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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这个国人习以为常的并称，是不伦不类的。因为须得两者具有同样的分量，才可以并举，比如李白杜甫并称为李杜，这完全没有问题，然而李商隐虽然也姓李，诗作水平也极高，但分量与老杜不匹配，是以不能与老杜并称。同理，宋词的分量与唐诗不埒，“唐诗宋词”这个并称，未为得体。
《唐宋诗举要》书影（资料图 图源青衫社微信公众平台） 历代文学能与唐诗并举的，只有宋诗。 唐宋诗指的是两种艺术风格，两者并不仅以时代为划分界线。宋诗胜在筋骨，唐诗优于风华。宋诗的源头可溯至杜甫、韩愈。宋人将杜甫与唐人对举，叶适《徐斯远文集序》：“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 叶适所谓的唐人之学，是英俊飘逸的诗风，它与杜甫的沉郁顿挫相对： 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 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 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李白《对酒忆贺监》 以上是李白悼念贺知章的诗。贺知章是李白的知音，李白“谪仙人”这一外号就源出于贺。这首《对酒忆贺监》，一气而下，句无遗义，感情充沛而外露，读来异常动人。这符合李白一贯的风格，也是唐人所喜爱的类型。在唐代，诗名高者都具有英俊飘逸的特征，如王维、王昌龄、李白、白居易、刘禹锡、杜牧，不一而足。相比这些人，作品风格沉郁的杜甫、深婉的李商隐，则显得“举眼风光长寂寞”。 到了宋代，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杜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崇。王安石学杜，开宋代瘦劲雄直的诗风，其后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翕然宗杜，各有所得而成名。 早弃人间事，真从地下游。 邱原无起日，江汉有东流。 身世从违里，功言取次休。 不应须礼乐，始作后程仇。 ——陈师道《南丰先生挽词》 李白因贺知章的赏识而得名，而陈师道也因曾巩的提携而名重士林。曾巩死后，陈师道作诗哀悼恩师。与《对酒忆贺监》不同，《南丰先生挽词》深沉内敛。此诗首联说曾巩离世，自己恨不得到地下追随先生。次联化用王安石的诗句“曾子文章世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说曾先生虽然身故，但文章令名将永久流传。第三联说曾巩一生的时光消耗于困顿与顺遂的交织中，他的立功、立言两不朽事业，随着离世而中止。叔孙豹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中，立德最高，陈师道这两句诗有弦外之音：曾先生尽管未能立功与立言，却完成了难度最高之业——立德。末联陈师道感慨自己不能像隋代王通的弟子程元和仇璋那样，制礼作乐以光大师门。 以上所列李白、陈师道的作品，只是唐宋诗的冰山一角，绝不能用以举限唐宋诗。但通过涵咏两作，能明显感受到两者的不同：唐诗是春华，宋诗是秋实；唐诗如少年，宋诗如中年。 自宋以后，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唐宋诗孰优孰劣的争议。明代尊唐抑宋，“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降及清代，宋诗重光，尤其是到了晚清民国，执诗坛牛耳的“同光体”诸家：陈三立、郑孝胥、陈宝琛，莫不深受宋人沾溉。 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有这样一个片段： 苏小姐道：“我也是个普通留学生，就不知道近代的旧诗谁算顶好。董（斜川）先生讲点给我们听听。” “当然是陈散原第一。这五六百年来，算他最高。我常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用地理名字来概括，叫‘陵谷山原’。三陵：杜少陵（杜甫），王广陵（王令）－－知道这个人么？－－梅宛陵（梅尧臣）。二谷：李昌谷（李贺），黄山谷（黄庭坚）。四山：李义山（李商隐），王半山（王安石），陈后山（陈师道），元遗山（元好问）。可是只有一原，陈散原（陈三立）。”说时，翘着左手大拇指。 董斜川“陵谷山原”的合理性，固是没有必要去深究。若要论及唐以后水平高的诗人，还可加上一个方虚谷，即宋末元初的方回。但董斜川论诗推举陈三立、尊仰宋人，却是晚清民国推尊宋诗这一风气在小说里的投射。 唐宋诗不是非彼即此的两体，它们互相因依，人各依性情去涵咏即可，遇诗必分唐界宋，尊此黜彼，都很无谓。但不可以不注意的是，明代尊唐抑宋，明诗几无足道，而晚清兼尊宋人，却缔造了诗国最后的灿烂光辉。
高步瀛先生（1873－1940年），河北霸县人，受学于桐城大家吴汝纶，深于文章义法，《唐宋诗举要》着眼于骨力坚苍之作，这是诗的深切重大之处，高先生可谓直探诗之深曲。在选录的作品中，他给出了大量的考证和注解，点出作品的布局，此外还钞引了沈德潜、姚鼐、方东树、吴汝纶等名家的评语，这一部分尤具价值。 如杜甫的《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高先生钞引了方东树的评语：“四句景，后四句情。一二碎，三四整，笔法变化，五六接递开合兼叙点，一气喷薄而出，收不觉为对句，换笔换意，一定章法也。而笔势雄骏奔放，若天马之不可羁，则他人不及。” 这种高简的评点鞭辟入里，胜过今人不知多少篇鉴赏文章。至于点出“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是对仗，看似简单，却只有懂得作诗之人才能道出。 又如刘长卿《经漂母墓》： 昔贤怀一饭，兹事已千秋。 古墓樵人识，前朝楚水流。 渚蘋行客荐，山木杜鹃愁。 春草茫茫绿，王孙旧此游。 在此诗的题注里，高先生列出《史记》韩信受漂母一饭之恩的记载，其后附注漂母墓所在地的古今异称。在注诗时，他尽量每句都注出来历，例如钞出《史记·范雎列传》“一饭之恩必偿”的记载，作为“昔贤怀一饭”的出处。诗末钞引了方回《瀛奎律髓》的评语：“意深不露，第四句盖谓楚亡汉亡，今惟有流水耳。一漂母之墓，樵人犹能识之，亦以其有一饭之德于时耳。”高先生自评：“大家咏古诗不屑屑于隶事，观此可见。”点出作品的作意作法，起一语牖启读者之功。 此书选唐诗84家619首，选宋诗17家197首，唐诗显得畸重。从这个篇幅看，漏选的宋诗佳制实在不胜枚举，而且李杜作品的比例偏大，有两百多首。不过，既然是选本，就不可能没有沧海遗珠之憾。评判一个选本的优劣，不在于看它漏选了多少好诗，而在于其收入的作品是否立得住。《唐宋诗举要》最可贵之处，就是所收之作每首都立得住。是以虽然收录宋诗偏少，但质量已高出不少宋诗选本。 高先生说诗，也有未尽曲隐之处： 土山宛转屈苍龙。下有盘盘盖世翁。 万木刺天元自直，丛篁侵道更须东。 百年富贵今谁见，一代功名托至公。 少日拊头期类我，暮年垂泪向西风。 ——陈师道《东山谒外大父墓》 这是陈师道拜谒外公庞籍之墓后所写的七律。庞籍是宋代名相兼名将，曾提拔了司马光、狄青等人，晚年被贬，郁郁而终。陈诗第二联“万木刺天元自直，丛篁侵道更须东”，纪昀不解，认为“东”字应为“通”。高先生以为纪说未安，他的解读是：“上句喻庞之孤直，此句喻当日党议纷纭，不免谤诬，日久则公论自出，当反前日之议论矣。”此说从大处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更须东”三字，仍旧没有着落。翻看诸家解释，从任渊到纪昀再到高先生，其说都未安。 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辩证》中，详细叙述了庞籍的行迹后，对此诗中二联进行了解读： 后山伤（庞）籍之贤而屡为谗慝所中，致屡被谴谪，陷于悠悠之口，故于诗中用比兴之体，以直木比籍，言其位兼将相，如千寻之木，昂霄耸壑，然其初元以直臣进用，自不致有受贿杀人之事如谏官所言者，以丛篁比韩绛等，言小人当道，结党排陷，如蔓草之难除，使籍不能行其志，不得不避位以去也。籍以人言先知郓州，后知青州，其地皆属京东路，并“更须东”三字皆有着落，殆无一字虚设，非徒然泛然趁韵而已。五六两句即就上文转下，一气呵成，言纵令籍长保富贵，终身不衰，亦不过一时之荣，不足为籍重，所幸平生事业，有司马公之墓志在，贤人君子之言，乃天下后世之所以取信者，故曰“一代功名托至公”也。（《四库提要辩证》卷二十二） 余先生对陈后山此诗的考证与解读，最为精当。不过，瑕不掩瑜，总体而言，高步瀛先生的《唐宋诗举要》选、注、评俱精，是近世难得的高水准之作。 原本的《唐宋诗举要》中，收录了曾国藩的评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2月新1版《唐宋诗举要》的前言这样写道：“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评语，大抵是毫无文学批评价值的空话，已经全部删去。”经后人如此改编，此书价值不能不说打了一个折扣。不知高先生地下得知，会作何种反应？（作者：邹金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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