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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吉凶观”之科学解读与合理借鉴
刘一恒
《周易》价值的终极关怀是人的生存安全。先哲制《易》，“仰观俯察”、“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彰显的全是人们在生活实践活动中的利与害、福与祸、兴与衰、吉与凶的发生条件与转化规律，形成以天文为背景的《周易》“吉凶观”。表达这一观念的基本命题是：“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同时以模拟宇宙基本结构的象数体系构建了一个“推天道以明人事”、“观天象以断吉凶”的自然逻辑模型。引领人们“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知幽明之故”而“法天贵真”，“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达到“天人相通”的境界，实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的生命价值目标。
一、趋吉避凶的古今探索实践
纵观宇宙演化、人类进化的历史可见，人类一直是在不断适应复杂多变地球环境的艰苦爬涉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同所有生物种群一样，人类从来也未能逃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地球经历的星体撞击、火山喷发、大地震动、水旱灾害、气候巨变以及疾病、猛兽、战争、事故等天灾人祸，人类都未能幸免。面对来自多方面的严重威胁与挑战，中华远古先民早就踏上了探索生存之“道”与安全之“法”的“问天”之路。严酷的生存环境迫使先民将自身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创造了“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以顺性命之理”的警世之作—《周易》。这部立足天道本体、指导人类生存与安全的智慧宝典，昭示中华先民“法天象地”、“与天合一”、“顺天应人”、趋吉避凶。度过了来自自然、社会、人生的种种厄难，开创了源远流长、连绵不绝的灿烂中华文明。
早在七千年前以至炎黄的天地洪荒年代，先哲已经开始根据长期观察的日、月、星辰运行与气候变化的规律，创制历法，确定岁时、节令，并萌发了依据“天象”而创“易”的“易象”思维，开启了“画前易”文明。发展到夏、商、周时代，“人人皆知天文”，并且已经采用“三垣二十八宿”恒星体系作为基准，全面、精确观测天象，“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同时根据天象变化，推断人事灾祥吉凶。总结几千年的天文观测与生存、生活实践，“世历三古”而形成经典的《周易》明确指出：“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汉代京房的《京氏易传》，集前贤“天文灾变”研究之大成，融日、月、星于一体而互参，研究由天体运行引发地球灾变的规律，指出：“隐显灾祥在乎天”，“见灾于星辰”。《隋书·天文志》也明确讲到：“仰观俯察，谓以天之七曜，二十八星，周于穹圆之度，以丽十二位也，在天成象示见吉凶”。可见，聪明睿智的中华先民早就把“观天象”、“推天道”应用于趋吉避凶的生产、生活实践。在关乎生死存亡的军事斗争史上，历代军事家更加重视研究天文、气象变化规律及其对军事行动的影响，把“天时”作为运筹、指挥作战的首要条件。早在三千多年前，先哲就已发现月球运行到二十八宿之不同宿位，引发地球气象变化与灾害的现象。《诗经》说：“月离于毕俾滂沱兮”；《书经》也说：“箕星好风，毕星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三国时期精通天文的诸葛亮已经把这些规律应用于重大军事行动的运筹决策之中。建兴七年，曹魏四十万大军欲取蜀国重地汉中，诸葛亮决定只派一千兵守隘口。守军将士百思不解、畏惧不前。诸葛亮解释道：“吾昨夜仰观天文，见毕星躔于太阴之分，此月内必有大雨淋漓；魏兵虽有四十万，安敢深入山险之地”。同样懂得天文的魏军将领司马懿，也作出同样判断，遂令大军“不可轻进”。未及半月，果降大雨，而且连绵三十余日，魏兵被困于陈仓城外，汉中免于战乱。在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中，深谙天文气象、“七十二候”的诸葛亮竟提前数日预测到江南之地、隆冬季节起东风之时日，吴蜀联合定下“火攻”之计。风起之时，吴军发起火攻，取得八万之众破曹八十万的著名战例。这场战争，天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后人有诗评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在中国军事史上，历代军事家都把进行军事行动前“仰观天象”视作谋划军事行动的必要前提。《史记·天官书》里记录的军事行动前“观天象”的案例就有124条。其中虽有不少牵强附会、蓄意渲染的成分，但也包含着许多先哲关于天象变化对于军事安全行动影响之自然规律的经验总结。古代典籍还记录着大量的关于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发生的“凶、咎、厉、悔”事件同天文历法对应关系的事实与直感认识。《内经》指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并列举了大量“天人相应”的实例。《梦溪笔谈》则具体讲述了朔望月对生存环境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唐代天文学家还把长期观察记录的一年十二个农历月中，事故多发的天象、历日对应关系作为“历注”编入历法之中。更有甚者，先哲还创立了一套庞大的、以天文历法为基础、以“易理”为依据、依“择吉避凶”为宗旨的“数术学”体系。先后收录在《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历史文献之中。由于历史环境与科技条件的限制，这些观察记录与学术体系尚处于“直感体悟”和“唯象”认识阶段，而且混入许多唯心迷信成分，形成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局面。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西结合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与“人类行为学”，都为探索古代天文历法、“择吉”数术的自然机理，辨析真伪，分清精华与糟粕，提供了实证科学论证的方法、手段。现代人类面临的严重生存危机，则对探索研究提出了强烈而迫切的客观要求。
近、现代以来，随着“工业文明”的蓬勃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各种灾害、事故频繁发生；现代文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人的生存、安全遭受严重威胁。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因灾害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十分惨重，而且有不断增大的趋势。2008年我国就发生了南方地区大面积冰雪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灾害。仅汶川地震，直接经济损失就达8451亿元，遇难和失踪人数达87149人。非常遗憾的是对这次特大地震，震前竟未作出任何预报。与此同时，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发生的、居高不下的各种事故也对人们的生存安全构成愈来愈严重的威胁。道路交通事故、空难、海难、矿难等等，无论是在发生频率方面，还是在惨重损失与社会影响等方面，都向现代人类警示了防灾减灾、预防事故、安全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这样的形势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减灾防灾”、“预防事故”、“可持续发展”、“安全发展”等社会发展重大应用课题的研究。我国一大批“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专家、学者联合开展“跨学科”的“天地生综合研究”。国际科学联合理事会（ICSU）也组织了一项“全球变化—地圈与生物圈计划”，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正式开始实行。中、外科学家论证认为：中国古代科学关于“究天人之际”的“三才之道”，“法天象地”的时空环境选择、“顺天应人”的安全行为模式，包含着先哲关于“人与自然”的睿智认识与警世发现。正如当代“耗散结构”理论创立者、“混沌和复杂科学”革命代表人物、比利时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指出的那样：“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通过中外科学家的跨学科研究，综合论证了一系列有关天地生现象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客观事实。开拓了一批新的边缘或交叉科学，如“天文地质”、“天文气象”、“天文医学”、“天文地震”、“天文灾害”、“天文事故”等。形成许多对于生态环境、自然灾害、安全事故的预测、预报、预防有着重大实用价值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主任翁文波教授把易学“象数思维”、“天干地支”同“可公度性”研究相结合，对地震、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进行远程预测，提前数年或数月就成功地预报了九十年代国内外多次发生的6级以上地震和严重水、旱灾害。当代天文学家、甘肃酒泉地区科协副主席、中国防灾协会甘肃分会理事长张巨湘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天体运动对人类客观行为的影响”，成功地制订出《三象年历》，科学地论证了“天文事故”发生的规律。这些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深入揭示了自然界“天文灾害”、“天文地震”、“天文事故”发生的自然机理及其确切的天文背景与实证科学依据，并为古今中外大量的客观事实所证明，已在现代自然灾害与天文事故预防工作中，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浪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这种“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研究的新模式、新方法，已经渗透到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易学科学、生态工程、决策建模等各个领域。
为适应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对安全工作的更高要求，我们西安大观决策科学研究院于2000年组成“灾害、事故时空信息预报”课题组，在张巨湘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综合汲取古今中外有关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现代实证科学论证，进一步深入探讨灾害、事故发生的自然规律，并开发相应的信息软件，为贯彻落实“安全发展”理念提供决策借鉴。
二、灾祥、吉凶天文背景及其自然机理的科学解读
现代科学和自然辩证法研究表明：人类在天体运行自然环境效应中长期进化，形成适应自然环境周期变化的各种生理节律。人的生理节律与生存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着人的行为。现代“安全行为理论”研究认为：人的行为模式包括人的“生理学行为模式”和“心理学行为模式”。人在社会活动中发生事故是生理行为、心理因素与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人由生理因素导致行为失误而酿成事故是有其天文时空背景和自然科学机理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展的“天地生综合研究”，从实证科学的角度，揭示了这一自然规律，并提出了“天文事故”的概念。这类事故是指由于地球、月亮、太阳、行星之间的相对运动，引起人的生存环境周期变化，影响人的生理学行为而造成的事故。
影响天文事故的因素来自宇宙天体运行综合效应的诸多方面。本课题首先研究的是“地月系”周期运行综合效应对人为事故的影响。月亮是地球的卫星，是离地球最近的天体。天体演化与生命进化研究证明，月亮运动对于万物生化、人类诞生与进化有着特殊的作用，并且对人类生存环境与人类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古今中外志士仁人都非常重视对月球运动及其效应的观察研究。
本课题研究中，我们采用“二十八宿恒星坐标系”观测月亮环绕地球公转、每日所“宿”之空间位置；用“赤道坐标系”观测月球轨道相对于地球赤道的纬度坐标（用月赤纬表示）。
古今天文学家对月球运行规律的观测研究发现：月亮有五种运行周期，每种周期有四个轨道转折点。五种运行周期会合又可得到三种会合周期。月球运行相对于地球纬度高低变化的周期叫作“回归月”周期，为27.321582天；月球在二十八宿恒星间运行一周的周期叫作“恒星月”周期，为27.32166139天。这两种周期相差很小，可以建立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
地球和月亮都是两个很大的磁体，“地月系”绕转相当于一个很大的“地月发电机”。“回归月”的周期运行就等于有规则地改变这台发电机的直径，从而调制地球极低频电磁波的频谱，随“月赤纬”的上升呈增强性变化；随“月赤纬”的下降呈衰减性变化。变化范围为7赫至20赫。
人的大脑电波变化也处在极低频波段内。在月赤纬从+28.6度—0度—-28.6度周而复始的升降过程中，处于南北两个上升段的效应频率由7赫向14赫至20赫增强变化，在这种时空环境下，人的大脑电波波段亦呈增强变化，大脑生理行为差错事故较少；处于南北两个下降段的效应频率则由20赫向14赫至7赫呈衰减变化。在回归月下降的转折段（月球轨道的峰区），人脑可出现共振性兴奋（表现为烦躁），易导致事故的发生；在回归月下降的中段，易引起大脑抑制性共振，反应迟钝，也易导致事故发生；在回归月下降的末段（月赤纬0度附近），效应频率衰减较慢，致使这种共振可延续到月赤纬0度的后一天。
在月赤纬升降的一个周期内，南北两个下降段对应的二十八宿“月宿”分别为“井鬼柳星张翼轸角”（北下降段）和“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南下降段）。这样就得到一个回归月周期内的天文事故易发日与“月宿”对应表。这种对应关系，曾用公路交通、列车运行、航空、航海等“人机操作”领域发生的大量事故进行分析检验，结果显示发生在天文事故易发之月宿段的占80%左右。张巨湘先生曾将台湾1990年1月到1991年7月军用飞机失事之月宿对应情况可以看出，发生在天文事故易发日相应月宿段的竟占到88.89%。可见这种规则对于高精密度操作的飞行天文事故，具有相当高的准确率。
三、“推天道、断吉凶”模式的合理借鉴与天文事故预报
“地月系”周期运行引发天文事故规律的揭示，为我们建立天文事故预报规则提供了实证科学依据。这种规则和预报模式，对于公路、铁路交通运输、航空、航天、航海，以及人们操纵机器活动的所有领域的事故预防，都有着科学的借鉴价值。在实际应用当中，还须结合现代历法和人类活动的基本规律，把天文事故易发日同月宿的对应关系合理地安排在每个月的历日当中，以便根据日历预报天文事故容易发生和不易发生的具体日期。由于恒星月的周期为27.3天，而二十八宿却有28个宿位，如按一天一宿安排，则天文事故易发日与月宿的对应关系将会打乱。为此，我们根据张巨湘先生制定《三象年历》的作法，在二十八宿的推排上，严格依据现代天文观测数据，纠正历史上脱离客观实际的推排方法，以月赤纬与月宿的对应关系为基础，对二十八宿与历日的对应关系，进行合理的化裁处理，重新安排二十八宿，使二十八宿在恒星月周期中，正好一天一宿。“壁”、“轸”两宿，严格地安排在月亮轨道与赤道相交的两个0点上（即升交点、降交点），“井”、“斗”两宿各安排在月亮轨道的“北上点”及“南下点”。这样，在近点月半月中，可能出现“两宿占一天”的情况，按“觜参”、“尾箕”压缩。在月远地半个月中，有时可能出现一宿安排两天的情况。
依照上述方法，我们编制了2008、2009两年的天文事故易发日预报表。2008年的预报表，作为实际统计资料检验分析之用；2009年的预报表，作为预报天文事故之参考（见附件）。
在天文事故预防的实践应用中，对于操作人员的生理状态，还应结合“人体三节律”，综合考虑。使人们活动计划的组织实施，特别是高精密度操作活动，尽量安排在主、客观因素有利于人脑生物电波工作的时段。若因客观条件限制，不能完全安排在有利时段，则应针对预报的不利因素，积极采取稳定操作人员身体功能的措施，保持精力集中，一丝不苟，以排除天文因素带来的生理学行为失误而酿成的事故。
二〇〇九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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