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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会有心虚的时候，皇帝也不例外，特别是生逢乱世。所谓的传国玉玺正是应这一需求而生的一味良药。 公元前238年4月，秦王嬴政年满21岁，即位9年之久的他终于可以亲政了。当时秦国的政治局面异常动荡，年少的秦始皇居然连续击碎了叛乱集团，成了名副其实的千古一帝。而后，为了解释刚刚发生的灾祸，进一步安定民心，也许更是为了安慰自己，为了大家都能相信这皇位是“天命所归”，嬴政便命李斯刻制了象征着王权天授的御玺一方，上刻八个大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自此，这传国玉玺便成了皇帝们的“身份证”，得之则名正言顺，天命所归；失之则自惭形秽，心里发虚，充其量也只是“黑户天子”。 朱元璋就是典型的“黑户天子”，所以他对此万分介意。为了寻找传国玉玺的下落，他不仅将元大都夷为平地，还派出十万精兵，数次远征漠北，但终未果。直到多年之后，还念念不忘地对大臣们说：“如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挂在心头。其中第一事即缺少传国玉玺……” 唐初时，太宗李世民也因无传国玉玺，当过一阵子“黑户皇帝”，但他比朱元璋要聪明些，自己刻了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自慰。 但比起李世民，乾隆就更狡猾得多了。乾隆三年，江南总督高斌进贡了一方颜色黝黑的传国玉玺，深谙文物之道的乾隆一看便知是“前代好事者仿制”，但也笑而纳之，至今仍存于故宫博物院。 如若按照玉玺上“受命于天”的说法，自后唐主李存珂之后的皇帝们便无一不是黑户了。 到了秦末，秦国出了没出息的子婴，把“身份证”拱手让给了刘邦。刘邦建汉，号称“汉传国玺”，藏于长乐宫。 西汉末王莽篡权，首先要争的便是“身份证”。当时皇帝刘婴年仅两岁，玉玺由孝元太后掌管。王莽命安阳侯王舜逼太后交出玉玺，太后一怒，把好好的玉玺摔掉了一角，后以金补之。遗憾啊，自己没出息也就算了，好好的国宝就这么残了。 而后玉玺在皇室间几经争夺，到了汉光武帝刘秀手里，总算是安稳了一阵子。但好景不长，十常侍作乱，少帝仓皇出逃，来不及带走玉玺，返宫后发现玉玺失踪。再后来孙坚部下在洛阳宫中的井里打捞出一具宫女尸体，从她颈下锦囊中发现“传国玉玺”。当孙坚偷着乐时，孙坚军中有人将此事告知袁绍，袁绍闻之，立即扣押孙坚之妻，逼孙坚交出玉玺。后来袁绍兄弟败死，“传国玉玺”复归汉献帝。 西晋末年，朝代更迭频繁、动荡不安。玉玺又被不停地争来夺去。一直到隋朝，安生地传了几代。隋亡后，萧后携太子元德及传国玉玺遁入漠北突厥。公元630年，萧后与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玉玺归于李唐，太宗龙颜大悦。 整个唐朝，这块“身份证”都是名至实归的，但也可能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唐末，天下大乱。玉玺又开始颠沛流离，传国玉玺便迷失在唐末五代烽火遍野的兵荒马乱之中了。 作为皇帝，没有皇帝身份证，这显然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所以后世的皇帝们想尽了办法去寻找。可又实在找不着，只好逐渐淡化玉玺在传统观念里的地位。后周太祖郭威遍寻玉玺而不得，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北宋末年，徽宗好风雅，增刻印玺十方。物以稀为贵，玉玺不再是一方，而成了两方、十方的时候，自是不再金贵了。况且材料也不是传说中的“和氏璧”，也就更加地贬了身价。 这里还有个小故事，说的就是这玉玺的材料。传说春秋时，楚国有个人叫做卞和，他在山中看到一对凤凰，落在一块石头上。根据“凤凰不落无宝之地”的说法，他认为这块石头一定不寻常。就拿来献给厉王。经过专家辨识，认为不过是块石头。厉王怒了，以欺君之罪砍了他的左脚。可这卞和是个死心眼，就再献了一次，这下右脚也没了。等到文王即位的时候，卞和还是执著一念，抱着玉成天在山下哭，哭得文王都服了，便派了使者去问。结果文王得到了宝玉，也就是后来完璧归赵中的和氏璧。 公元前228年，秦破赵，和氏璧落到了秦始皇手里，被做成了传国玉玺。说不清是秦始皇，还是后世的哪个聪明之人，把两者联系起来的，增加了传国玉玺的分量。事实上，厚一厘米的和氏璧又如何能做成四寸高的传国玉玺呢？ 可见，执著一物，特别是人们共同执著一物的时候，是一切都有可能发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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