子他们一辈子重要。”这个话是父亲快要走到生命尽头时，垂老风烛中传告给我的，这是多么凄冷的情景。 父亲母亲都很安分，都不是惹是生非的人。他们入伍早，进步慢，在革命队伍里，本来是个弱者，处处不如人。在供给制下，大家区别不很大，一下子跳进工资制，人们一个早晨就明白过来，这个吃中灶的老凌，原来比首长还有钱。 我们家收入高，不讲究穿，但吃的绝对是军区头一份，每天我和妹妹到军分区食堂打菜，红烧内、木樨肉、红烧鱼、烧肚片……用塑胶大盘——直径有一尺，打得冒高，河南话说叫“岗尖”一大盘，招招摇摇穿过大院端回家，所有的人都看见了，走过去都嗅到了，我认为是嗅到了心里头，这种“味道”，也是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 母亲逝世后，父亲有一天向我们兄妹交代账目：我家仅余一千余元。他把情况详细介绍说：“我要给你们续娶母亲，有句俗话说，有了后娘就会有“后爹”。但现在我还不是后爹，把经济情况告诉你们，把余钱也给大家分了……”他生恐自己“变心”，在“变心”之前，把不变的原则交代清楚。 这时，我才知道邯郸大姑家的祖母、大舅舅家的聚财大表哥、写着《二月河源》的大哥，是他的长年资助户。另有二姨家表姐、大姑家大表哥，是他临时困难资助户。这几个受资助的亲人，除了表姐之外，在1957年前我只有个影影绰绰的印象：知道有这个人，没有见过面。我常听父母在灯下议论，父亲问：“振祥的钱寄了没？” “寄了。” “这个不能短。” “知道。也给聚财寄了点。” “爱明，还有责成，要想着点，写信问问。” “信已经寄出了，还没有回信。” 这种场合很多了，但我不知道它的意义，认为和我没有关系，但事实上，这和我家的经济情况有关。 我始终有个感觉，父亲对伯父有一种负债的情结：伯父是他的引路人，亲密无间的长兄，把他带进了人生新境界，而自己离开了人问……留下的这两个孩子．当然应该全力照拂。 1963年，母亲工资因久不上班减少20%。1966年部队取消军龄补贴，我不但没看到父母沮丧，反而见到他们有点高兴：“少一点好。钱够用就好。”“旱就该这样做了。”也许他们经过时间的沉淀，看到了“比人强”的危害性，或者是下意识地认为，可以让别人稍微消消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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