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作家、亿万富豪，这是张贤亮身上的三个标签。他有过很多“第一”，在中国大陆当代文坛，他是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
张贤亮先生的去世还是令诸多人震惊，第一反应是78岁在整个文坛界算不得长寿；第二反应是他作为文化商人，钱、才等身，可荣华富贵和才思敏捷都救不了他的寿命。
张贤亮早在50年代初读中学时即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从北京移居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 长达22年。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后创作小说、散文、评论、电影剧本，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等职，并任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作品被译成30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成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之一，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美国《纽约时报·书评》、《时代周刊》、《远东经济评论》、英国《卫报》、新加坡《海峡时报》、日本《产经新闻》、德国电视台、瑞典电视台等世界著名新闻媒体都对他十分关注，国内中央电视台等都对他做过大量报道。
在上世纪80年代，张贤亮的《绿化树》《灵与肉》等作品畅销一时，影响了一代人。张贤亮曾说：“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
张贤亮被称为上世纪80年代作家如同拓荒者，一边捂住尚未完全愈合的伤痕，一边在新时期文学荒地上播撒种子。遗憾的是，张贤亮并没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更远。由性而人性，由人性而探索更为深刻的人的命运问题，这是许多文学作品获得不朽的重要原因。虽然“伤痕文学”在那个时代起到了反思与刺激的作用，但在这之后，包括张贤亮等一些伤痕文学作家却没能继续以文学的探索，回应时代的精神渴望。张贤亮的文学生命，犹如突然中止的壁钟，从此陷入了尴尬与沉默之中。此后的各种文学荣誉与职务，都不过是对他此前文学创作的追认与加封。
但在文学以外，张贤亮提供了文人从商的一个榜样。他以另一种方式，投入了时代的洪流。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张贤亮基本上是弃商从文，创办了银川镇北堡西部影城。这是国内较早的文化产业基地，在苦心经营下，该影城成为影视拍摄与旅游度假综合性景区，《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作品便是在那里拍摄。张贤亮也是上世纪90年代少数能在文海与商海中左右逢源的作家。他对市场经济的一些看法和做法，在当时来讲即便不是超前的，也具有一定开拓性，这使得张贤亮获得了文学家以外的一张新名片。
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50后、60后和一部分70后估计都是张贤亮的粉丝，他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作家，现在熟悉张贤亮作品的人或许也只有老一辈人士，微信上发出的信息也是：“他是我爸的偶像。”作家虹影还说到一个细节：“张爱玲去世时在台北，他与我们一批人同坐一车，被记者问对张爱玲作品如何看，他说张爱玲是谁呀？”如果现在去问一位80后作家，他会不会同样问：“张贤亮是谁啊？”
这是一个时代的疑问，也值得我们深思和审视。
主要作品
《灵与肉》
《绿化树》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老人与狗》
《河的子孙》
《黑炮事件》
《青春期》
《肖尔布拉克》
《我的菩提树》
《一亿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