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易传·系辞》有：“《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周易“盖为”周文王所作（系卦、爻辞）。 西周末期礼崩乐坏，大易流落民间。孔子发现其为“圣人之作”，有“古之遗言”、“得一（易）以群毕”[12] ，于是“韦编三绝”[13] ，为易作传（《易传》又称《十翼》）。东周孔子及其弟子将“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等西周礼教思想融入《文言》、《系辞》等十翼中。先秦儒生因孔子“作易”而尊称《周易》和《易传》为《易经》。 关于书名《周易》是中国古代研究、占测宇宙万物变易规律的典籍，包括《易本经》和《易传》两大部分。文字古奥，蕴义精深。 对其书名，古往今来理解不一。“周”有周代、周地、周遍、周环、周流等不同解释。“易”有变易、易简、不易、交易、对易等不同解释。 关于“周”的解释 东汉郑玄《易论》，认为“周”是“周普”的意思，即无所不备，周而复始。而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认为“周”是指岐阳地名，是周朝的代称。有人认为《易经》流行于周朝故称《周易》。《左传》多处明确提及《周易》，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的记载[14] ；《左传·襄公九年》有著名的穆姜用《周易》解随卦，提出了元亨利贞“四德说”的例证[14] ；《左传·昭公元年》有“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14] 的说法。 关于“周”的解释，我们以为还是取“周朝”、“周流”双关语义为好。 关于“易”的解释 1．易由蜥蜴而得名，为一象形字，此说出自许慎《说文解字》；而蜥蜴能够变色，俗称“变色龙”，所以“易”的变易义，为蜥蜴的引申义。 2．必须指出，理解西周之“易”，理当以西周礼乐制度的变革为条件。礼指从容之节，易即雅乐，都是统治阶级驾驭黎民百姓，维护宗法制度的手段和工具。《周易》保存了西周钟鼓“交响乐”的框架规制，钟鸣鼎食在西周的底层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3．日月为易，象征阴阳，揭示阴阳循环交替之理。 4．日出为易。陈鼓应认为这个意思，也是“干”的本义。 5．易是占卜之名。 6．变易、变化的意思，指天下万物是常变的，故此《周易》是教导人面对变易的书。 7．交易，亦即阴消阳长、阳长阴消的相互变化。如一般的太极图所显示的一样。 8．易即是“道”，恒常的真理，即使事物随着时空变幻，恒常的道不变。《系辞传》：“生生之谓易”。生生不息，义似“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体会生命之美、日新又新。 9.易是由双手拿小石子（原始衍数工具）互换的意思，甲骨文易字是双手与小石子互易的象形，周的本意是地上画的地图，周易本义则是在地图中摆上小石子，双手拿小石子互换变易来进行数理衍算的名称。在伏羲生地的甘肃西和县仇池山周边地域还能见到，俗名叫“走游罡”。地图中放的石子叫“游子”，手中的石子叫“握子”。在具茨山岩画中就有与走游罡完全相同的地图刻画符号。在《周礼》“太卜”的记载中，亦有《三易》的说法；《三易》是指《连山》、《归藏》和《周易》，三个不同朝代的占筮书。据说“连山”是夏朝的占筮书，“归藏”是殷商的占筮书，“周易”是周朝的占筮书。东汉郑玄的著作《易论》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按《易纬·乾凿度》卷上开篇说：“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管三成为道德苞籥。”[15] 】这句话总括了易的三种意思：“简易”、“变易”和“恒常不变”。即是说宇宙的事物存在状能的是：1.顺乎自然的，表现出易和简两种性质；2.时时在变易之中；3.又保持一种恒常（易）。如《诗经》所说“日就月将”或“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日月的运行表现出一种非人为的自然，这是简易；其位置、形状却又时时变化，这是变易；然而总是东方出、西方落这是“不易”。《连山》、《归藏》和《周易》，其实是对“走游罡”方法在不同朝代的叫法，夏朝叫“连山（山通三)",是指把三方的掌上石子数连起来。“归藏”的‘归’是指把三人展在一块的手掌上的石子数加起来，‘藏’是指把石子藏在身后双手互易暗握藏，握定后同时展出把三只手掌上的数又归起来，如此重复。“周易”的‘周’是地上画的图形义，名叫“罡”。‘易’是双手暗握互易。《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掌’是手掌，‘三’是三人各拿三个小石子，‘易’就是双手互换，‘掌三易’它就是指“走游罡”。三人各三个石子握的变化为：“可握空，可握一石子，可握二石子，可握三石子”三人掌三的变化总数是六十四组，即六十四卦的三才定位数组，《周易.说卦》“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总之，《周易》名称内涵丰富，与《周易》作为弥纶天地之学实为相配。 原理包括成书原理和衍卦原理。 成书原理：《周礼·大卜》载：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33] 说明在夏朝以前大易已经完成了重卦工作，据《童子问易》旁征博引，发现重卦工作已由舜帝完成，并提出“事历三古更五圣”和五圣同揆说。五圣所揆为阴阳、三才观。六十四卦绝不是原有的八卦加上五十六卦凑足六十四个数的结果，是由八经卦两两直接相重而来。八卦重卦生成六十四卦的原理就是“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两仪生成模式[21] ，也就是西方斯比赛尔、莱布尼茨所说的“二进制”。三画经卦重为六画别卦，“三才”相重为“六”，每才都自含阴阳，这样“六者”[6] 以自身各有两种变化可能排列组合，变化的结果最多只能是六十四种，即重为六十四卦。圣人把“天之道”和“民之故”传输在六十四卦中，便形成了卦、爻辞，金景芳先生把此比作向电脑里输信息。 衍卦原理：就是大衍筮法。孔子强调：要由蓍“达乎数”，再由“数达乎德”，否则就是“史”和“巫”的水平。君子要“与史巫同途而殊归”[12] 。此“德”当为周室之德，也就是孔子损益的由虞舜而来的德道。 《周易》是一部论“变（易）”法的奇书。《周易》的变法序列是用形象表达出来的。这些看似神奇的形象不是凭心灵的任意创造、而是有它物化基础及其实践这个认识环节。《系辞》曰：“古者包牺氏(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因此，受远近诸事物变化的启迪而揣度天地万物变化的奥秘，并把其效法成形象，以透析其本质和规律，达到把握万事万物基本运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是作卦画的初衷。显示了《周易》属于形象思维性质的最原始的本质属性（来源《阴阳系统论》《六柱预测学》等）。 《周易》的形象思维之所以能构成应有的体系，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形象模仿，而是具有理性思维的特点，在于它表达方式的抽象性和形象本质的客观实在性。所谓客观实在性的内含是说《周易》的六十四卦画序列、属于以天象为坐标的阴阳动态变化，而不是主观的臆造或杂乱无章的拼凑，也就是“荷天衢，道屡迁”的有机、合规思想。《周易》用形象刻画的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用间接、科学、抽象的形式来表达。例如《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既是演绎八卦的基本程序，也是将一般的感觉和表现升华为理性形象的表达过程，《周易》所要探讨的事物或现象就是“太极”，太极内在相互对立的阴阳两方面就叫做“两仪”，阴阳两仪各自内在的矛盾利害因素就构成了“四象”，把这个矛盾利害的基本因素按照辩证否定观进行推理、就有八经卦所表达的基本卦象。只有表达形式的抽象性，才有可能达到“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之目的，才有可能将其用有声的文字表达出来反射出对阴阳运气学说的导源作用，一个活生生的运气思维逻辑的始版（来源《人体生物节律学》）。 性质关于《易经》书籍性质研判，自古以来见仁见智： （1）卜筮书。《周易·系辞上》具体介绍大衍之数的卜筮法，卦爻辞中有大量的吉凶占语，有咒语明确讲：“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一般认为《易经》之所以免遭秦火，正因其为卜筮书。宋朱熹《周易本义》主此观点，近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李镜池《周易探源》等亦持此说。 （2）哲学书。庄子认为“《易》以通阴阳。”阴阳问题是中国哲学基本问题。有学者认为《周易》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最系统的哲学著作。《易经》持有的是生生不息的宇宙观，是本体论的生命哲学。它既讲世界观，又讲方法论。其认为世界是“有”（太极）；其方法论包括辩证法和一分为二（"分阴"、"分阳"）。还有“复”观的方法，要求当见“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不是所谓的“道心”，而是德心；有“穷则思变、变以从道”的方法；“极深研几、见机而作”的方法；“钩深致远”的方法；物相杂、“杂而不越”的方法；“善持盈”的方法；“进德修业”等方法。 （3）历史书。讲述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章太炎《易论》） “乾坤两卦是绪论。既济、未济是余论，自屯卦至离卦，为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武、成时代之史。”（胡朴安《周易古史观》），另有学者或以为《周易》为商周之史。或以为是奴婢起义史，或以为是用谐音隐文体和卜筮外形写成的一部特殊史书。 (4)预测学。《易经》运用“损益之道”进行预测。孔子预测华夏文明起码可以传承三千年，结果果然应验，这一预测可见《论语·为政》篇。做男人和当一把手的女性要多玩味乾卦卦、爻辞；作为女性和副手的男士要多玩味坤卦卦、爻辞。”大衍筮法实质是在推衍人们在时空坐标中的‘几微’曲线。在人生的大过程中，就如郑玄所说的“始、壮、究”和牟宗山先生所说“抛物线”。 （5）行为学。《易经》认为人的行为要合乎规律。提出君子“以顺动”，即按着客观规律办事，同时“动者尚其变”，也要随机应变，趋利避害。君子更要“复”观，随时总结经验教训。 “夫易广大悉备”，它会通弥纶天地之道，它是高于任何具体学科的大道之原。 李学勤先生明确指出：“要真正理解易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按着中国文化本身的结构、途径和方法来看易学带给它的作用。从这个观点来看，其结果应该是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易学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也更进一步地体会到易学怎么样在中国整个的学术里面起着核心的领导的和一切密切相关的重要的作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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