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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4年，一个七岁法国小男孩在祖母居住的村庄亲历了骇人的德军屠杀村民事件。2014年，这位七十七岁的法国老人第一次在中国公开分享他的幼年回忆。 【编者按】“历史就是个人经历与集体记忆的构建”，莫里斯·埃玛尔（Maurice Aymard），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著名法国历史学家、近代社会经济史学家，继费尔南·布罗代尔之后最著名的地中海史学家。  莫里斯·埃玛尔 惨剧回忆：每个人都有记忆的责任 “642名村民被集体屠杀，那是我童年时期的痛苦回忆”，埃玛尔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第十一届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上口述了这段幼年回忆（第一人称叙述）： 1944年6月，当时我才7岁半，我和父母定居在巴黎。因巴黎频繁遭受盟军的狂轰滥炸，食物资源短缺，我和弟弟被送到祖母居住的村庄。 村庄名叫奥拉多(Oradour)，因地处于法国中部高原地带，因此少有德军出现。平静的小村庄与世隔绝，当时，这里的村民甚至都不知道诺曼底已登陆。 村庄中心居住着三分之二的村民，村庄有许多入口，祖母的房子在其中一个入口附近。我和弟弟在祖母家完成学业，祖母说，如果我们调皮，便把我们送到学校去念书。 1944年6月15日的下午，我爬上樱桃树摘樱桃果腹，在树上看到约一个排的德军军队从村庄入口处逐户搜查，他们把男女老少集中押解到村口据点。 一名指挥官命令村民击鼓召集村民，要求大家带上证件到村庄的教堂附近集合。 一些德军前往学校召集孩童。当时，村里三分之二的孩子正在学校，这些孩子被不幸屠杀。如今回想，如果我当时也在学校念书，恐怕我已然殒命。 德军把召集来的村民带到村子入口，有一名老大娘想要去村口救自己的孩子，她再也没有回来。 有消息传来，德军把男性村民集中在6个车库和仓库，先用机枪扫射，再堆些干草垛，把他们烧死。德军把女性和儿童关在教堂，从教堂窗外扔炸弹进去，再用机枪扫射，最后把他们烧死。只有7个人活着从死人堆里逃出来。 屠杀结束后，德军离开。临近村庄的村民前来帮忙善后，有些人都不敢进入惨不忍睹的教堂。 几星期后，全村为罹难者举行葬礼。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和我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再也见不到了。 1944-1945年冬天，奥拉多村庄的所有入口挂着写有“Souviens-toi/Remember”（意即“永远记住”）的标牌。8岁的我学到的第一个英语单词就是“Remember”。 奥拉多村庄保持大屠杀原样，重建工作搬到村庄外。每年政府会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 遗址唤醒人们的记忆，我们都有记忆的责任。 个人记忆对历史研究为何重要 埃玛尔穷尽细节来叙述回忆的初衷，是希望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和官方阐述产生互动，他希望人们明白，历史是属于全人类的。 “惨剧只是历史大海里的一朵浪花，可它能参与到法国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埃玛尔说道，“虽然我聚焦总体史和全球史，但是随着我对这段痛苦记忆的反复聚焦，我能重新思考历史学家与记忆、历史活动的关系。通过拆解、聚合及思考，个人记忆能建构出新的历史意义结论，个人记忆能科学地被转换成历史体系。” 除了幼时的惨痛经历，他还有另一段永生难忘的回忆。 1954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埃玛尔随即被派往阿尔及利亚服兵役，2年半的军旅生涯让他产生了诸多疑问：法国向阿尔及利亚输出暴力的合法性在哪里？平民为何能滥杀？18、19岁的法国青年没有工作、没有受过教育，他们前往战场、生死由命，谁之过？ 起初，他没有找到答案。直到他从长官那里获取了一些关于战争的报告与文件，他才得以了解更多信息，在兵役结束后，他回到法国，正式开启学习与研究历史的生涯。 “文件是叙述历史的重要载体，但它本身不是历史。政治、军队、外交……这些文件记载了某领域的历史，它们不完全客观，因为它们只代表小部分精英人士的立场。”埃玛尔告诉澎湃新闻，“留下来的历史，往往是上层历史，普罗大众和芸芸众生往往被忽略。历史场景不应退出历史舞台，历史和世界不属于他们这一小群人，历史和世界当然属于全人类，这就是个人记忆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 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借古讽今 一定要等到历史产生“距离感”后，才能对此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这是埃玛尔向澎湃新闻分享的研究心得。 埃玛尔称法国也多有各类“借古讽今”的文章，反思是历史的作用之一。但反思的前提是正确地认识历史，而非随意取用支撑自己观点的历史片段，进而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地分析，达到“服务全局”的最终目的。 埃玛尔极为欣赏维克多·雨果，原因是：雨果写的历史小说，描写对象远在自己生活的时代之前。比如，他写的《九三年》是发生在1793年的事；他的所思所写皆是对一世纪前法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思考。 “这就是写历史的距离感，时间积淀极为重要，历史的真实素材能否被发掘和完整保存，更加重要”，埃玛尔说道。 “历史就是在回答问题——回答过去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未来怎样，但我们知道从哪里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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