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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骆玉明
也许是杨绛写的文章里，说到钱钟书先生特别喜爱《西游记》，无事便反复地读，常一个人乐得眉开眼笑；又忘记 是哪一位西方学者说过：不了解《西游记》，就像不了解荷马史诗或《堂·吉诃德》一样，不能说是了解了人类的文学。在神话文学相对缺乏而杰作尤少的古代中 国，《西游记》真可以算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说，它充满奇异的想象而又多调侃戏谑之趣，跟中国社会通常推崇的拘谨严肃的精神风貌相去甚远。 关于《西游记》的宗旨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不过依鲁迅之见，它只是一部游戏之作罢了，苦苦地要从中挖 掘出什么深隐之意，结果大概就是将它的文字搅成碎片，飞飞扬扬。但是同是戏言，有大智慧而深察世情人心者说出来还是和常人不一样。他们自然也有自己的人生 见解，却并不固执，那见解可以是漂移的，其边界亦宽泛，所以能够理会种种不同的生命样态。我想，《西游记》的作者（我们其实不能确切地知道他是谁，把著作 权归于吴承恩是不很可靠的说法）应该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我们暂且滥用一下“主义”这种标签，取经的师徒四人，唐僧可以称为理想主义者，孙悟空可以称为 游戏主义者，猪八戒可以称为现实主义者，而沙僧是谁先提议就赞成谁、谈不上主义的，那么他可以称为“无主义主义”——这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主义——者。这 四人在作者笔下都有可爱也都有可笑的地方，他们的“主义”也无不有一点自己的道理。再多说一句，在《西游记》里，就是妖精也尽有令人觉得好玩和喜爱的，实 不宜一概拟之为阶级敌人。 要说唐僧的好处，首先当然是取经的意志坚定；抵御女妖精之诱惑的那一份定力，尤其难得。他好像代表 了人生的崇高境界和终极追求，很值得佩服。不过作者却让他一路上动辄眼泪鼻涕，把那分英雄气给稀释了；他要去的西天又是个不怎么高尚的地方，连佛祖都赞同 其门徒勒索取经人的钱财，因之万里迢迢的风霜到底是否值得，于是就令人带着点疑惑。这多少反证了猪八戒的人生态度的合理性：去甚西天取甚经！在家伴着老婆 ——他老婆名叫翠兰儿，劳动致富奔小康才是正经。在哲学上，这可说是“生活在当下”。所以取经路上一出事，八戒马上想到的是“把白马卖了，给师父买口棺木 ”。棺木既代表一份孝心，也是八戒所理解的于师父最为合情合理的去处。但人生除食色二事，再无别的念想，岂非离猪不远了么？这好像也是小说借八戒的粗俗提 示给我们的训诫——难怪他叫“八戒”呢。至于孙悟空，虽也是被迫参加取经的长征，一路上倒欢欢喜喜。因为他本来好胜好斗好逞英雄，降妖擒魔也不妨视为快乐 的玩耍；正因此，只要妖怪肯叫他“外公”，他也不为难人家。小时读《西游记》，每见妖怪被降服，就有个菩萨之流将它收回去，说是他们家养的，心中不平。 后来才明白：降妖好比下棋，一盘了却，重又来过，难不成把棋盘给砸了？但这猴儿本来无法无天地快活着，却终究不成，给一帮佛家的爷儿们骗着戴上个紧箍儿上 西天，还动不动抖他“齐天大圣”的威风，也是怪可怜见的。足见别人铺个正道在那里，你想不走也不行。沙僧不用说了，没本事没主见，不也一样地革命成功？ 我不是说这么就把一部《西游记》给解通了，只是想指出作者对多种生命样态的理解和他对人生不可逃脱 的可笑之处的调侃态度。一般地说，这种想入非非而富于嘲谑意味的作品只能在较为自由的社会氛围中产生，《西游记》雏形产生于元末，最后完成于明中叶，并非 偶然。此外，这一种类型的作品总是有一种解构作用，在文字构筑的世界里给人一个自由的空间，并且引发各种活泼无忌的联想。所以，作为古典小说，《西游记》 在现代仍然能够为变形的演绎提供丰富的素材。像香港影片《大话西游》，故事虽然离原作很远，气质的相通还是可以看出来。但是，并非所有的小说都可以这样处 理。听说也有人把《红楼梦》按“大话”模式来演绎，那对曹雪芹实在是很唐突，且小说本身也并不提供这样的基础。曹雪芹是把全部心血灌注到《红楼梦》中去 的，他企图借小说为失去意义的生命重建有意义的形式，其精致而忧伤的文字中蕴涵着作者深入的人生思考。所以，尽管写作本身必然是对读者的诉说，但在把小说 交给读者的时候，曹雪芹仍然在为他认为是不可免的隔膜与误解伤感——所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们还是放过他吧。
目前对余秋雨的批评情绪化的东西太多，而且往往不是对作品的批评，是对人的批评 甚至是攻击，很失态。有一部分人通过对余的批评抬高自己，以为自己是文化教主。而余秋雨也有些失态，譬如把批评他的人与盗版者捆在一起说，不仅得罪人，而 且显得焦躁不安。我在书中放弃点评余秋雨，就是不想卷入意气用事的气氛中。 我觉得，余首先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但过于聪明。他的作品，抒情的时候左 顾右盼，使他本来具有的才华受到很大的限制。余秋雨的散文中，确实经常有错误，但考虑到他写的不是学术论著，有错指出来就可以了。但指出的人，有的太夸 张，好像不然就显不出自己高明；而余秋雨呢，也太把自己当大家，非要强词夺理。从过程来看，《文化苦旅》还很不错的，《霜冷长河》就有点……有些人不喜欢 余秋雨，主要是他与市场的关系太密切了。但余秋雨现象的社会意义是，文人应怎样与市场发生关系？知识分子应以怎样的姿态进入市场？这很值得探讨。 附：老骆评王朔 最初我对王朔的东西很喜欢。我相信他本来的出发点是认真的，诚恳的，但他找不到 解决问题的出路，于是沉迷在调侃中，最终失去了对问题的兴致。再则，王朔是一个十分懂得市场的人。他挑起争议，是为了把大众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就如他批 金庸，批得乱糟糟，因为他从未把金庸好好读完。他的目的不在批评，而是要让自己成为中心。正如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说过的一句话：永远要站在舞台的中心。但舞 台就这么大，大家都要挤来挤去，因此，表演本身已被忽视。就像在广告很发达的社会，广告的所有目的都是为了使产品成为名牌，所以质量反而被忽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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