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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孟君
核心提示：在这个“流动”的“公共空间”里，无论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熟悉的老乡村民，还是相关的陌生的外乡人；无论是现住村民，还是长期或暂时移居在外的村民，只要大家有共同的交流需求，就可以集合一处，如在乡村的“河边树下”“村口茶肆”般，自由开放地对话交流，讨论乡村公共议题。
法国人交流思想的地方有三处：教堂，沙龙，咖啡馆。前两者较庄重、贵族化些，咖啡馆自然大众可亲。法国19世纪小说家阿尔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就说，咖啡馆较之沙龙更是法国人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地方。 从巴黎到外省，从闹市街头到僻静小巷，从都市到乡村，到处都有数不胜数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风格各异的咖啡馆。 在咖啡馆里，人们或静静品味，或沉思写作，或高谈阔论。谈论的话题无所不包，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只要一杯咖啡，彼此就可以对话交流了。咖啡馆，可谓每个法国人的公共客厅！ 不仅如此，法国著名文学家巴尔扎克还说过：“咖啡馆的柜台就是人民的议会。”看来，咖啡馆于法国，不仅仅是娱乐和休闲的场所，也是公众聚在一起无所顾忌自由地表达自己思想观点、言论意见的地方。政客们于咖啡馆中聆听各种意见；媒体记者们在此获得信息，或随机采访一位意见领袖。各种有争议的思想观点、言论意见经由咖啡馆传播开去，甚至影响着法国社会政治的进程。 这样的咖啡馆，已是德国当代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所言的“公共领域”了。 “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哈贝马斯在一篇题为“公共领域”的小文中对公共领域又作了详尽的阐释：“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那时，他们既不是作为商业或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团体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家活动相关的问题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之区别于例如文学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 可见，“公共领域”是指公众聚集而形成的一种公共空间，是公众自由集会、讨论、沟通以形成公共意见(公众舆论)的地方。即是一种形成民意或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 因此，公共领域应该包含公众、公众舆论、公共场所这样三个要素，通过上述三个要素，公共领域的内涵及其特征得以充分表现。 公共领域的“公众”是由超脱于个人或集团私利之上、不受国家或其他政治权力(公共权力)规约或为其服务的私人自愿组成，且形成一个群体。 公共领域的“公共意见”或“公众舆论”，以建立在公众理性的基础上的批判意识为核心，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对公共权力的批评、监督并最终控制公共权力。 公共领域的“公共场所”或“公众媒介”，是公众赖以表达、传播自己意见并使之对公共权力形成影响、约束乃至监督、控制的媒介和场所。其中“公众媒介”主要表现为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公共场所”在历史上曾经以沙龙、剧院、宴会、咖啡馆乃至街头集会、广场演讲等形式出现。 “公共领域”展示了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当然，“公共领域”形成的保障是：公众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 乡村公共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公共领域”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并不指称某种特定的“公共场所”或“公众媒介”，原则上应是对所有公民开放而形成的场合。 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来观照乡村，自古以来，乡村也存在着这样一些“公共领域”，或称之为“公共空间”。 诸如村口、街头、(老)树下、河边、渡口、广场、桥边、院坝、晒场、池塘等；茶馆、酒馆、饭店、杂货店、理发店、磨坊、水井等，或者祠堂、会馆、书院、庙宇、教堂、合作社、村委会、村小学等；还有各种乡村民俗节庆、婚丧嫁娶等仪式场合，这些都可以成为乡村公共空间，是村民交流信息、人际交往、消磨时光的自由开放空间。乡村的许许多多大事小情，从农业信息，到修路挖渠、整修塘堰、税费收取、计划生育以及纠纷调解都在这里持续不断的生成、传播，构成乡村的公共意见和集体记忆。 这些乡村公共空间，对于乡村人际关系融洽、社会资本增加、乡村共识形成、乡村自治管理以及乡村地区认同等起到了正向作用，许多公共议题就是在“田间地头”诸如此类的公共空间得以交流沟通解决。 如现代作家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中就有这样的场面： 场子就在窑顶上，是好几家公用的。各家的谷子都不多，这天一场共摊了四家的谷子，中间用谷草隔开了界。 老杨同志到场子里什么都通，拿起什么家具来都会用，特别是好扬家……大家都说：“真是一张好木掀” (就是说他用木掀用得好)。一场谷打罢了，打谷的人都坐在老槐树底休息，喝水，吃干粮，蹲成一圈围着老杨同志问长问短。 小说中“老杨”就是通过“打谷场”这样一个乡村公共空间，了解到了这个村庄的许多真实信息。 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市场经济的渗透，农业生产的衰落，年轻农民的外出，人口流动的频繁，“熟人社会”的解体，“乡风礼俗”的异化，“空心村”的凋敝等等因素，造成部分乡村公共空间的功能弱化和消失，进而造成乡村人际关系淡漠，农村情感纽带萎缩，村民地区认同感缺失，乡村社会资本存量流失，村社自我管理能力低下等。但是，随着国民整体乡土意识和文化发掘的自觉，民族地方文化的勃兴，一些乡村宗族意识和传统礼俗的复兴，昭示了乡村对于全球化下工业文化、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冲击地反拨。在此背景下，可以通过“创造机会”、“提供场所”、“提供活动”，重建乡村特色文化，改善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村民政治参与机制，规范诚信激励机制和乡村合作互惠制度等，增强乡村凝聚力和村民自豪感，这些对于乡村公共空间的重塑，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流动”的乡村公共空间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网络社会形成，一种新型的“流动空间”业已出现。 美国信息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是一种新空间逻辑，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 “流动空间”，是由三个层次构成：电子交换的回路；节点(node)与核心(hub)；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而非阶级)的空间组织等。其中，电子交换的回路，指的是以微电子为基础的设计、电子通信、电脑处理、广播系统，以及高速运输(也是奠基于信息技术)，它们共同形成了信息社会之策略性关键过程的物质基础。节点(node)与核心(hub)，由各个终端和网络中心组成。(参见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流动”是“流动空间”的本质特征，“空间”本身是围绕着“流动”而组织的；而“流动空间”一经形成，是开放的而非封闭，是“动态弹性”而非禁锢于固定位置，其不断地扩展收缩、内外突破，使网络空间更显复杂。 目前，无论是从全球性的经济行为，还是网络社区交流，借助信息技术网络，可以超越“地方空间”的疆域限制，实现零距离的沟通。“地方空间”疆界，对其已不再形成限制，不同地域界限也日渐模糊，一切以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需求为动力，然后冀以网络形成一个开放的“流动空间”。 可见，在网络社会，乡村公共空间，完全可以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地方空间”，建立在“流动空间”中，利用手机、电脑等高速传播的音像信息等，集聚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需求的人群，建构起一个基于网络的“流动”的“公共空间”。 在这个“流动”的“公共空间”里，无论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熟悉的老乡村民，还是相关的陌生的外乡人；无论是现住村民，还是长期或暂时移居在外的村民，只要大家有共同的交流需求，就可以集合一处，如在乡村的“河边树下”“村口茶肆”般，自由开放地对话交流，讨论乡村公共议题。其话题所产生的效应得以放大，远胜于传统乡村公共空间的影响力。一个地理偏僻的村庄的话题，可能会得到来自海内外众多公众的关注和讨论，这种情形绝对不是夸张的修辞！ “沉舟侧畔千帆过”，在许多传统乡村公共空间日渐式微之时，新型的流动“公共空间”业已形成，它虽然虚拟、流动，却联通环宇，辐射四方，影响无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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