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新伟：为旧书店的未来辩言

“没有赢利，便是失败者。”——如果说旧书业、书店业的衰微让人哀叹，那么笼罩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之下的改变——特别是应变，似乎更让人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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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旧书店的未来辩言》

文/戴新伟

台风“威马逊”抵达广州那天中午，我正在旧书店，窗外狂风骤雨，据说“威马逊”的强度达到16级。天雨留人，把店里的书反复看了两三次，拣了十数本书，到窗边长椅上坐下慢慢翻看，然后定下要哪些。几年来每次到这家旧书店都是如此，但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了。

我那天是在文津阁。

自从这家旧书店打出清场折价的消息后，先是爱书人在网上发图，继之本地媒体先后报道，其中南都三天用了五个整版的篇幅，采访各家店主，盘点广州旧书业情况，探问旧书店的未来。一时，对旧书店以及城市文化的忧虑，成了城中话题。

报纸上刊出的“广州旧书店地图”，将近十家店，我基本上都去过。那天在文津阁买书的人数，依我经验，大概是往常的一倍多。但旧书店里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也有，甚至还是常态。

十年前我来广州，文津阁是我去的第一家旧书店。当时中大西门那一排临街小铺还没有拆，书店两三家，文津阁有一楼门面，以折价书为主，从逼仄的楼梯上去，二楼则是古籍旧书。那时候，我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一趟，从五羊坐公交车到河南（广州称海珠一带，其称呼颇古），文津阁是起点，然后是两家新书店：学而优和博尔赫斯，再走去广州美院对面的晓港中路，那里有两家没有名字的旧书店。后来，文津阁挪到靠近怡乐路的二楼上，铺面宽敞，书也增多。等到两脚书橱从岗顶迁来中大、小古堂在中大东门原来树人书店附近开张，我的访书路线又变为从文津阁去中大西门职工中心的两脚书橱，再穿过中大校区，从东门出，上小古堂。

另外一条路线则往东边。文津阁一度在岗顶学而优书店旁边开设了分店，大概正是这家分店让我认识了石牌东路上的两脚书橱，后来又有了一家书农旧书店，还有华师后门复印店二楼上的旧书店。那时候围绕岗顶，有两三家旧书店（其中有一家，摆在自行车棚里），一家学而优，还有天河购物中心上面的几家文艺小书店和碟店（CD为主），以及华师后门科技园的碟店（DVD为主）。再往东，我去过华农一个偏僻的书店，像一个大仓库。这家还有个店面在荔湾，于是又往西，跑到了陈家祠的后面，结果发现那是一个旧书店较为集中的地方。其余如西关的某书店，我那时并不对古籍感兴趣，没有去找，著名的海珠中路纵原邮币市场也从未去过，但文明路的天浩旧书店，却早就去过，因为离省图近，而省图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折旧书店。这次从报道上的图片看，这十年来天浩也没有多大的变化。

回头看，说那是广州（旧）书店的黄金时代也不为过，那时确实是充满了文艺气氛，虽然外面的人——甚至包括广东人自己——称这里是“文化沙漠”，虽然在大书店里往往是以翻/买实用书为主的读者，但至少以我这个外来者的亲身经历而言，是不能苟同的。广州自然没有北京那样文人荟萃的传统，也没有上海那种传承有自的出版底蕴，但它自有其特点。比如说港台书比较常见。我曾经淘到过台湾文学批评家马森的签名小说，香港罗孚的签赠本（署名丝韦），倪匡80年代的小册子，还有董启章早期短篇小说集，那时根本不知道香港新一代的写作者。有一次淘到过金庸小说的明河社精装版，惊为奇货，近几年去香港书展，发现新版大都是精装。像港版《金瓶梅》这样的书，就更常见了。外文书也非常常见，记得文津阁当年有两三个书架的外文书，我就是在它的岗顶分店买了哈代的诗全集、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英译本、阿伦德哈蒂·罗易的《卑微的神灵》——正是从这本英文原版里，我发现了另外一个译本一些离奇的错译。

岭南卑湿，古籍版本保存不易，而我那时也没有涉猎，但是鼎革以来的各种文史书，却每访必有，记得有一次在两脚书橱，突然发现了一批五六十年代的文史书，比如三联书店初版的《骨董琐记》，中华书局的笔记丛书，同去的书友真有抢食的感觉。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买到五十年代初版的蓝口鲁迅全集，虽然不全，但是凭着这套看起来挺奇怪的书，终于提前了解了鲁迅全集的各种版本，避免为了旧版本而掉到这个大坑里去。

每个人进入和了解一座城市，各有其机缘、方法和经历。在广州的十年里，我基本上就是靠着一吃饭，二找旧书店来逐步拓宽自己的活动范围，一步步地了解这座城市。在网络书店出现之前，能有这样的收获，比较正常，而在这十年的逐步网络化、全国旧书店一个价的过程中，仍然有一个买书淘书的去处，仍然可以见到一些可以买的书，则不能说不是幸运。记得胡文辉兄那时看我东跑西跑乐此不疲，大意是说当年他也是这般找旧书店访书的。我还真没有想过有一天竟然不去旧书店了，更没有想过，有一天旧书店会不见了。

如今的现实是，这些年来去旧书店的时间确实在减少；和书店受到的冲击一样，网络销售正在改变我们，慢慢的，以不为人觉察的节奏。当网络营销成为常态，消费习惯也会成为理所当然，这是值得正视的现实。不过，正如一家国外的书店取名叫“城市之光”，书店——包括旧书店——对一座城市的文化来讲，始终占有一定的分量。假如一位城市的管理者，文化政策方面的执行人，当他看到一个爱书人、读者的这番经历，是否足以让他改弦更张、更多地关注这个行业呢？

诚然，书以及书店不是每个城市人都需要，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案例，足以反证这个行业是如何影响了城市中的一个普通人。再如电商重压之下的实体书店危机与出版业困境，国外也有，而且有应对的措施。比如日本的出版业便有规定，从新书发行到实体销售再到二手书店，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既保护出版，也从长远来考虑书店业的运营。非独这次的旧书店危机，近年以来的实体书店、出版业等争论，结局无不是读者痛惜、从业者无奈、而政府重视还只限于下情上达，呼吁而已。

如果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业来看待，书店业虽然也受制于经营，然而其地位、作用与影响力，又怎么能简单地认为是一桩生意、而且是别人的生意？！我们去书店所得到的，是否仅仅是购买的书而已？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行业有特殊性，它的特殊就在于在城市文化这个指标中，书店业的影响不是像盈利与否那么明确，但又确实存在，它需要另外一套评价体系。

客观地讲，将被终结的不止是旧书店。回顾这十年来的变化，无论是书店业、出版业，还是传媒业，最大的变化是行为模式的改变：生产的方式、发行的方式、购买的方式、使用的方式，而且是倒推而来，尤其令人措手不及。从长远来看，这几大领域都会有深刻的改变，我们经历的，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正因为如此，浮躁与焦虑则与日俱增，于是会出现在新与旧、潮流与传统的违依之中进退失据。比如，按照我们现在流行的方式，要挽救书店，大概是要融资，利用网络新媒体的平台来起死回生，众筹是最新的模式，而今年书店业最新的运作模式则是三联书店开启的24小时书店，就在广州旧书店备受关注的同时，也有一家24小时书店开张。无论是以何种模式，书店终究有其特质，这是改变不了的，对未来而言，我以为同样如此。

在我看来，书店业的衰微，其实是目前世态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标本，可以看出在各种深刻的改变中，人的观念的改变：不要再谈文化这些附加值了，也不要再弄那些传统的经验与神话了，没有赢利，便是失败者。也许，我们可以接受各种改变与潮流，然而如此单调的价值标准，似乎很有一驳的必要，虽然它隐藏得如此之深。如果说旧书业、书店业的衰微让人哀叹，那么笼罩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之下的改变——特别是应变，似乎更让人警惕。

为十年来的访书写一份备忘录，希望也是一份辩护词。

关于作者：

戴新伟，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诗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