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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朝代是由外族入侵建立的，一个是元朝，一个是清朝。元朝是由蒙古人建立的，蒙古人精于射骑，骁勇善战，部落组织与军事编制合二为一，战斗力极强，自灭金后，蒙古军队的铁蹄开始一路南下，势如破竹，最终逼迫陆秀夫背着南宋小皇帝赵昺于厓山投海自尽。元朝的统一，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疆域，据《元史·地理志》载：“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陆。” 蒙古人虽然依靠军事上的优势建立了元朝，但在经济形态和意识形态方面都要远远落后于宋朝，因此他们在中原地区实行统治，既无阶级基础，也无思想基础，只能依靠人为地制造民族矛盾，加深民族隔阂来进行统治。元朝统治者按照种族或地域将全国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包括我国西北地区各民族，以及中亚和东欧来到中国的人）、汉人（指原来金统治下的汉族和女真、契丹、渤海、高丽等族，以及宋、金对峙中四川地区的汉人）和南人（指南宋灭亡后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四等。对于不同的人等，在法律待遇、政治地位和经济负担等方面均作出了不同的规定，他们对于汉人和南人特别歧视，经常下令没收汉人、南人的军器、马匹，不许汉人田猎、习武、集会等，甚至夜间点灯也要禁止。 元朝的官方将人分为四等，民间则根据社会职业将人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通过这样的排序，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元朝社会的一些基本情况。 “一官二吏”：所谓“官”，是指朝廷任命的命官，隶属于统治集团，他们替皇上当差，是“吃皇粮的”；所谓“吏”，则是由“官”聘用的助手，他们是替当官的跑腿办事的，比如“捉刀吏”，就是专门替当官的处理文案的。说得再简单一点，当官的是管人的，为吏的则是办事的。现今，当官为吏者仍然高高在上，社会地位没有变化，他们吃的是“公家饭”，由纳税人供养，养尊处优，衣食无忧。数千年来，这些当官的人一直没能弄清楚一件事，他们以为领取的俸禄是皇上（党组织）给的，所以他们只为皇上（党组织）服务，对老百姓却麻木不仁，不冷不热，殊不知老百姓才是他们真正的衣食父母！ “三僧四道”：僧人与道士都是神职人员，是专职的意识形态工作者，他们通过宣传佛教或道教的宗教信仰来控制人们的思维与行为。蒙古人在统治中原之前，在意识形态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他们没有完整地、独立的宗教信仰或思想体系（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因此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族上层就非常重视对各种宗教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改造和利用，特别是忽必烈执政时期，佛、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宗教得到了政府的保护，享有各种特权，从事宗教活动的专职人员可以不纳税赋，不应差役。此外，政府还设置了专门管理各种宗教的机构，如宣政院管佛教，集贤院管道教，崇福司管也里可温，哈的司管答失蛮等。在元代，各种宗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中佛教最盛，道教次之，特别是对于八思巴创建的喇嘛教萨迦教派，元朝历代统治者“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元史·释老传》）。由于统治者的尊崇，元代的“僧”与“道”等神职人员的社会地位也是相当高的，仅次于官吏。现在，僧人与道士虽然仍受到人们的尊崇，但他们属于“方外之人”，并不能享受多少特权，也难以成为社会的主流，他们充其量只能满足一部分信徒的某种特殊的精神需求。 “五工六农”：这里的“工”，指的是从事小手工业生产的工匠。“工”与“农”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他们直接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他们也是被剥削的对象。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度，统治者历来重农轻商，甚至重农抑商。战国时期的管子学派提出“民分四业”，士农工商，显然“农”的地位要高于“工”，而“工”的地位又要高于“商”。但是，在元代“农”却排在“工”之后，这是因为蒙古族在进入中原之前一直是游牧民族，他们对于农业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认识。在现代社会中，工人和农民的身份性质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他们依然靠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养家糊口，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却是一落千丈，沦为了社会的最底层，而过去一贯受到统治者打压和歧视的商人现如今却是身价倍增，成为社会的新贵与宠儿。 “七医八娼”：医者常怀有仁人之心，他们以济世解困、治病救人为己任，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在医学并不发达的元代，大多数医者的医术并不高明，大病医不了，小病医不好，所以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同度并不高，难以成为社会的主流。“娼”者，娼妓也。他（她）们虽然从事的是“贱业”，但在古代也属于正当的合法职业。《说文》中只有“倡”字，没有“娼”字，梁顾野王《玉篇》中始有“娼”字，明人《正字通》中解释说：“倡，倡优女乐，别作娼。”古代娼女起源于音乐，所以后世娼女虽以卖淫为生，但音乐歌舞则是她们必须掌握的技艺。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元曲之所以得以兴盛，与娼妓有关。据史书记载，元代许多有名的娼妓不仅多才多艺，善于表演，而且自己能够作曲，当时京师有一个叫“一分儿”的名妓为社会名流丁指挥和才人刘士昌等人佐樽，时有一小姬歌《菊花会南吕曲》，丁指挥让“一分儿”以此为题现场作曲一首，“一分儿”应声唱道：“红叶落如龙退甲，青松枯怪蟒张牙。可咏题，堪描画。喜觥筹席上交杂答剌。苏频斟入礼厮麻。不醉呵，休扶上马。”由此可见，当时的娼妓才艺出众，有今日之文学家、艺术家的才情和风范，轻视不得！元代的“医”与“娼”排位在伯仲之间，如今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医生成为高尚的职业，不仅社会地位高，受人尊敬，而且他们收入高，待遇好，万人求；而现在的娼妓则是非法职业，嫖客欺，警察抓，鸨母扰，整日东躲西藏，胆战心惊。 “九儒十丐”：所谓“儒”，主要是指那些靠科举求功名的读书人。中国自隋朝开科举以来，读书人一直受到社会的尊重，因为他们今后将会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才。然而元朝实行的是种族歧视政策，在选拔官员方面实行的是“怯薛”制度，即在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子弟中选拔人才。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子弟到一定年龄后，就可以名列怯薛，充当皇帝的侍从，然后继承父兄的职位，或提拔担任其他职务。汉人或南人的子弟基本没有什么当官的机会，如果一定要走仕途，就必须从当吏开始，熬到一定的年头，也可以晋升为官员，但比例极低。忽必烈执政时期，曾经有不少汉族地主士大夫建议恢复科举制度，忽必烈虽然口头同意，却始终没有实行。到元仁宗时，国家才正式开考科举，但每次录取不过数十人。由于每年科举名额太少，当时的文人看不到做官的希望而大发牢骚：“年年去射策，至老犹儒冠。”读书人在元代受到统治者的压制和歧视，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极低，仅排在乞丐之前，位列第九，这或许也是元代仅维持一百年统治的原因之一。“丐”是指那些专门以乞讨为生的人。在中国古代，乞丐也是一种正当的职业，他们虽然地位卑下，但却有自己的行业规范和职业操守，他们当中许多人不乏侠义情怀，关于这一点，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今社会，读书人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学历已成为工作的必要门槛。读书的根本目的应该是明白事理，可是现在许多读书人书读得越多越不明事理，与其这样，不如不读书，加入丐帮当乞丐，虽然帮不了人，但也不至于害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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