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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3年，钱钟书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就对自己的文学观念作过比较完整的论述，并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文体及其品类、文学史时期划分、文学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均有精细辨析。概括起来，他的文学观念主要涉及什么是文学及其文学史观。
对于什么是文学，他尽管没有给出定义，但对文学特性和价值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指出：“吾国评者，夙囿于题材或内容之说——古人之重载道，今人之言‘有物’，古人之重言志，今人之言抒情，皆鲁卫之政也”。他主张“以能文为本”，不宜“以立意为宗”。何为“能文”？他有几层分析：其一，“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这就是说，“自文艺鉴赏之观点观之，言之与物，融合不分，言即是物，表即是里，舍言求物，物非故物”。“如删除其世眼所谓言者，而简择世眼之所谓物，物固可得，而文之所以为文(quiity)，亦随言而共去矣。”其二，“文者非一整个事物也，乃事物之一方面。”所谓“宙合间万汇百端，细大不捐，莫非文料，第视乎布置熔裁之得当否耳，岂有专为行文而设之事物耶……往往有公认为非文学之资料，无取以入文者，有才人出，具有炉日炭之手，化臭腐为神奇，……文学题材之区域，因而扩张。”其三，“文章要旨，不在题材为抒作者之情，而在效用能感读者之情”。（注：《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87、48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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