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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西医结合的几点思考 中西医结合近50年的探索过程中，虽然取得一定的成就，但仍然面临着许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并且一直面对着各种评议与质疑。中西医结合人士还得尴尬地面对“结而不合”的现象。笔者就中西医结合问题提出几点思考。 l.对中西医结合概念的理解 “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是1956年毛泽东关于“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药学”的讲话之后，逐步在我国医学界出现的，首见于《人民日报》1959年1月25日《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社论，此后得到中国医学界普遍运用。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政治上作为“新生事物”的“中西医结合”，直到今天，它一直没有一个内涵确定、外延清晰的科学定义。这期间，有的把懂得一些中医又懂得一些西医的人称之为中西医结合；有的把临床上中、西药并用称之为中西医结合；有的把教学上中、西医课程混合安排称之为中西医结合；有的把用西医还原性研究方法对中医理论体系进行验证、解释、改造称之为中西医结合；有的把管理西医的方法照搬到中医管理上来称之为中西医结合；近年来，有的更把“中医西医化”、“中药西药化”称之为中西医结合。有的说中西医结合是与中医、西医并存并重的一支独立的力量。 关于中西医结合概念虽然存在着多种理解，归纳起来，无外乎两种，一种是狭义上的理解，也是其本义，即是毛泽东的“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如“所谓中西医结合，就是把中医和西医学统一起来，发展为一种新医学”。另一种是广义的理解，即“中西医工作者相互合作，中、西医学术互相配合，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的实践过程，谓之中西医结合”。狭义上的中西医结合主要在学术方面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内容与目的，即以创立一种统一的新的医药学为目标的结合。广义的理解，即将中西医两种理论、两种方法相互配合或联合，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的结合。这两种提法是从不同的层次上来界定中西医结合的，两者都有合理的一面，但我们不能人为地把二者割裂开来。如果将中西医结合目标划分为最低目标与最高目标，那么最高目标就是将中西医学融合为一体，创造一个新的统一的医药学；最低目标则是目前中西医结合工作者正在进行的运用中西医两种知识和方法，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的中西医联合或配合。对中西医结合的理解如果局限于最高目标而忽视其最低目标，实际上是无视中西医结合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相反，如果仅局限于最低目标，而忽视甚至否认了最高目标，容易导致将中西医结合简化，将中西医结合仅看成了临床诊断上“辨证”与“辨病”的“互参”，治疗上中西两法“互补”、中西两药“并用”。实际上，最低目标和最高目标之间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过程中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人为将两个阶段分离开来容易导致认识上的偏差和实践中的盲目。 到目前为止，中西医结合没有权威性的定义，尚邓认同和统一。多数学者认为可概括为：中西医结合是一门研究中医和西医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思维力式、对象、内容、观察方法，比较二者的异同点，吸取二者之长，融汇贯通创建新医学理论体系，服务于人类健康和疾病防治的整体医学。 2.中西医结合的回顾及其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有这样一种观点一直支撑着人们进行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中医研究的对象是人体及疾病，西医研究的对象也是人体及疾病。既然二者研究的对象是同一的。那么二者必然有相通、甚至有相同的地方。因此认为用研究西医(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就可以解释和阐明中医，最终使二者走到一起，合二为一，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从中西医结合的历史回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问题。半个世纪来中西医结合主要从事了三方面的研究： 首先是中西医治病用药上的结合。中医治病既用中药，也用西药；西医治病也用中药。这方面经典的结合范例是张锡纯的“石膏阿斯匹林汤”。对疾病的诊断既用传统的望、问、闻、切，也用现代科学仪器检测。例如现在不少中医看肝病让患者化验肝功，看肺病拍胸片。这种治病方法和诊断手段上的结合尽管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医“暗箱操作”的不明确性，但由于缺乏理论指导被认为是中西医疗法机械的、低层次的结合，不是中西医理论结合目标。 其次是证实质和四诊客观化在治疗实践方面的结合。中医证实质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今已有40年的研究历程，其最终目标是希望中医辨证象西医辨病一样，通过辨认异常的理化指标来实现，如果达到了此目标，那么中医辨证就可以从纯经验中摆脱出来，克服个人经验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走上科学的道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脾气虚证的实证研究，尽管研究出的理化指标多达七、八十个，但由于很多理化指标缺乏特异性，因此在临床上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被极少数反对学者认为是中西医结合的最大的失误。 四诊客观化的研究。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诊断手段，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疾病的诊断有一定的价值。但因其手段原始，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非客观性、随意性和直观性。中医量化诊断研究者，将中医从望、闻、问、切得到的信息模拟定量，并制定出参考标准；将舌象、脉象进行分解，并用图片制成标本，供诊断参考。这是中医从纯个人经验诊断向量化诊断上的一种探索，值得支持。但也有人提出：如舌诊仪虽然可以识别颜色，但对舌诊信息的全面综合识别、分析、处理上仍明显不足，至今尚未有在舌体胖瘦、点刺、动态识别等方面的研究报道。脉诊信息的阐释和临床应用方面使用仪器虽然先进，但没有充分地与中医临床结合。人体有胖瘦、高矮等个体差异，医生诊脉时可随机调整，但器械没有这样的灵活性。因此，机械对人的脉象肯定没有人给出的准确。并且脉象仪只能识别何脉，并不能识别何病何证?要诊断疾病还要做其他方面的检查。这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再次是中药药理的研究。由于中医思想自身的局限性，传统中医治病不明确药物作用机理及具体成分，中药制剂在很大的程度上仍保持着传统的用药方式和给药途径，难以适应国际市场的要求。中西医理论结合，让中医药走向世界市场，药理上的融通显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目前所进行的中药药理研究，主要是用西医药理研究方法对中药进行分析，提取有效成分，研究某一有效成分对某病或某一检测指标的影响，用这种方法研制出了一些具有稳定疗效的新药如青蒿素、柴胡针等；然而更多的药理研究结果与中医临床实践不符，如石膏主要成分为含水硫酸钙，属不溶性物质，故一副中药煎剂中石膏用量多少在疗效上应无明显差异，然而临床证明其用量大小直接影响疗效，且实验表明石膏无明显退热作用，但众所周知，石膏是治疗阳明壮热的主药。许多中药实验证明抗菌作用不强，但用于治疗感染性疾病取得较好疗效，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给中西医结合带来了诸多困惑。另外由于每种中药含有多种成分，复方少则十几味药，多则几十味药，到底是哪些成分起治病作用，它们间的相互作用、综合作用如何?在人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一个高难度的课题。 3.中西医结合难点和困难的反思 一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科学技术发展史表明，不同的文化起源，孕育出不同的自然科学技术；不同的哲学思想方法产生了不同的对自然界的认识与研究方式。中医承传着华夏文明的精神，对事物认识的整体观与综合观更多地借助经验，不注重研究对象的性质与结构，以辨别关系和处理关系为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天人相应、脏腑相关、生克制化、辨证论治、阴阳表里关系的本体论理念。西方传统文化，在古希腊时就倾向于多元化、多层次的认识自然，热衷于向自然开拓，对自然进行细致地解剖和分析，对自然进行功能结构的分析。从结构和功能上认识人体与疾病，着重于恢复人体结构功能为目标。 二是医哲交融的歧义性。中医学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其哲学思想方法是中医学体系的灵魂。直接参与了中医理论的构建过程，并成为中医理论的组成部分。哲学思想的引入虽然丰富了中医学理论的表达，但是产生了歧义性和模糊性。从中医和西医理论可结合性特点方面分析，中医理论从整体上可分以下三类：第一类是不能用现代医学理论和实验证明的部分，如阴阳五行学说等。这类理论是中医对宇宙间各种现象和事物属性的一般概括和总结，含有丰富的哲学含义，不能、也不需要用西医理论和实验证明。第二类是现阶段难以用现代医学理论和实验证明的部分，如藏象学说中的脏腑概念和功能等。第三类是现阶段可以用现代医学理论和技术逐步证明的理论部分，如中医证实质的理论和中药的药理机理等。因此在进行中医现代化与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时，首先应区别哲学思想与具体医学内容，属于哲学范畴的因素，应视为指导思想，没有具体的客观指标。 三是中西医缺乏对应性语言，难以沟通。中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对于相同的概念却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例如中医藏象学说中的“脾”，虽与西医学的脏器的概念相同，但在生理、病理的含义却不I司。是建立在司外揣内、取类比像、经验反证基础上的中医藏象学说，除有较为粗略的解剖印迹外，它本质上是一个归纳人体各种功能和表象信息的符号系统，其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功能及关系。 四是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中医偏重于从整体上看问题，而西医偏重于从局部还原论分析方法看问题、说明问题，沿着人体-系统-器官-细胞-细胞器-分子-原子-原子层的顺序逐层还原分析。只有发展到中医与西医对人体及疾病的认识达到相同层面，中西医两种医学模式相互认识时，其难以沟通的问题、“结而不合”的问题便能得到解决。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中西医结合还有大量艰巨的工作要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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