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甲午之十二：北洋集团甲午战中仍遭高层打压2014年07月09日 04:37
568人参与 53评论引言：之前的两期《重读甲午》我们谈到，因晚清清流派及其后继的帝党崛起，李鸿章的北洋淮系军事集团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这支中国近代唯一的近代化军事力量先是在和平时期遭到百般刁难，无法及时获得最新军事技术装备的更新；更是在在甲午战前，由狂热而一心迷恋权争的上层一手推向了必输的战场。而就是在本该一心对外的战争之中，派系权力斗争的魔掌并未放过这支军队。李鸿章的淮系北洋军事集团在政坛上受到的政治打击，一点不比在战场上遭到日军的军事打击轻。 开战之初的帝党：翁同龢等攻击削弱北洋集团毫不手软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日本海军击沉运输清军的英国轮船高升号于丰岛海面，中日甲午战争终于爆发；三日后的六月二十六日（7月28日）两国陆军也在成欢开仗，北洋海、陆两军，终不能避免与日军的一战，李鸿章之前最为担心认为必输的恶梦，最终还是成为现实。 早在对日宣战前,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帝党重要成员张謇就向翁同龢建议,将李鸿章调往威海前线，而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俾分淮系而制约之”。出于对李鸿章和淮军的疑忌,调湘军北来以分淮军之势,借以巩固京畿,而防内变,成为帝党一致的观点。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党的一贯主张。 帝党对淮军的攻击首先从质疑其战斗力开始。清流言官一直认为淮军畏缩惧敌并深恨痛之。1894年8月3日,丁立钧在条陈东事折中说“我军久顿牙山,不敢深入,以致敌人得手,肆虐藩畿”。8月16日,御史王鹏运在奏陈军务片中提到,“将牟未经战阵,遇敌胆怯,林泰曾、方伯谦其明验也”。 同时调湘军等非淮系军队北来的计划在中日开战后就在逐步实施中。8月6日,陈湜奉令“募旧部勇丁数营,一俟成军,即行北上”。8月15日,翁同龢至友湖南巡抚吴大瀓自请带湘勇北上助战。8月21日,在籍布政使魏光焘奉令募刘锦棠旧部数营,即行北上。此外,清流中久负时望的疆吏李秉衡也由安徽巡抚调任山东巡抚,以参预北洋防务。此外清流派还多次请求调拨滇军、粤军等地方军队北来,以改变清廷倚重淮军之势。但问题在于，这些或临时招募或缺乏训练的部队，其战斗力与已经进入朝鲜的淮军，还有相当距离。 帝党打击淮系的主要手段还包括点对点打击淮系文武大员。举凡淮军将领和北洋人物,除聂士成等个别人外,几乎人人皆遭弹劾。淮军陆军将领有叶志超、卫汝贵、赵怀业、黄仕林、卫汝成、龚照屿、孙显寅、刘盛休等；海军将领及有关人员有丁汝昌、方伯谦、刘步蟾、林泰曾、罗丰禄等；李鸿章的幕僚及主办北洋后方勤务人员如盛宣怀、胡燏棻、马建中等；李鸿章的亲属子侄如李经方、李经迈、张士珩等。御史李念兹甚至有“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之语。这些举动是帝党打击李鸿章的一种策略。 开战之初，由于信息不同，最早的成欢之战虽然是清军小败，但国内在战后初期得到的消息却是前线大捷。据翁同龢记载“有顷高阳着力来告，牙山得捷音。……俞君实、樵野先后函告，二十三日牙军与倭鏖战，杀倭千余，我军亡百余，而倭添兵五千……夜得樵野书，北洋雇兵轮探仁川，知二十五、六牙军又捷，杀敌两千余，进扎距汉城八十里，可喜也。” 但就是在在这种一片大好，群情振奋的气氛下，帝党群臣受捷报鼓舞，连续递上的奏章更是集中攻击李鸿章。礼部右侍郎志锐、翰林院编修丁立钧这两位帝党重将，一一递折，丁立钧折再力批李鸿章调度乖方，请饬其戴罪立功，亲率大军，进驻威海；另一方面，又再次提起调湘军宿将刘锦棠带得力湘军二三十营北上。 在连续攻击李鸿章效果不佳之后，在平壤战役和大东沟海战爆发前，帝党转变了战略，转而进攻李鸿章之下的北洋次要人物。对北洋集团最猛烈的一次攻击集中在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身上。宣战以来，丁汝昌因深知北洋水师是在无力与日本舰队决战，因此始终保证着舰队没有与日舰队主力交手。这正给力帝党攻击的口实。- 七月二十五日（8月25日），由长麟牵头，钟德祥、易俊、高燮曾，分别递入奏折。个人所论战事之重点虽不同，但目标都对准了北洋海军。其中易俊、高燮曾二人全力攻讦丁汝昌，引发激烈争议。翁同龢日记中记载道： 易、高两折参丁汝昌，余、李公抗论，谓不治此人罪，公论未孚，乃议革职带罪自效。既定议，而额相犹谓宜令北洋保举替人，乃降旨，余不可；孙君谓宜电旨，不以明发，余又不可。乃列奏片，谓丁某迁延畏葸，诸臣弹劾，异口同声云云。……退时午正，极费口舌，余亦侃侃，不虑丞相嗔矣。 此日翁同龢积极表现，带头倒丁。翁同龢和帝党借整顿丁汝昌，以表达对北洋的强烈敌对态度，并表明其绝不妥协的立场。 次日（8月26日），帝党对北洋攻势再起，余联沅攻李鸿章一味以洋为师，大堕缓兵之计、坐任陆军无援，曲意回护丁汝昌、盲目主和纵敌，及一味优媚不战等贻误大局者六事，言辞激切。期间再次重弹帝党主张：力主易帅，或别调劲旅北上。接着，文廷式又出手，请撤丁汝昌、林泰曾、刘步蟾等三名北洋海军主将。对丁汝昌革职留任的明发上谕在此氛围中出笼。全旨语气极严，结尾处直接称“傥再不知奋勉，定当按律严惩，绝不宽贷。懔之！”对一名一品大员而言，此种待遇，真是情何以堪。 此番整肃丁汝昌的举动，光绪与帝党意图决战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了。当然，丁汝昌作为副手，并非是最终目标，真正想攻击的还是李鸿章。七月二十七日（8月27日），一道廷寄发到北洋，再次痛批丁汝昌，并严谕李鸿章遴选可胜统领大员，速速覆奏。最后意有所指地扫向李鸿章： 丁汝昌庸懦至此，万不可用，该督不得再以临敌易将接替无人等词曲为回护，致误大局，懔之！ 貌似告诫李鸿章不得再用之前的理由推搪，实际意在言外，暗点皇帝明知丁汝昌“畏战避危”全是执行李鸿章的指示。这次敲山郑虎。明面上申饬处罚丁汝昌，实际是丁代李承担罪责。 接连几道上谕、廷寄、词严意峻，对北洋打压之凶狠，事态之严峻，终于连慈禧太后都感到不能不直接插手了。翁同龢记载： 昨丁汝昌革职之旨呈诸东朝，以为此时未可科以退避，姑令北洋保替人来再议，事格不行矣。 在关键时刻，慈禧太后的出面保证了北洋军事集团没有在决战之前就被帝党凶狠的攻势瓦解。 造谣煽动栽赃陷害：帝党攻击北洋无所不用其极 帝党的主要组成人员是出身言官的“清流”，以言官的身份控制话语权影响决策是他们的看家本领。 在甲午战争背后的政争中，帝党的将这一本事发挥到了极致。 为了攻讦北洋军事集团，帝党的言官们不惜用夸大事实甚至造谣中伤，栽赃陷害的手段攻击李鸿章及其下属的北洋将领。 八月初九（9月8日），江南道御史张仲炘奏陈北洋诸种可疑行事，其中指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海上冲突已发生后，犹在上海由候补道张鸿禄经手，出售米三千石予日本，而日尚订购开平煤三万石，以战事既兴，经办人员不拟售给，李鸿章却谓买约订于失和之先而仍令成交，且促速办，人称不解。尤有进者，张摺复指李经方昔使日本，与宫眷往还甚密，曾认明治天皇女为义女，且议聘为儿媳；又在日开有资金八百万之洋行，时任津海关道之盛宣怀亦有插股，且其仍照常贸易；前后相映，则资敌之罪，似已非妄。 为了攻讦李鸿章，连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让儿子当了日本“驸马”这种超出一般人想象力的“故事”都能堂而皇之写进奏折登堂入室，以至于连帝党首领翁同龢看了这篇奏折后都评价：“语绝奇”。 当然，这篇奏折流传出去后，对于将李鸿章塑造成“日本间谍”，效果非常明显，至于李经方之子是否就这么离奇的成了“日本驸马”，又有多少人真正关心呢？ 不止李鸿章，北洋集团的将领们一旦让言官逮到机会，也会有各种攻讦和莫名其妙的罪名扣上头来。 最显著的就是战后被处死的淮军大将卫汝贵。 平壤战败后，清流言官马上开始了对淮系参战将领的攻击。其中御史安维俊的弹章中力攻卫汝贵 “安维峻折：劾叶（志超）未打仗，卫弃城，丁轻伤妄报。卫、贾同统盛军，李经迈向索三万，卫应之，故令独统” 且不说放弃平壤是当时清军诸将前线会议的一致决定，这里被单独扣在了卫汝贵一个人的头上。这里直接指称卫汝贵的盛军主将位置是因为响应了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的索贿，花三万两银子排挤了同时统军的贾起胜，从而成为唯一统领盛军的主将。这一指控十分严重，卫汝贵的罪名一下由作战不利扩大到了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但证据从何而来？不知。 而在之后清廷下发给地方大员要求彻查卫汝贵行贿事的上谕中，又出现了新的指控 “（卫汝贵）此次所领饷银二十万两，竟扣出八万两，由天津商号汇寄家中，应发之饷，故意延宕，以致军心不服” 这次的指控更狠，卫汝贵成了临战还要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导致战败的大蛀虫。指控不可谓不重，但证据哪里来的？还是不知。 但经此两个指控，卫汝贵已经被钉上道德耻辱柱，从而为之后清廷将其处死埋下了伏笔。可是，又有多少人在“杀贪官卖国贼”的兴奋中能看到后继的事情：经案件经办方的调查，所谓卫汝贵响应李经迈索贿和克扣临战军饷两个罪名，全都是查无实据，那么制造这些话题的言官们究竟在其中干了什么事情？ 帝党打压北洋过界：慈禧太后被迫重新走上政治前台 在之前的《重读甲午》中，我们已经提到，中日朝鲜战事，是光绪亲政以来与外国发生的第一次战争，在光绪帝看来，他需要一场这样的战争来树立权威，巩固权力。 光绪帝从小在红墙深宫中长大，长期受慈禧的抑制不能独理朝政，直到甲午年间，与日本的战事，让光绪皇帝意欲耀武国外。 而与一般映像中不同，甲午战争中，慈禧太后并非开始就一力主和。朝鲜危机之初，慈禧的态度尚较为模糊，并不好用“主战”与“主和”概括。严格说来，慈禧的态度实为观望。如果一战大胜，则为她六旬万寿更添光彩；若战事不利，必要时以其权威，出在光绪与群臣之上，提纲挈领，协调皇帝与诸臣达成共识，而不直上决策火线，也是符合当时慈禧超然于最高层的身份认知。 但自战争开打之后以来，光绪与簇拥于其下的翁同稣与帝党成员的表现，却令慈禧太后愈发感到不安。借朝鲜事务的处理，光绪与帝党全力逼迫李鸿章与北洋，令其进退失据。接着帝党言官将矛头转向军机处内一向与李鸿章保持默契关系的军机大臣孙敏汶、徐用仪等。而这几位军机大臣均是慈禧太后当政时，构成核心权力的重要人物。在慈禧归政光绪后，这些大臣仍为慈禧持续着在朝廷中的影响力。 光绪和帝党发起的由外而内的连串斗争，令慈禧相信这一系列图谋的目标，在瓦解其权力部署，从根上断绝慈禧太后对朝政的影响力，最终将她架空在颐和园中。这是慈禧平生所最不能容忍的事：对其权威的挑战。因此，在帝党挑起对孙敏汶、徐用仪等慈禧太后一方军机大臣的攻击时，慈禧果断打破坐山观虎斗的姿态，加入了甲午战争清朝的决策。 慈禧太后的第一次出手，就是上文已经提到的让帝党对丁汝昌的致命攻击消灭于无形。而随着战况的发展，慈禧太后的介入更直接挽救了李鸿章。 平壤战役战败，光绪与帝党主导的清廷马上对李鸿章严加惩处，所选择的，又是一种极尽屈辱的做法。李鸿章被拔去三眼花翎，是本年（1894）逢太后六十万寿时恩赏。清例，贝子以上始得用三眼花翎，李鸿章得赐，即自曾国藩以下，无有与之想比拟者，除表彰他三十年来的勋劳，亦暗喻其功不在其师曾国藩之下；而伯爵之秩，更崇于封侯，意义重大。至此一役即去，前功尽弃。既已拔翎，又夺黄马褂，更是难堪。黄马褂例以战功方赏，李鸿章的黄马褂，赏于平定太平天国之际，这也是她一生功业的起点，如今被夺，等于对他始初的战功也一律加以否定。 翁同龢在光绪气氛至极之际草拟这一处罚，羞辱李鸿章太过。 给事中洪良品奏,李鸿章“志存和局”,“其在日本有洋行,有茶山,,其不欲战皆以资本在人手中之故”,朝廷应“再简一知兵大员为统帅,以免遥制而一事权”。眼见光绪帝党就要大获全胜，不料数日内，朝中情势大变。败讯初到的十八日（9月17日），慈禧传见军机领班之礼亲王世铎，二十一日（9月20日）礼亲王世铎及甫于本年晋封亲王的庆亲王奕劻，同见慈禧，且“此后连日如此”。慈禧太后终于选择了这一时刻为出面干政的关键时刻。只几日间，形势扭转。 八月二十二日（9月21日），一道以“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荘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开头的上谕明发给李鸿章，一改四天前拔翎夺褂的凶狠，这道上谕称“北洋门户最关重要，该大臣布置有素，筹备自臻严密”，明确表示了对李鸿章的信任，又“近闻该大臣因军事务劳瘁，气体不甚如常。着随时加意调摄，毋负朝廷委任至意”，大加安慰。这一明发的上谕，选稿西祠太后又站到了清朝政局的前台，而她的态度，正是安抚收服被帝党惨重打击的李鸿章集团。经此一谕，无形中暗示李鸿章，慈禧太后支持他处理朝鲜危机的原则，因此，战事虽以难以救药，但尽速控制事态与谋一了局之具体做法的通道，就此打通了。而同时这也意味着，光绪和帝党为了自身权力的扩张极力打击北洋将带来的恶果：北洋投向太后集团，此后一直使帝党处于劣势的晚清帝后党争拉开了序幕。 甲午战争中清朝政争的结果：动嘴者得利办事者遭殃 辜鸿铭在《清流传》中曾说:“好大言原是书生本色。盖当时清流党群彦之不满意于李文忠,犹如汉贾生之不满意于绛候辈”。而光绪和帝党将北洋集团视为对手而痛加打击。 李鸿章曾自叹甲午一战乃以北洋一己抵日本全国，事实上，除了对付日军，他还得同时面对清廷的猜忌和同僚之攻讦。政府疑其“跋扈”，台谏参其“贪婪”，其处境之尴尬难以言表。 战争初期翁同龢等便拟定了“攻守相济”、“以湘抑淮”的内、外方略，但除了高唱主战宏论，以及力主“宁赔款，不割地”以外，未见彼辈进行实质性的赞划和补救。攻讦李鸿章倒不遗余力，李鸿藻认为“海军船只一无所用，真可杀也”。翁同龢与李鸿藻先后在七月二十五日（8 月25 日）和八月十八日（9 月17 日）的枢垣廷议中力主严惩李鸿章和丁汝昌。最终懿旨丁汝昌仅革职留任，李鸿章仅拔去花翎、褫黄马褂，翁同龢对门生张謇言：“将不易，帅不易，何论其它，此天也，意中之事已如此，即意外而意中之事亦如此。”失望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翁同龢、李鸿藻辈之言行至少在客观上对清廷打压李鸿章多有助益。顾满洲亲贵之本意，为了改变汉族大臣权势过大的现状，让日军把李鸿章作为政治资本的军队打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李鸿章战后的感怀，最为真实痛切：“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好，海军也罢，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孔，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尽管有推脱责任之嫌，但李鸿章之譬喻非常精当，“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可知阻力颇多，怨气不少。其后李氏历聘欧洲，更直言俾斯麦：“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由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人所能喻者。 而帝党诸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由于其群体一贯“政治正确”,又主导舆论,因而对政局发生了重大影响。终于为光绪与帝党正式走上政治舞台的前台，极力扩张本派的力量争取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只是一人一派的得利，是以中国整个国家蒙受屈辱失败为前提的，不知光绪和翁同龢等在无人之时，是否有过丝丝后悔。 结语：甲午战争之中，光绪和帝党不但没有放松对北洋军事集团的攻击，反而变本加厉通过战争中的种种形势发展对李鸿章淮系北洋痛加打击，意图扩大自己派系的权力空间。最终，淮系北洋在战争中惨遭内外打击走向解体，而光绪与帝党的“胜利”的结果，却是重新将已经交权的慈禧太后重新拉到了政权前台。更惨痛的是让整个国家为战败蒙羞。为一人一派之利益造成如此后果，不能不令后来人深思。 开战之初的帝党：翁同龢等攻击削弱北洋毫不手软但就是在这种一片大好，群情振奋的气氛下，帝党群臣受捷报鼓舞，连续递上的奏章更是集中攻击李鸿章。
李鸿章之前最为担心认为必输的恶梦，最终还是成为现实。 开战后帝党全面向北洋发起攻击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日本海军击沉运输清军的英国轮船高升号于丰岛海面，中日甲午战争终于爆发；三日后的六月二十六日（7月28日）两国陆军也在成欢开仗，北洋海、陆两军，终不能避免与日军的一战，李鸿章之前最为担心认为必输的恶梦，最终还是成为现实。 早在对日宣战前,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帝党重要成员张謇就向翁同龢建议,将李鸿章调往威海前线，而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俾分淮系而制约之”。出于对李鸿章和淮军的疑忌,调湘军北来以分淮军之势,借以巩固京畿,而防内变,成为帝党一致的观点。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党的一贯主张。 帝党对淮军的攻击首先从质疑其战斗力开始。清流言官一直认为淮军畏缩惧敌并深恨痛之。1894年8月3日,丁立钧在条陈东事折中说“我军久顿牙山,不敢深入,以致敌人得手,肆虐藩畿”。8月16日,御史王鹏运在奏陈军务片中提到,“将牟未经战阵,遇敌胆怯,林泰曾、方伯谦其明验也”。 同时调湘军等非淮系军队北来的计划在中日开战后就在逐步实施中。8月6日,陈湜奉令“募旧部勇丁数营,一俟成军,即行北上”。8月15日,翁同龢至友湖南巡抚吴大瀓自请带湘勇北上助战。8月21日,在籍布政使魏光焘奉令募刘锦棠旧部数营,即行北上。此外,清流中久负时望的疆吏李秉衡也由安徽巡抚调任山东巡抚,以参预北洋防务。此外清流派还多次请求调拨滇军、粤军等地方军队北来,以改变清廷倚重淮军之势。但问题在于，这些或临时招募或缺乏训练的部队，其战斗力与已经进入朝鲜的淮军，还有相当距离。 帝党打击淮系的主要手段还包括点对点打击淮系文武大员。举凡淮军将领和北洋人物,除聂士成等个别人外,几乎人人皆遭弹劾。淮军陆军将领有叶志超、卫汝贵、赵怀业、黄仕林、卫汝成、龚照屿、孙显寅、刘盛休等；海军将领及有关人员有丁汝昌、方伯谦、刘步蟾、林泰曾、罗丰禄等；李鸿章的幕僚及主办北洋后方勤务人员如盛宣怀、胡燏棻、马建中等；李鸿章的亲属子侄如李经方、李经迈、张士珩等。御史李念兹甚至有“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之语。这些举动是帝党打击李鸿章的一种策略。 开战之初，由于信息不同，最早的成欢之战虽然是清军小败，但国内在战后初期得到的消息却是前线大捷。据翁同龢记载“有顷高阳着力来告，牙山得捷音。……俞君实、樵野先后函告，二十三日牙军与倭鏖战，杀倭千余，我军亡百余，而倭添兵五千……夜得樵野书，北洋雇兵轮探仁川，知二十五、六牙军又捷，杀敌两千余，进扎距汉城八十里，可喜也。” 但就是在这种一片大好，群情振奋的气氛下，帝党群臣受捷报鼓舞，连续递上的奏章更是集中攻击李鸿章。礼部右侍郎志锐、翰林院编修丁立钧这两位帝党重将，一一递折，丁立钧折再力批李鸿章调度乖方，请饬其戴罪立功，亲率大军，进驻威海；另一方面，又再次提起调湘军宿将刘锦棠带得力湘军二三十营北上。 帝党集中攻击丁汝昌被慈禧太后瓦解 在连续攻击李鸿章效果不佳之后，在平壤战役和大东沟海战爆发前，帝党转变了战略，转而进攻李鸿章之下的北洋次要人物。对北洋集团最猛烈的一次攻击集中在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身上。宣战以来，丁汝昌因深知北洋水师是在无力与日本舰队决战，因此始终保证着舰队没有与日舰队主力交手。这正给了帝党攻击的口实。 七月二十五日（8月25日），由长麟牵头，钟德祥、易俊、高燮曾，分别递入奏折。个人所论战事之重点虽不同，但目标都对准了北洋海军。其中易俊、高燮曾二人全力攻讦丁汝昌，引发激烈争议。翁同龢日记中记载道： 易、高两折参丁汝昌，余、李公抗论，谓不治此人罪，公论未孚，乃议革职带罪自效。既定议，而额相犹谓宜令北洋保举替人，乃降旨，余不可；孙君谓宜电旨，不以明发，余又不可。乃列奏片，谓丁某迁延畏葸，诸臣弹劾，异口同声云云。……退时午正，极费口舌，余亦侃侃，不虑丞相嗔矣。 此日翁同龢积极表现，带头倒丁。翁同龢和帝党借整顿丁汝昌，以表达对北洋的强烈敌对态度，并表明其绝不妥协的立场。 次日（8月26日），帝党对北洋攻势再起，余联沅攻李鸿章一味以洋为师，大堕缓兵之计、坐任陆军无援，曲意回护丁汝昌、盲目主和纵敌，及一味优媚不战等贻误大局者六事，言辞激切。期间再次重谈帝党主张：力主易帅，或别调劲旅北上。接着，文廷式又出手，请撤丁汝昌、林泰曾、刘步蟾等三名北洋海军主将。对丁汝昌革职留任的明发上谕在此氛围中出笼。全旨语气极严，结尾处直接称“傥再不知奋勉，定当按律严惩，绝不宽贷。懔之！”对一名一品大员而言，此种待遇，真是情何以堪。 此番整肃丁汝昌的举动，光绪与帝党意图决战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了。当然，丁汝昌作为副手，并非是最终目标，真正想攻击的还是李鸿章。七月二十七日（8月27日），一道廷寄发到北洋，再次痛批丁汝昌，并严谕李鸿章遴选可胜统领大员，速速覆奏。最后意有所指地扫向李鸿章： 丁汝昌庸懦至此，万不可用，该督不得再以临敌易将接替无人等词曲为回护，致误大局，懔之！ 貌似告诫李鸿章不得再用之前的理由推搪，实际意在言外，暗点皇帝明知丁汝昌“畏战避危”全是执行李鸿章的指示。这次敲山郑虎。明面上申饬处罚丁汝昌，实际是丁代李承担罪责。 接连几道上谕、廷寄、词严意峻，对北洋打压之凶狠，事态之严峻，终于连慈禧太后都感到不能不直接插手了。翁同龢记载： 昨丁汝昌革职之旨呈诸东朝，以为此时未可科以退避，故令北洋保替人来再议，事格不行矣。 在关键时刻，慈禧太后的出面保证了北洋军事集团没有在决战之前就被帝党凶狠的攻势瓦解。 造谣煽动栽赃陷害：帝党攻击北洋无所不用其极为了攻讦李鸿章，连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让儿子当了日本“驸马”这种超出一般人想象力的“故事”都能堂而皇之写进奏折登堂入室。
帝党的主要组成人员是出身言官的“清流”，以言官的身份控制话语权影响决策是他们的看家本领。 言官编造李鸿章子孙是“日本驸马” 帝党的主要组成人员是出身言官的“清流”，以言官的身份控制话语权影响决策是他们的看家本领。 在甲午战争背后的政争中，帝党这一本事发挥到了极致。 为了攻讦北洋军事集团，帝党的言官们不惜用夸大事实甚至造谣中伤，栽赃陷害的手段攻击李鸿章及其下属的北洋将领。 八月初九（9月8日），江南道御史张仲炘奏陈北洋诸种可疑行事，其中指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海上冲突已发生后，犹在上海由候补道张鸿禄经手，出售米三千石予日本，而日尚订购开平煤三万石，以战事既兴，经办人员不拟售给，李鸿章却谓买约订于失和之先而仍令成交，且促速办，人称不解。尤有进者，张摺复指李经方昔使日本，与宫眷往还甚密，曾认明治天皇女为义女，且议聘为儿媳；又在日开有资金八百万之洋行，时任津海关道之盛宣怀亦有插股，且其仍照常贸易；前后相映，则资敌之罪，似已非妄。 为了攻讦李鸿章，连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让儿子当了日本“驸马”这种超出一般人想象力的“故事”都能堂而皇之写进奏折登堂入室，以至于连帝党首领翁同龢看了这篇奏折后都评价：“语绝奇”。 当然，这篇奏折流传出去后，对于将李鸿章塑造成“日本间谍”，效果非常明显，至于李鸿章之子是否就这么离奇的成了“日本驸马”，又有多少人真正关心呢？ 言官捏造重罪抹黑北洋将领 不止李鸿章，北洋集团的将领们一旦让言官逮到机会，也会有各种攻讦和莫名其妙的罪名扣上头来。 最显著的就是战后被处死的淮军大将卫汝贵。 平壤战败后，清流言官马上开始了对淮系参战将领的攻击。其中御史安维俊的弹章中力攻卫汝贵 “安维峻折：劾叶（志超）未打仗，卫弃城，丁轻伤妄报。卫、贾同统盛军，李经迈向索三万，卫应之，故令独统” 且不说放弃平壤是当时清军诸将前线会议的一致决定，这里被单独扣在了卫汝贵一个人的头上。这里直接指称卫汝贵的盛军主将位置是因为响应了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的索贿，花三万两银子排挤了同时统军的贾起胜，从而成为唯一统领盛军的主将。这一指控十分严重，卫汝贵的罪名一下由作战不利扩大到了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但证据从何而来？不知。 而在之后清廷下发给地方大员要求彻查卫汝贵行贿事的上谕中，又出现了新的指控 “（卫汝贵）此次所领饷银二十万两，竟扣出八万两，由天津商号汇寄家中，应发之饷，故意延宕，以致军心不服” 这次的指控更狠，卫汝贵成了临战还要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导致战败的大蛀虫。指控不可谓不重，但证据哪里来的？还是不知。 但经此两个指控，卫汝贵已经被钉上道德耻辱柱，从而为之后清廷将其处死埋下了伏笔。可是，又有多少人在“杀贪官卖国贼”的兴奋中能看到后继的事情：经案件经办方的调查，所谓卫汝贵响应李经迈索贿和克扣临战军饷两个罪名，全都是查无实据的子虚乌有，那么制造这些话题的言官们究竟在其中干了什么事情？ 帝党打压北洋过界：慈禧太后被迫重上政治前台这是慈禧平生所最不能容忍的事：对其权威的挑战。
而随着战况的发展，慈禧太后的介入更直接挽救了李鸿章。 帝党打击北洋进而进攻太后势力 在之前的《重读甲午》中，我们已经提到，中日朝鲜战事，是光绪亲政以来与外国发生的第一次战争，在光绪帝看来，他需要一场这样的战争来树立权威，巩固权力。 光绪帝从小在红墙深宫中长大，长期受慈禧的抑制不能独理朝政，直到甲午年间，与日本的战事，让光绪皇帝意欲耀武国外。 而与一般印象中不同，甲午战争中，慈禧太后并非开始就一力主和。朝鲜危机之初，慈禧的态度尚较为模糊，并不好用“主战”与“主和”概括。严格说来，慈禧的态度实为观望。如果一战大胜，则为她六旬万寿更添光彩；若战事不利，必要时以其权威，出在光绪与群臣之上，提纲挈领，协调皇帝与诸臣达成共识，而不直上决策火线，也是符合当时慈禧超然于最高层的身份认知。 但自战争开打以来，光绪与簇拥于其下的翁同稣与帝党成员的表现，却令慈禧太后愈发感到不安。借朝鲜事务的处理，光绪与帝党全力逼迫李鸿章与北洋，令其进退失据。接着帝党言官将矛头转向军机处内一向与李鸿章保持默契关系的军机大臣孙敏汶、徐用仪等。而这几位军机大臣均是慈禧太后当政时，构成核心权力的重要人物。在慈禧归政光绪后，这些大臣仍为慈禧持续着在朝廷中的影响力。 光绪和帝党发起的由外而内的连串斗争，令慈禧相信这一系列图谋的目标，在瓦解其权力部署，从根上断绝慈禧太后对朝政的影响力，最终将她架空在颐和园中。这是慈禧平生所最不能容忍的事：对其权威的挑战。因此，在帝党挑起对孙敏汶、徐用仪等慈禧太后一方军机大臣的攻击时，慈禧果断打破坐山观虎斗的姿态，加入了甲午战争清朝的决策。 慈禧太后出手挽救李鸿章 慈禧太后的第一次出手，就是上文已经提到的让帝党对丁汝昌的致命攻击消灭于无形。而随着战况的发展，慈禧太后的介入更直接挽救了李鸿章。 平壤战役战败，光绪与帝党主导的清廷马上对李鸿章严加惩处，所选择的，又是一种极尽屈辱的做法。李鸿章被拔去三眼花翎，是本年（1894）逢太后六十万寿时恩赏。清例，贝子以上始得用三眼花翎，李鸿章得赐，即自曾国藩以下，无有与之想比拟者，除表彰他三十年来的勋劳，亦暗喻其功不在其师曾国藩之下；而伯爵之秩，更崇于封侯，意义重大。至此一役即去，前功尽弃。既已拔翎，又夺黄马褂，更是难堪。黄马褂例以战功方赏，李鸿章的黄马褂，赏于平定太平天国之际，这也是她一生功业的起点，如今被夺，等于对他始初的战功也一律加以否定。 翁同龢在光绪气愤至极之际草拟这一处罚，羞辱李鸿章太过。 给事中洪良品奏,李鸿章“志存和局”,“其在日本有洋行,有茶山,,其不欲战皆以资本在人手中之故”,朝廷应“再简一知兵大员为统帅,以免遥制而一事权”。眼见光绪帝党就要大获全胜，不料数日内，朝中情势大变。败讯初到的十八日（9月17日），慈禧传见军机领班之礼亲王世铎，二十一日（9月20日）礼亲王世铎及甫于本年晋封亲王的庆亲王奕劻，同见慈禧，且“此后连日如此”。慈禧太后终于选择了这一时刻为出面干政的关键时刻。只几日间，形势扭转。 八月二十二日（9月21日），一道以“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荘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开头的上谕明发给李鸿章，一改四天前拔翎夺褂的凶狠，这道上谕称“北洋门户最关重要，该大臣布置有素，筹备自臻严密”，明确表示了对李鸿章的信任，又“近闻该大臣因军事务劳瘁，气体不甚如常。着随时加意调摄，毋负朝廷委任至意”，大加安慰。这一明发的上谕，宣告慈禧太后又站到了清朝政局的前台，而她的态度，正是安抚收服被帝党惨重打击的李鸿章集团。经此一谕，无形中暗示李鸿章，慈禧太后支持他处理朝鲜危机的原则，因此，战事虽已难以救药，但尽速控制事态与谋一了局之具体做法的通道，就此打通了。而同时这也意味着，光绪和帝党为了自身权力的扩张极力打击北洋将带来的恶果：北洋投向太后集团，此后一直使帝党处于劣势的晚清帝后党争拉开了序幕。 甲午战争中清朝政争结果：动嘴者得利 办事者遭殃战争初期翁同龢等便拟定了“攻守相济”、“以湘抑淮”的内、外方略，但除了高唱主战宏论，以及力主“宁赔款，不割地”以外，未见彼辈进行实质性的赞划和补救。。
翁同龢、李鸿藻辈之言行至少在客观上对清廷打压李鸿章多有助益。 帝党唱高调得到实利 辜鸿铭在《清流传》中曾说:“好大言原是书生本色。盖当时清流党群彦之不满意于李文忠,犹如汉贾生之不满意于绛候辈”。而光绪和帝党将北洋集团视为对手而痛加打击。 李鸿章曾自叹甲午一战乃以北洋一己抵日本全国，事实上，除了对付日军，他还得同时面对清廷的猜忌和同僚之攻讦。政府疑其“跋扈”，台谏参其“贪婪”，其处境之尴尬难以言表。 战争初期翁同龢等便拟定了“攻守相济”、“以湘抑淮”的内、外方略，但除了高唱主战宏论，以及力主“宁赔款，不割地”以外，未见彼辈进行实质性的赞划和补救。攻讦李鸿章倒不遗余力，李鸿藻认为“海军船只一无所用，真可杀也”。翁同龢与李鸿藻先后在七月二十五日（8 月 25 日）和八月十八日（9 月 17 日）的枢垣廷议中力主严惩李鸿章和丁汝昌。最终懿旨丁汝昌仅革职留任，李鸿章仅拔去花翎、褫黄马褂，翁同龢对门生张謇言：“将不易，帅不易，何论其它，此天也，意中之事已如此，即意外而意中之事亦如此。”失望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翁同龢、李鸿藻辈之言行至少在客观上对清廷打压李鸿章多有助益。顾满洲亲贵之本意，为了改变汉族大臣权势过大的现状，让日军把李鸿章作为政治资本的军队打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李鸿章战后的感怀，最为真实痛切：“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好，海军也罢，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孔，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尽管有推脱责任之嫌，但李鸿章之譬喻非常精当，“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可知阻力颇多，怨气不少。其后李氏历聘欧洲，更直言俾斯麦：“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由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人所能喻者。 而帝党诸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由于其群体一贯“政治正确”,又主导舆论,因而对政局发生了重大影响。终于为光绪与帝党正式走上政治舞台的前台，极力扩张本派的力量争取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只是一人一派的得利，是以中国整个国家蒙受屈辱失败为前提的，不知光绪和翁同龢等在无人之时，是否有过丝丝后悔。 甲午战争之中，光绪和帝党不但没有放松对北洋军事集团的攻击，反而变本加厉痛加打击，意图扩大自己派系的权力空间。最终，淮系北洋在战争中惨遭内外打击走向解体，而光绪与帝党的“胜利”的结果，却是重新将已经交权的慈禧太后重新拉到了政权前台。更惨痛的是让整个国家为战败蒙羞。为一人一派之利益造成如此后果，不能不令后来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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