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美丽的劉曉慶
劉曉慶《我的路》在北京西苑饭店811房间诞生（1980年4月30日）
30年的时间在一个人的生命里不算短了。可是现在，当我静静地坐在桌前，回想过去走过的道路的时候，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
究竟是什么时候我成了“明星”？哪一天？哪一时？——我是“明星”吗？我怀疑自己。可是事实摆在面前：那样多眩目的光环，那样多“污泥浊水”。
我想写出一个真实的我
很久以来，我就想有一天能够写出一个真实的我，为观众，为朋友，为一切爱我的人们，也为我自己。一个人是很难准确地认识自己的，我尤其如是。
我总认为，艺术家要敢于面对人生。要有自己独立的个性。一个在生活中拘泥古板的人，很难设想在艺术上会有什么创新、造诣。
每一个艺术家都用自己独特的手段阐述对人生的理解及看法。罗丹用线条和造型塑造“大卫”、“思想者”、“老娼妇”。贝多芬用音符创造第五、第九交响乐。雨果、巴尔扎克、杰克·伦敦、托尔斯泰用文字剖析社会。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有隽永的生命力，使人们经久不忘，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个性融汇并表露在他们的艺术之中。
我总是这样想，一个艺术家要比所有的人都更能站在人的角度上观察、体验、感受人生所能给予的一切。而我，虽然称不上是艺术家，而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人，一个平凡的女人，却也深深地窥视了人生这个大海。
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
从我出生开始，就注定了要过动荡而喧嚣的生活。我的母亲历尽艰辛之后，在她工作的学校办公室里生下了我。随着时光的流逝，我长大成人，在大起大落的生活中，力求找到心灵上的宁静与平衡，陶冶我的性格，丰富我的艺术，在各种各样无情的敲打锤炼中，我立志由生铁变成钢。
人活着只有一次。生命失去将永不复来。要生活得有价值，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准绳。
我只要活得不虚伪。我希望一生都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为此我曾付出许多昂贵的代价，但我从不后悔。
人总要有所追求，有所寄托。精神上是事业，生活上是爱情。二者同样重要，二者又很难同时得兼。它们互相依存，又容易互相扼杀。
人生是那样光怪陆离，就像是一个万花筒。每个人在里面生活、搏斗，成为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里一点小小色素。
在这丰富的人生里，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选择。我对自己的选择至今不悔。在这里，我想写写它。写写我这条一步一个脚印走来的，曲折坎坷、布满荆棘的路——
我小时候实在是一只“丑小鸭”
我相信并承认天赋。我从来就认为演员是先天形成。真正的演员是学不会的，技巧只是指那些人人都可以掌握的东西。
当我呱呱坠地的时候，嗓门就很大，具有歌唱家的气魄。母亲在十月怀胎及生我的时候尝够了辛苦。大起大落的生活在我出生以后就已经开始，而我逢凶化吉的本领在那时便已显露出来。在幼儿园的时候，新楼房倒塌，许多孩子死于非命，而我因在外玩耍得以幸免。我在四川涪陵上小学走过山路，一跤跌下悬崖时，恰巧手又抓住了石头。还有一次，一只疯狗以要咬死我的气势拼命追我，当咬破了我的鞋后跟以后又突然改变了主意。诸如此类的事，孩提时期及长大以后，还有许多。
我出生在四川涪陵。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后来移居成都，至今家还在此地。无论何时想起涪陵，总是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那是我生命的摇篮，也是我艺术的摇篮。
我幼小的时候，实实在在是一只“丑小鸭”。如果拿出我童年时候的照片，不加一番注释，谁也不会相信那就是我。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吧，我从来不把我过去的照片给别人看。小时候，我又黑又瘦，头发又黄又少。每次我缠着外婆给我讲故事，外婆总是摸着我的头给我讲“黄毛女”。许多好心的阿姨总给妈妈叨咕：“还不给你女儿剃头啊，将来她长大了要怪你！”母亲听从同事的劝告，给我剃了好几次光头。也许是母亲真的怕我长大了会怪她，给我剃光头时从不手软。每次剃头时我都像是赴刑场，拼命地捂着脑袋，又哭又闹，任何恐吓、威胁、利诱都无法使我屈服。外婆和颜悦色地说：“剃了头好，剃了头才能当花木兰！你不是说要当花木兰吗？”一提到能当花木兰，我的哭声便戛然而止，我乖乖地坐在椅子上，勇敢地挺着脖子，一直坚持到最后成了个小秃。
成了小秃的我，并没有当上花木兰，却为此吃了不少亏。光着头丝毫没有影响我的爱好，也没有妨碍我成为幼儿园的文娱骨干。当我们给家长演出前化妆的时候，按照不成文的规定，男孩子要抹红脸蛋，女孩子抹了红脸蛋之后还要抹上红嘴唇。当光着头穿着裙子的我站在阿姨的面前时，阿姨感到为难。她不知道究竟应该给我抹红脸蛋还是红嘴唇，于是决定什么也不给我抹，让我保持本来面目。忿忿不平的我不服气，在演出时分外卖力。我使足了劲扯着嗓门，在台上又唱又跳：“红太阳，从天山，慢慢地爬上，风吹，绿草，草低见牛羊。”结果是喧宾夺主，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到我身上，而那些看过我们演出的叔叔阿姨们都这样说：“就那个小秃子跳得不赖！”
我入学以前，早已能歌善舞。每次去亲戚家玩，茶余饭后，便是我的晚会开始。我一人又踢又打，连跳带蹦，满头大汗也不罢休，以致舅舅称我是“涪陵来的艺术家”。我喜爱戏剧、电影、歌唱、舞蹈。爱好广泛，五花八门。看完演出回家便学给父母看，时常听见夸奖。只是一直认为舞台上、银幕上人物的死都是演员真死，崇敬的同时又感到十分悲惨壮烈。一次，看川剧《望娘滩》，戏中的儿子为了救母亲，变成了一条龙。当演儿子的演员头朝里往台上扑通一死，我拼命地哇哇大哭，伤心之至，震动整个剧场。无论是邻座投来的责备目光，还是母亲严厉的呵斥，都不管用。无可奈何，母亲只得把我抱了出去，而我则从剧场一直哭到家里。
从小我就十分倔。越是禁止我做的事情我偏要试一试。母亲告诉我在床上玩玩具的时候不要把玩具掉到地上，等母亲一转脸我便把所有的玩具往地上一扌忽掳。父亲告诉我蓖麻子不能吃，我非去摘了几个尝尝，结果是又吐又拉，险些中毒。我们家旁边有一个菜园，种了许多萝卜，外婆叫我不要随便到园里去玩，等她一背身我便钻了进去，挖了好几个大萝卜，让别人像抓小偷一样的连同赃物一起送到母亲面前。唉，那时候的我，真不知道给父亲母亲添了多少烦恼。母亲生气的时候常这样说：“早知道你这样淘气，真不该把你生下来！”我的父母亲都是教育工作者，对我管教甚严。他们望子成龙，又恨铁不成钢，加上我的倔强，不服管教，时常挨打。我真是个屡教不改的“坏孩子”。我吃软不吃硬，父母亲打我的时候从来不哭，疼我的外婆总是护着我，时常为此呵斥母亲。当我挨打后一个人和外婆在一起，我就扑在她怀里伤伤心心地哭，而每次都边哭边跟外婆说：“打倒妈妈！”
父母的爱，当时的我是体会不到的，反而产生一种反抗的心理。所有的课文，父母都要求我倒背如流。有一次我背一篇课文叫《灌木》，既单调又枯燥，我站在桌子面前背呀背呀背呀，上下眼皮直打架，怎么也背不下来，可是母亲一点也不可怜我。直到半夜了，好歹总算把它背下来了，母亲才准许我去睡觉。朦胧之中我听见父母亲在商量，如果我不听话用什么东西打我，既不伤皮肉又觉得疼。我气坏了，睡意全消，一翻身爬起来，抓过母亲的枕头，先在心里喊了一句：“打倒妈妈！”然后狠狠地朝枕头上唾了好几下口水。我不是个听话的乖孩子，但我很聪明。入学之前，我就会背好些唐诗。我每天练习毛笔字，由母亲在写得好的字上面画圈。我家的隔壁是“武侯词”，往西去是“杜甫草堂”。当冬季来临，寒梅怒放，我喜欢和大人一样背着手在幽香静寂的园子里散步，受着酷爱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的父亲的熏陶。我从小就十分好强，不甘落后，“人所具有，我都具有”——这是我小学时代的座右铭。别人会的，我都要会；别人不会的，我也要会。认定了“即便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个钟也要撞响”。就连体重不如别人，我也发了好几次狠，强迫自己每顿饭多吃一碗。拿我的家乡话来说，我是“吃屎都要吃尖”。
我酷爱读书。小学三年级我开始读长篇小说。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草原烽火》。每逢寒暑假，母亲总要抱好多书回来，让我读完。而我每次都贪婪地读。喜欢的书便爱不释书，时常读到天亮。
由于我在入学以前就认识好些字，有一定“文化”，所以坐在课堂上听讲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难受的事情。尤其是看到我一目了然的算术题和老师讲我早已知道的课文的时候，我感到是那样的乏味。我两分钟做完了作业，看看周围聚精会神的同学，望望天花板，无所事事，只听见“知了”单调的叫声。这个时候要是在游泳池里多好！第二天，我逃学了。我把书包藏在水泥管子里，用砖头堵好，然后就去游泳，捉迷藏，爬树，踢毽子，到天黑才回家。从此以后，我经常逃学。但我不是每天逃学，而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逃一天学、上两天课，再逃一天学、再上两天课，我每次都能跟上功课，并且硕果累累，收获甚大。我学会了游泳，爬树也爬得快，猴皮筋也跳得好，在我拿给父母亲的成绩册上，还尽是五分。这一天，我又逃学了。当我回到家里，第一眼就看见了老师，我预感到大事不好。果然不出我所料，母亲在送走老师之后便开始找打我的尺子，我赶紧夺门而逃，以飞快的速度爬上了树，坐在树权上直到天黑，任凭母亲喊破了喉咙，也不吭声。从第二天开始，我多了一件事：每天上学时必须拿着妈妈给我的“登记表”，离家时由母亲填写“离家时间”，到校后由老师填写“到校时间”，离校时由老师填写“离校时间”，回家里再由母亲填写“到家时间”。我还是没有老师和妈妈聪明。从此以后，我老实多了。
我经常获得“三好学生”的奖状，我是少先队大队的文娱委员，我参加市少年宫的合唱队，又是校舞蹈队的成员，诗歌朗诵获得一等奖，各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那个时候，我的志向就十分明确。有一次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我在上面写道：“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演员，当我演出结束的时候，获得雷鸣般的掌声和鲜花。”作文讲评时，我的作文像常有的那样，挑出来放在一边。不过这一次不是夸奖，而是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说我是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目的不正确，好高骛远，等等，等等。老师叫我重新写过。我重新写过了。虽然我十分沮丧，但我心里不服，这件事丝毫没有动摇我当演员的想法和决心。
考进四川音乐学院附中
时机终于到来。我十一岁的时候，四川音乐学院附中招收小学毕业生。我抱着必胜的信心走进考场，以同样的心情领到了入学通知书。我毫不怯懦地站在一排老师面前，唱了我喜爱的两首歌。我唱得十分动情，唱到中间时眼泪夺眶而出。文科考试我获得最好成绩，在口试时口若悬河。当我真正作为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坐在阶梯教室的时候，那是我的神圣的时刻。我神圣的时刻很多，这便是其中之一。
在音乐学院附中就学期间，我的文学爱好从“线装书”改为“洋装书”，由中国古典文学转到外国文学。我喜爱小动物，尤其喜欢童话小说。由于我的手条件不好，班主任宣布我的专业主修扬琴。想到我再不能在舞台上唱歌跳舞，要终生与这个大家伙作伴，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失望，伤心地哭了一场。我不喜欢它，不愿意练琴，成天看书。入学一年之内，我几乎读完了校图书馆里的全部童话神话小说，它们给我以无数美好的想像，教给我纯真的感情。在我练琴室的门上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主科老师时常从小窗口里监视我们练琴。一听见脚步声，我就赶快将书藏在琴下面，装模作样地敲打几下功课，直到一次看书入了迷，终于露馅。
一年快完毕了，我刚十二岁。所有的专业都要在台上实习。作为扬琴专业年纪最小的学生，我也要第一次单独在台上给大家演奏。实习分大、中、小三组。在专业内演奏，是小组实习；成绩好，选出来参加民乐系的演奏，是中组实习。再从中选拔优秀者出来给全院演奏的，是大组实习。早在好长时间以前，我的老师就谆谆告诫我一定要勤学苦练，争取参加大组实习，从而成为学校尖子试验田的一颗种子。可是对于我，念念不忘地想着的，只是如何能过老师这一关。我扔下一切书，临时抱佛脚地使劲练琴。
实习的晚上。从早晨起我就不停地想着我的曲子，头昏脑胀。我瞅着老师的威严的目光，更加感到今天的责任重大。当报幕员叫到我名字的时候，如雷贯耳。戴着红领巾，穿着裙子的我，胆怯地走上演奏厅的舞台，眼前一片漆黑。在练习时我就有几个音节不顺利，每次到那里就“卡壳”。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错。我不停地叨念着。我拼命想定神，可脑子里一团乱麻。手忙脚乱地，我开始了一生中第一次单独演奏。我懵懵懂懂地弹奏我的曲子，感觉它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越害怕越出事，不出我所料，果然，在那几个音节上卡住了。我停下来，看看老师，什么也看不见。我重来。第二次又卡住了。台上台下没有声音。我咬咬牙，又重来。反正今天是豁出去了。我卡住，重来；再卡住，再重来。一连重来了七遍，七遍都卡住了。我创了全院最坏纪录。台上台下一片静寂。我不知所措地坐在那里，只听见老师厉声喊：“下来！”我站起来，从台中走到台口，放声大哭。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刻，以至于到现在都历历在目。我这个总要“拔尖儿”的人今天落在了所有学生的后面，成了倒数第一名。我感觉到羞耻。我感觉到平时对老师的欺骗，感觉到一种深深的对老师的歉疚之情。不行，绝对不行！
我开始奋发，开始了真正的学业。我玩命练琴，成天泡在琴上，最多一天长达八个小时。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切都事在人为。终于，当我学满三年的时候，我已是学校尖子试验田的一颗最年轻的种子了。
拿着成绩册飞跑回家，我呼的一下推开了门，然后，愁眉苦脸地跟母亲说：“妈，你看，我的主科扬琴只得了85分。”看见母亲生气的面孔，我马上嬉皮笑脸地说：“告诉你吧，妈，全附中只有一个比我多学三年的同学得了86分，比我多一分，我是第二名！”
在音乐学院附中的几年里，我学了很多东西。我总认为，“中国要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落实到我们身上就是做好本职工作。无论做什么事情，要就不做，要做就一定做好，而且要最好。除专业外，舞蹈、歌唱，我也同样努力。只是，我从没有机会在演戏上展示自己的才华。没有人认为我会演戏。每次班里组织排戏，从来没有人想到过我，我总是靠边站。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是理所当然，从未感到过委屈。相反，我认为演戏不务正业。我珍惜时间，自视清高，孤芳自赏，有同学叫我是“骄傲的公鸡”。我雄心勃勃，坚信自己只要不断努力，一定会成为祖国的栋梁。
那是我的黄金时代！单纯，向上，勤奋，朝气蓬勃。我每年以优异的成绩屹立在全班同学之中，整个世界都是一片灿烂的阳光。
我也成了“狗崽子”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荡涤一切污泥浊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也在被荡涤之列。所有的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我的父亲、舅舅等都是中共川东地下党的党员，一下子全成了“叛徒”。我的父亲是我的继父。我的生父从我一出生开始，就没有见到过。由于政治观点不同，我的生父离开了我的母亲，使母亲在怀我、生我的时候备尝痛苦。我在母亲的办公室里出生，一岁的时候便得了肺结核，这个在当时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病险些夺去了我的生命。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得到生父一分钱，没有得到他的只言片语，哪怕是一句问候，一个字。母亲四处奔波，节衣缩食给我买药。现在只值几毛钱的“雷米封”在当时要几十块钱，母亲下决心：“不管吃多大的苦，也要把孩子救活。”外婆24小时不分昼夜地守着我，把扇子吊在我的头上，一下一下地拽着系着扇子的绳子，从夜晚一直到天明。没有辜负母亲和外婆的爱，我活过来了。对于我的生父，我和母亲都十分恨他。我不要见他。永不要见。他也许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是母亲的孩子。就是他站在我的面前，我也不认识他。当然，我不知道他真的站在我的面前我会怎么样，起码我现在是这样想。他在欢乐的时候有了我，留给母亲重重艰辛。他对我没有履行过父亲的责任，没有任何养育之恩。当母亲送我到北京拍电影的时候，也许她预感到我以后的发展，她要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母亲及父亲的名字。她要求我如果生父来找我，不要认他。我答应了。在8年后的今天，我已今非昔比，在所有介绍我生平的报刊杂志的文章里，从没有出现过母亲和父亲的名字，我在履行着对母亲的诺言。就在今天，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母亲又来信要求我，不要提她及继父的名字，我同意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永远站在母亲一边。
我的继父在我三岁时来到我家。我们朝夕相处，我对他怀有深挚的敬爱之情。小的时候，他经常领着我去散步，给我讲《东周列国志》、《水浒》、《三国演义》，给我讲解唐诗、宋词，讲中国历史，讲《红楼梦》……他每年带着我种南瓜，我们天天挖地，天天浇水，天天施肥，可是在我记忆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们亲手种下的瓜秧上结出过果实。我的心里，有着许许多多同他在一起的美好记忆，他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善良、最温和的人。他品质高尚，我热爱他。就连他和母亲发生矛盾，我也总是站在他的一边。父亲成了“叛徒”之后，挨打挨斗像吃饭一样经常。由于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造反派”几乎每天找我谈话，叫我同他划清界限，反戈一击。我决不相信他是什么“叛徒”，我也决不同他划清界限。他关进“牛棚”之后，我也总去给他送饭，看见他挂着黑牌子站在队伍里，我隔老远就大声喊：“爸爸！……”我的犟脾气并没有给父亲带来什么好处，反而使他为我吃了许多苦。一次“造反派”抄我们家，把我的箱子也翻遍了，我的少女的一切秘密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恼羞成怒，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凭什么翻我的东西？我冲出去，和他们吵了一架。无论母亲多么严厉地阻止我，我也不顾一切地尽情地发泄着我的愤怒。第二天，大字报栏上醒目地倒写着父亲的名字，说他指使他家的“狗崽子”，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猖狂反扑。那天中午，我去给他送饭。他没有在“黑帮”队伍里，而是躺在“牛棚”的“床”上，脸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纱布。后来，父亲的腿被打断了。不许治疗，还要批斗。我和妈妈轮流背他，我背到楼下，妈妈再背到会场。不能养伤，也没有药，一次次的批斗使父亲的腿完全成了残废，他已永远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现在，只能坐手摇车出门上街。为了给父亲买点吃的，我骑着自行车，冒着满街的枪炮声跑遍全城，只买来了一瓶广柑汁。父亲十分有骨气，在拷打之中他从没有诬陷过别人，我深深地敬爱他。我从来没有认为他不是我的父亲。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最好的人。
我不容许任何对父亲的污辱和亵渎。在我成了“狗崽子”以后，每天回家，总有一群孩子跟在我的后面向我扔石头，叫着父亲的名字，喊：“打倒×××！”我怀恨在心，敢怒不敢言。有一天，我回家很晚，没有一群孩子，只有一个小男孩跟在我后面跳着叫着：“打倒×××！”开始我忍着，后来看看四周没人，我猛地转过身扑过去，一把抓住他，咬牙切齿地低声吼道：“你打倒谁？你还喊不喊？”我把他使劲地往地上一推，飞跑回家。我施行了“阶级报复”，心惊肉跳地过了好多天。
好学生一下子成了“狗崽子”，这场“灵魂革命”给我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而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我的演戏事业，这是什么时刻？
开始我教“忠字舞”，后来我宣传《公报》，然后演“对口词”，最后在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宣传队里演各种角色。那个时候，我的演技相当拙劣，可以说谈不上什么演技。一个宣传队长曾给我下过定义：“你打扬琴还行，绝对不能演戏！”可是僧少粥多，不演不行。不仅要演，还要五花八门。先是尽演“红卫兵”，以后小姑娘、小男孩、老太婆、媒婆、地主婆、媳妇，工人、农民、解放军，形形色色，什么都演。没有什么创作，全是以模仿为主。不过我学得惟妙惟肖，还能在别人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发明创造，常常比原版更好。这时候，别人时常说我演得好了，但我不以为然。我并不打算演戏，我早已迷恋上了音乐，扬琴。
到农场“接受再教育”
这时候，我们全部附中的剩余同学都将要离开学校，走向工作岗位了。由于我们是“文革”前最后一批毕业生，省市歌舞团及各个文艺团体都到学校来要人。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几年的动乱，我对“文化革命”已厌烦之极。我渴望着安定的秩序，渴望着在舞台上展示我学到的本领。美好的未来在向我招手，我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分配文件的下达。
文件来了。工宣队队长给我们宣布：“医药专业的毕业生，应下放到农村去当赤脚医生。”我们全体都面面相觑。当队长接着念到“文艺专业的毕业生，一律分配到农村当普通农民”的时候，大家都傻了。
我们全体同学都分配到了农村。而且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分配到甘孜、阿坝、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我被分配到了达县专区宣汉县农场，这在当时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了。
我对父母亲说：“我不下乡。我要留在成都。我去考文艺团体，我能考上。”父母亲不同意。上山下乡是党中央的精神，怎么能不去呢？况且，作为“狗崽子”的我，能够和大家一样，享受“到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的光荣，已经是对我的恩赐了。在父母心目中，只有上山下乡才是我这个“黑帮子女”有希望变成红色接班人的唯一光明大道。父母亲非常慎重地同我谈话，他们对我说：“你要是不下乡，我们就不认你这个女儿。”
就这样，我登上了离开成都的火车。全家人都来送我，谁也没有哭。母亲是一个坚强的女人，这一点我很像她。谁也不知道等着我的究竟是什么，大家都一片茫然。
我所在的大队离县城很远，在河的那边。一到这里我就时常想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这句唐诗。这一带是川北地区，是《红岩》中双枪老太婆出没的地方。我们大队一共只有十几个人，全是清一色的小伙子，只有美术学院附中毕业的一个女学生和我，两个小姑娘。没有电灯，没有广播，一到晚上整个世界是一片漆黑。每晚睡觉都害怕有蛇，用棍子对着床噼啪乱打一气。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开始了第一天的劳动。这一天的工作就是挖地。我从来没有干过农活，那些小伙子挖一下，我就得挖十下。但是我不服输，我不愿意落在别人的后面。好在小伙子们经常停下来给锄头“号脉”，挖几下便用锄把支着下巴谈天，一谈就是十分钟、二十分钟。我就趁这个时候拼命地挖。要赶上他们，谈何容易！赤日炎炎，汗水流到眼睛里，嘴里，流到身上，像无数小虫子在爬。锄头在我手里越来越重，我头昏眼花，看看这块地的边缘，就像是大洋彼岸那样遥远，我面前一黑，扑通一下倒在地里，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们把我拉下得更远了。我爬起来，继续挖，不是说要“接受再教育”吗？
我和小伙子干一样的活。在这个以体力鉴定好坏的地方，我要取得合格证。我把劳动当成是学业那样来攻，决不屈服。我不请假，不愿意看见队长不高兴的面孔。当时我正在发育时期，即使身体不舒服，我也不吭声。我和小伙子一样扛麻袋，装船，那一次整整病了一个多月。我不哭泣。因为哭泣没有用。我每天在幻想与破灭之间挣扎，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只要坚持八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可是这个小伙子一直没有出现过。
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我逐渐地适应了环境，虽然不知道前途如何，但我雄心未混。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人。一颗珍珠，在深山大壑里也是珍珠；一块顽石，即使在皇宫御院也是块顽石。我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颗珍珠，或是同珍珠相近的东西，总之决不做顽石。我不停止翅膀的扇动。我读能找到的一切书。我学习针灸，照着书本给周围的农民治病，农民们都叫我“刘医生”。我借了一架扬琴，每天6时出工，4时起来练琴。劳动之后全身酸疼，胳膊肿得拿不住敲琴的竹杆子，但是迷迷沌沌的我还是要练。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练琴不可能有什么长进，但我锻炼了毅力。
可是，有一件事情却使我救死扶伤的针灸事业宣告结束。一天早晨，我从睡梦中被叫醒，赶到很远的地方，去给我熟悉的小姑娘五妹治病。她告诉我腰疼，肚子疼，我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翻开《农村医疗手册》，立竿见影地给她进行了我认为的最有效的治疗。
第二天，有人告诉我，昨晚五妹被送到医院，早产了一个男孩。我目瞪口呆。赶快翻开书，看到“孕妇禁忌”几个字，就在这几个穴位上我给五妹进行了强刺激。可是我不知道啊。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五妹会有孩子。在农村，如果我问一个未婚的小姑娘怀孕与否，除非我想挨拳头或是被唾口水。这件事虽然我没有什么责任，却从此中断了我的当医生的梦想。
我尽量使生活变得有光彩。白天我认真劳动，晚上时常到水田里夹鳝鱼，或是打着手电到田坎上去抓青蛙。我用石头砸烂它们的头或是把它们打昏放在篓子里，必要时用裤腰带和鞋带拴我的战利品。回来后或是清蒸或是红烧，给大家改善伙食。我采摘满山遍野的桑椹当水果，晚上经常在晒坝上自弹自唱，给大伙开晚会。大家都喜欢我，称我是“快乐的人”。
这一天，农场里颁发给我一张奖状：农场“先进工人”。我欣喜若狂，高兴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在学校里得了那么多三好学生奖状，也没有这样高兴过。这四个字对我来说，意味着如此众多的辛苦，艰难的努力，真是神圣的时刻！
在那时候，无数的榜样在激励着我，我不停地奋发。我像海绵一样汲取着营养，体验周围的一切。巴尔扎克在三十岁的时候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吸干了周围的土壤，自身修养已全部完成。为了将来能从事我所热爱的文艺事业，我专心致力于自身的修养，坚信时机一定会到来。
时机总是悄悄地到来的，而且是那样不被人觉察。我们6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小型宣传队，代表农场去县城宣传党的《公报》。读一会儿公报，唱一个歌；再读一会儿公报，跳一段舞；再读一会儿公报，演奏一曲扬琴独奏。我的娴熟的演奏技巧和能歌善舞的本领，一下子被县宣传队的队长发现。一个月后，我被借到了县宣传队，依依不舍同时又十分兴奋地告别了农场。
这以后，一直是我的动荡时期。我尽全力在县宣传队里展示，锻炼自己，成为县宣传队的主力。在去慰问修襄渝铁路的民兵团时，被宣汉县民兵团长看中，调到民兵团宣传队，我又成了襄渝铁路上的一名女民工。我担任宣传队的队长，宣传队成员全是知青。我们时而开山、放炮、推石头，时而排练节目，清晨5点我就叫大家起来练功压腿，队员们都怨声载道。生活非常艰苦，劳动又十分繁重，大伙都冲着我哭，我把眼泪拼命忍着。此时，我的扬琴声誉逐渐提高，传遍了整个达县地区。
穿上了军装
这一天，来了一位军人。他神出鬼没，时而出入民兵团部，时而到我们宣传队。我感到他十分注意我，好像要同我说话。两三天过去了，我碰巧走过他的身边。他拿出一份征兵登记表，问我愿不愿意参军。参军？我的天？晴天里一声春雷！红帽徽，红领章，还是宣传队，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我说不出话，只是拼命的点头。他告诉我，民兵团坚决不放我，这件事看来是不成了。我一阵绝望。第二天，他走了。我的心头却不住的翻腾。我绞尽脑汁地想主意。不管如何，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参军！
在一天的早晨，我悄悄收拾好东西，搭上了一部货车，到了达县县城。一跳下汽车，我飞快地跑到了军分区，找到政治部的首长。我热切地向他们申明了我的来意，急不可待地当场表演了我的全部本领，自弹自唱，自唱自舞。由于破釜沉舟，情真意切，震动了在场所有的人。就在那奇迹般的一天，我穿上了向往已久的军装，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达县军分区的一员。
路，比过去宽广多了。又是湛蓝的天空，又出现了明媚的阳光。老战士给我钉领章，晚上有同志给我掖被子，我沐浴在解放军这个大家庭里，处处感到温暖如春。我尽全力投入我们宣传队的建设之中，集编、导、演、奏于一身。我们宣传队人员少而精，成为成都军区乌兰牧骑式的样板。宣传队几起几落，解散时我有时放电影，有时放广播，有时管图书，有时做宣传科的勤务兵。我生性自由散漫，在部队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刚当兵的头一天，跑到同学家去炫耀，没有请假，玩到深夜12点才归队，狠狠地挨一顿剋。放广播时睡得迷迷糊糊，把5点看成6点，让全分区的干部、战士都少睡了一个小时，吃早饭时灰溜溜地把检查贴在饭堂门口。父亲住院，批准我探亲15天，本来部队迟到一分钟都是大事，我认为父亲的病比组织纪律要紧，超假超了一个半月。头一天宣布纪律，军人要带头遵守交通规则，第二天我就骑自行车带着小妹妹，公然骑过民兵纠察队的门前。结果被纠察队抓住，自行车给扣了30天。宣传队包饺子，我把队长用过的脚气粉当成味精撒在全队的饺子馅里。正得意地撒着，看着粉末四处飘扬，赶快一尝，方知不是味精，悔之已晚。我把脚气粉拿到医务室去化验，证明无毒。可是当饺子端上桌子的时候，谁也不伸筷子。为了证明我的错误不是那么严重，我硬着头皮吃了十好几个。最后还是无济于事，大家都饿了一顿。
我在部队要求进步，积极申请入党，平均每个月都向党组织交一份申请书和一份思想汇报。可是不管我怎么注意，每到关键的时候总要出纰漏。党小组三次通过了我的申请，三次都由于我的错误给掳了下来。第一次是因为不按部队的规定着装，穿了一双鲜艳的自己的尼龙袜子；还有一次是由于我违反部队纪律，给一个女朋友介绍对象；最后一次我吸取了前两次的经验教训，严于律己，处处小心，可还是忍耐不住，在填表之前同队长吵了一架。
我每天的日程很简单：打扫宣传科的几间办公室，打好开水，然后到我的图书室里去登记图书。登记图书是我进行得最慢的工作。我挑喜欢的书登记，常常是书名还未写完就看得入了迷，直到要看够这本书后才登记下一本。这项工作直到最后离开军分区也没有进行完毕。我看了好多伟人传记，我看到了他们独特的个性，独立的奋斗精神。我看到了无论伟人或是总统、明星，都是人，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人，只不过是个性及环境不同而已。我一直保持着我的几个爱好：看书、看电影、吃水果，后来又加上拍电影。我把它们统称为我的“四大爱好”。从幼时到现在，虽然这四大爱好先后次序不断地来回颠倒，但是看书这一爱好总是名列前茅，从来没有排过第三或第四的位置。我偏爱看女作家的作品，《飘》、《简·爱》、《牛虹》、《呼啸山庄》。在静静的屋子里，我为牛虻的坚忍精神及琼玛的遗憾而忠贞的爱情感动得趴在桌子上哭了整整20分钟。我偏爱梅里美的作品，他的作品色彩浓郁，像一幅幅油画。我喜欢茨威格，他描写的女人栩栩如生，入木三分。还有杰克·伦敦、雨果、罗曼·罗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天篷底下》、《墨西哥人》、《九三年》、《巴黎圣母院》……这一切书给我枯燥单调的生活赋予了那么多丰富的色彩。它们帮助我跨入人生的大门，探索人生的真谛。
调到成都部队话剧团
宣传队已解散好几个月了。除了看书，打扫办公室，我终日无所事事，想到也许这一辈子都将不能从事文艺专业，心情十分忧郁。在这个时候，成都部队话剧团招生组突然来到了达县军分区。我给他们做的表演小品实在是糟透了。他们临时出的题目，使没有任何表演技巧的我晕头转向。我不自信，我要在大白天的房间里表演夜里突然停电以后的动作，要表现突然听到失火的感觉，要表现在夜里做功课，要表演看护病人。我对着空气表演这一切，又心谎又想笑出声。我不时地瞟他们，他们直摇头。一切全完了。我走回宿舍，昏昏沉沉地过了两天。突然来了通知书，让我到重庆去参加军区话剧团办的表演集训班。我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无实物小品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弄得乱七八糟。可是在集训班里排的话剧是有台词的角色，时间也很充分。这一点，对于业余宣传队出来的我是驾轻就熟。我使出我的浑身解数。大家都觉得我有希望考取，我可不敢完全这样认为。我和另外两名女兵打赌，谁考上部队话剧团就送给其余两人影集。其结果是我们三人都通过了考试，一起调到了成都部队话剧团。
一切都像是做梦一样。我突然出现在父母亲身边。命运总是这样的莫测，实在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经过了几年的曲折坎坷，我终于成了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可是我再不能终生与扬琴作伴，我为它撒下了真挚的伤心别离的泪水。
在我后来的电影生活中，我无数次地重复回忆过这些岁月。它们使我在任何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它们使我有自知之明。我无数次感到道路艰难，有过退隐的想法。可是，每当想到我为了要从事喜爱的专业，走过了这么众多的弯路，经历过那样多的艰辛，而且，我坚信我还是千千万万人当中极幸运的一个，有无数比我更有才华的人没有得到发现，从而也得不到发挥，想到这些和为了他们，我就感到任何的艰苦都不算苦，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了。
走向银幕
那是1975年3月的一天。一个十分平常的日子。这个日子和任何一天都没有什么不同。我随话剧团来到了壁山县给部队演出《杜鹃山》。像往常一样，大家都在准备晚上的演出。我刚洗过了头发，躺在床上看书。这一天是那样的平淡无奇，没有任何迹象使我感觉到它将改变我一生的命运。
“劉曉慶，出来一下。”队长任士一在外面叫我。我慢吞吞地走出门外，看见远远地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的面孔很熟悉，好像是在哪里见过。队长告诉我：“这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张勇手和徐潮同志。”当我同张勇手握手的时候，我还是第一次在银幕下面见到电影演员。
我注意地瞅着他。“你今年多大了？”他问我。
“二十三岁。”“你有多高？”“嗯——大概1米64吧。”“喜欢看电影吗？”“喜欢，特别喜欢。”
他并没有怎么特别看我，然后我们一起在室外拍了几张照片，就匆匆离去了。
一切都发生得这么突然。望着他们的背影，我并没有想到，就是他们，将使我的一生发生根本的变革。
电影厂的同志来看我的消息不胫而走，立刻传遍了全团，队长告诉我，此次来是为重拍影片《海鹰》挑选女主角扮演者，成都军区宣传部庄映副部长向他们推荐了我。大家都同我开玩笑。而我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清晰的念头：我这一辈子或许会和电影有什么瓜葛？
就像平静的湖面突然投进了一块石子，泛起圈圈涟漪一样，我不停地寻思着拍电影的事情。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仔细地看了看我，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不要乱想了。中国这么大，哪会偏偏就挑中你？好好工作吧。”
我还是平静不下来。我一直在忐忑不安地期待着。电报，信件，每一个新来的人，都使我格外的注意。好多天过去了。
“劉曉慶，电报！”我从窗户里探出头。一位同志在楼下大声宣读电文：“速来北京八一厂试镜头。”我飞跑下楼，从他的手中一把抢过电报，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回房间，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当我稍稍平静一些的时候，我开始犹豫了。我这只“丑小鸭”能拍电影吗？要是试不上怎么办？我害怕失败，犹豫不决。但是我的手不听使唤，已经下意识地在为自己准备行装。我还是经不起拍电影的诱惑。我要去试一试。
一架巨大的银色飞机停在大草坪上。我们走向它。像是预感到了我的未来，母亲突然说：“无论你将来会怎么样，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我的名字；如果你的生父来找你，不要见他。”我非常郑重地点点头。母亲的这种预感，对于走向电影大门的我，也许是一种最好的祝愿吧。
拿着部队的介绍信，我站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组办公室的门口。我的心跳得厉害，很紧张。终于我鼓起了勇气，敲响了我的命运之门。电影的大门在我面前开启，王晓棠、张勇手、王心刚、刘江……一张张熟悉而辉煌的面孔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怯生生地站在那里，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我既不懂表演，也不会说普通话，对于大家的问话，我只能点头或是摇头。
试完妆以后，我坐在镜子面前。导演、摄影师，一大群人围过来，对我指手画脚，评头论足。他们毫无顾忌地谈论我脸上众多的缺点，眼睛、下巴、额头、嘴唇，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仿佛在对一尊塑像进行挑剔的探讨。我从来没有这样清晰地知道我脸上竟然有那样多的不足。我到无地自容。我飞跑回招待所，蒙着被子哭了一场。
哭够了，我坐起来。我想不通。丑又怎么啦？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好看。是你们叫我来的，干嘛当着大家的面踩糊我？所有的演员都是大美人吗？我看有的也不尽然。我不服气，偏要使劲演好。锛儿头？怎么样？没准儿我演出来大家说，这个角色就是要有锛几头才合适。不，我偏要做出来给你们瞧瞧！我跑到图书馆，借了一大堆书、画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还有好多表演方面的书籍。“临时上轿穿耳朵”，我囫囵吞枣地吸收着，什么叫肌肉松弛，注意力集中？什么叫第一、第二自我，忘我？想了半天，一点也不懂。我把“斯坦尼”扔到一边，看画报。看书、看画报、看剧本，看剧本、看书、看画报，来回倒腾。我把导演给我勾划的要试演的几段戏一个人在房间里演它八九十遍，凭感觉作自己最严厉的评判人。
试演的那天，屋子里坐满了黑鸦鸦的一片。想到要在那样众多的著名演员面前表演，手心里汗津津的。我把准备好的戏又想了一遍，决定豁出去演，反正“一锤子买卖”，就这一回。何以见得我的表演就一定不好呢？怀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进行着我的练过不知多少遍的滚瓜烂熟的表演，第一次领会到斯坦尼“忘我”两个字的含义。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次表演的成绩如何，我只知道试戏是通过了。我又被送到十三陵水库去试胶片，剩下的就是形象的问题了。在去十三陵的车上，张勇手不断地跟我说：“你不要灰心。”他告诉我，虽然形象不大理想，但有股“甜”味。我不懂什么是甜，也不知道自己甜在何处。我总之朦胧地感觉到，是人物的，就是美的；不是人物的，就是丑的。生活中不一定每个人都美。罗丹不是说过：“自然，真实，就是美”吗？
当我在银幕上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感觉。我只觉得脑袋嗡的一下，不相信那就是我。“她”那样陌生，就像是一个不相识的人。在过去，由于是女孩子的缘故，我时常照镜子，但镜子里的“我”是受我支配的，我做什么动作，她立即做出“反应”，我相信她是我的同一体。可是，现在银幕上这个放大了几百倍的脑袋瓜，完全脱离了我的身体及主观意识，独自在那里张嘴、表情、说话。它只是我过去的记录。我看着这个陌生的形象，就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乱七八糟。我的镜头一闪而过，我害怕再看见自己，但同时又希望多多地放几遍，哪怕是放上一百遍我也会觉得时间太短。我完全失去了评判力，只得睁大眼睛看着银幕，脑子里一片空白，模模糊糊的听见人家说：“比她本人可强多了。”
当我刚刚有点自信心的时候，《海鹰》突然停拍了。摄制组通知我，让我回家。我看着他们送来的那张回成都的飞机票，就像是看到我的死亡判决书。制片厂的一切都是那样的高大神圣，我清楚地意识到，此一去将永不会再来。我收拾行李，同所有的人告别如同是生死离别。我只剩下一件事情可做了，就是登上去飞机场的汽车。
汽车来了，停在门口。我走出来，抬眼看看北京湛蓝的天空……“晓庆同志，我们《南海长城》摄制组想请你去试试戏。”我睁大眼睛扭过头，死死地盯住这个从车上下来的人。
绝处逢生。我的命运曲折，又一次得到了证明。一切又从头开始，试妆、试戏，试戏、试妆，漫长而苦恼的日子。每天在希望与失望之间熬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摄制组在对于我的问题上争执不下，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最后选择了一条折中的方案：让我作为角色的候选人之一去广东渔村体验生活一个月。与此同时，北京再继续选演员，如果有更合适的人选，就打发我回家。这一个月是那样的令人难以忘怀！每天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进行也许是别人的角色的准备工作。在这以后，又经过了好几次的试妆试戏，开拍已迫在眉睫，实在是没有别的人选了，当通知决定由我来扮演甜女的时候，我已经丝毫没有那种神圣的感觉，我被折腾得已经麻木了。
那个时候，正是电影的恢复时期，上一部影片是极难的。就是决定了我演甜女，也随时都有换下来的可能。影片快拍完了换主要演员，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什么时候影片同观众见了面，才算是演过了电影。何况成功与否还不一定呢。总之，在这几年后的今天，我已和当年那个胆怯的黄毛丫头大不一样了。正因为如此，我对八一厂的张勇手、李俊及《南海长城》摄制组的同志们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是他们拉着我的手走到电影的门前，踏上电影这个高不可攀的摩天大厦的第一步阶梯。他们是我的启蒙老师，我永远感谢他们。
《南海长城》拍完之后，没有放映几场就停映了。虽然在电视台播过一次，可是在那个时候，电视机还没有现在这样普及，看过的人仍然很少。接下来我参加拍摄《四渡赤水》，又中途夭折，无可奈何只得回到了四川。团里排演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我在第一组里演一个舞女，龙套，在第二组里演春妮。第二组排练机会少得可怜，看戏的机会却十分多。我认真地演我的舞女，把一个过场演得相当出色。后来说我太抢戏，导演把舞女删掉了，让我演一个资本家的姨太太，只有一句台词。过后又把我换了，让我演一个工人，一句台词也没有，站后景。这个时候，我看了不少表演的书，斯坦尼的书经过实践，我也看得懂了。我感觉到，他不过是集优秀的演员之大成，把他们的表演经验感觉总结出来形之于文字而已。对干有一定实践、想法的演员，或许会有帮助；对于毫无经验的门外汉，只会把他们搅得更糊涂，甚至于扼杀他们本身具有的表演才能。我十分渴望能有排练春妮的机会。这个机会迟迟没有来。有一天，我正巧回家，家里离团里很远，刚端上饭碗，团里的一位朋友满头大汗地跑来告诉我：“快，排你的戏！”我扔下饭碗，骑上车就走，当我长途跋涉到了团里，气喘吁吁地站在后台的时候，我意识到实践的机会是这样的稀少和珍贵，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在我的春妮还没有演上一场的时候，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来借我拍电影了。他们是看过《南海长城》的少数人之一，此次来借我演《同志，感谢你》的主角。团里不同意我去拍电影，可珠影厂的同志十分坚决。经过困难的又几经周折的交涉，我终于又坐上了飞机。
引擎起动了。飞机在向上升腾、升腾。我飞翔在天空中，遥望着碧绿的成都平原富饶的田野，清楚地感觉到，我再也不会回成都军区话剧团了。
我在珠影厂拍的两部影片《同志，感谢你》、《春歌》，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成功。可是在这两部艰难的片子里，锻炼了我的表演，丰满了我的羽毛，我懂得了一定的表演技巧，懂得了如何去分析人物、塑造人物。虽然还十分幼稚，可毕竟还是入了门。《同志，感谢你》的导演陈鹰、邢吉田，演员束夷、魏氓在不同的角度现身说法地指导我的表演。而我在另一部失败的影片《春歌》里，碰到了一大群踌踌满志的、有才华的青年：丁荫捕、胡柄榴、黄统荣、魏锋。当时我们全体都默默无闻，现在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出了自己的才华。
我结了婚
这个时候，同所有人走过的道路一样，我结了婚。结婚四天后我便到珠影厂拍戏，一走就将近一年，当《春歌》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邀请我拍《小花》（当时叫《桐柏英雄》）的电话。电话是黄健中打来的。他告诉我，请我在片子里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剧本随后寄来。我等了好多天，也没见剧本寄来，也不知道让我演什么角色。出于对北影的信任，我稀里糊涂来到北京报了到，第二天就要去黄山拍外景。当晚我在家读了剧本，还未看完就气得往床上一摔。让我演的何翠姑除了抬担架外，完全是一个活道具，我对我角色的成功完全没有信心。
我窝窝囊囊地到了黄山。一见黄健中就发牢骚：“你为什么不把剧本给我寄来？”他只是笑，不说话。后来才知道，对剧本，大家都是一样的看法。在摄制过程中，我们全组制作人员齐心协力，改了九段戏，才成了今天大家看到的《小花》。
那个时候，虽然懂得了一些表演，我仍然还是一只雏鸡。不管角色大小，拍完一部影片就像是生了一场大病。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使了不少傻力气。记得当初拍《南海长城》的时候，由于眼睛怕光，见光见风就流泪，睁不开眼，影响我的表演，拍出来形象还奇丑无比。为了克服这个毛病，我每天在鼻子和额头贴上两块胶布（因为这两个“小高地”容易晒得比其它地方黑），中午去看大阳，实在坚持不住再闭眼，眼泪哗哗直流。甜女要光着脚跑上满是刺棵的山头，我从到海南岛的第一天就打赤脚，锻炼在滚烫的沙滩上面奔跑。一个镜头要练它一百多遍，时常睡到半夜不放心，“蹭”地跳起来把明天的戏复习一遍才能入睡。
现在，为了拍《小花》抬担架一场戏，我每天在黄山的石梯上跪几遍，有时吃完饭上楼梯，也要跪着走几步。原来以为跪着走几步不是十分难，谁知一跪，疼得直龇牙。到后来膝盖又红又肿，跪下就疼得钻心。招待所的服务员看见我，还以为来了个神经病人。最初我对这场戏有别的设想，经过这一跪我突然明白了好多道理，我明白了翠始的高大所在。她是血肉之躯，那么她在跪的时候，一定是艰难之极的，到后来只能爬行。要是我，一定会走不到山顶。我按这样的想法拍了这场戏。
劉曉慶形象标签
青春美丽的劉曉慶
劉曉慶《我的路》在北京西苑饭店811房间诞生（1980年4月30日）
30年的时间在一个人的生命里不算短了。可是现在，当我静静地坐在桌前，回想过去走过的道路的时候，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
究竟是什么时候我成了“明星”？哪一天？哪一时？——我是“明星”吗？我怀疑自己。可是事实摆在面前：那样多眩目的光环，那样多“污泥浊水”。
我想写出一个真实的我
很久以来，我就想有一天能够写出一个真实的我，为观众，为朋友，为一切爱我的人们，也为我自己。一个人是很难准确地认识自己的，我尤其如是。
我总认为，艺术家要敢于面对人生。要有自己独立的个性。一个在生活中拘泥古板的人，很难设想在艺术上会有什么创新、造诣。
每一个艺术家都用自己独特的手段阐述对人生的理解及看法。罗丹用线条和造型塑造“大卫”、“思想者”、“老娼妇”。贝多芬用音符创造第五、第九交响乐。雨果、巴尔扎克、杰克·伦敦、托尔斯泰用文字剖析社会。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有隽永的生命力，使人们经久不忘，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个性融汇并表露在他们的艺术之中。
我总是这样想，一个艺术家要比所有的人都更能站在人的角度上观察、体验、感受人生所能给予的一切。而我，虽然称不上是艺术家，而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人，一个平凡的女人，却也深深地窥视了人生这个大海。
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
从我出生开始，就注定了要过动荡而喧嚣的生活。我的母亲历尽艰辛之后，在她工作的学校办公室里生下了我。随着时光的流逝，我长大成人，在大起大落的生活中，力求找到心灵上的宁静与平衡，陶冶我的性格，丰富我的艺术，在各种各样无情的敲打锤炼中，我立志由生铁变成钢。
人活着只有一次。生命失去将永不复来。要生活得有价值，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准绳。
我只要活得不虚伪。我希望一生都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为此我曾付出许多昂贵的代价，但我从不后悔。
人总要有所追求，有所寄托。精神上是事业，生活上是爱情。二者同样重要，二者又很难同时得兼。它们互相依存，又容易互相扼杀。
人生是那样光怪陆离，就像是一个万花筒。每个人在里面生活、搏斗，成为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里一点小小色素。
在这丰富的人生里，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选择。我对自己的选择至今不悔。在这里，我想写写它。写写我这条一步一个脚印走来的，曲折坎坷、布满荆棘的路——
我小时候实在是一只“丑小鸭”
我相信并承认天赋。我从来就认为演员是先天形成。真正的演员是学不会的，技巧只是指那些人人都可以掌握的东西。
当我呱呱坠地的时候，嗓门就很大，具有歌唱家的气魄。母亲在十月怀胎及生我的时候尝够了辛苦。大起大落的生活在我出生以后就已经开始，而我逢凶化吉的本领在那时便已显露出来。在幼儿园的时候，新楼房倒塌，许多孩子死于非命，而我因在外玩耍得以幸免。我在四川涪陵上小学走过山路，一跤跌下悬崖时，恰巧手又抓住了石头。还有一次，一只疯狗以要咬死我的气势拼命追我，当咬破了我的鞋后跟以后又突然改变了主意。诸如此类的事，孩提时期及长大以后，还有许多。
我出生在四川涪陵。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后来移居成都，至今家还在此地。无论何时想起涪陵，总是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那是我生命的摇篮，也是我艺术的摇篮。
我幼小的时候，实实在在是一只“丑小鸭”。如果拿出我童年时候的照片，不加一番注释，谁也不会相信那就是我。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吧，我从来不把我过去的照片给别人看。小时候，我又黑又瘦，头发又黄又少。每次我缠着外婆给我讲故事，外婆总是摸着我的头给我讲“黄毛女”。许多好心的阿姨总给妈妈叨咕：“还不给你女儿剃头啊，将来她长大了要怪你！”母亲听从同事的劝告，给我剃了好几次光头。也许是母亲真的怕我长大了会怪她，给我剃光头时从不手软。每次剃头时我都像是赴刑场，拼命地捂着脑袋，又哭又闹，任何恐吓、威胁、利诱都无法使我屈服。外婆和颜悦色地说：“剃了头好，剃了头才能当花木兰！你不是说要当花木兰吗？”一提到能当花木兰，我的哭声便戛然而止，我乖乖地坐在椅子上，勇敢地挺着脖子，一直坚持到最后成了个小秃。
成了小秃的我，并没有当上花木兰，却为此吃了不少亏。光着头丝毫没有影响我的爱好，也没有妨碍我成为幼儿园的文娱骨干。当我们给家长演出前化妆的时候，按照不成文的规定，男孩子要抹红脸蛋，女孩子抹了红脸蛋之后还要抹上红嘴唇。当光着头穿着裙子的我站在阿姨的面前时，阿姨感到为难。她不知道究竟应该给我抹红脸蛋还是红嘴唇，于是决定什么也不给我抹，让我保持本来面目。忿忿不平的我不服气，在演出时分外卖力。我使足了劲扯着嗓门，在台上又唱又跳：“红太阳，从天山，慢慢地爬上，风吹，绿草，草低见牛羊。”结果是喧宾夺主，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到我身上，而那些看过我们演出的叔叔阿姨们都这样说：“就那个小秃子跳得不赖！”
我入学以前，早已能歌善舞。每次去亲戚家玩，茶余饭后，便是我的晚会开始。我一人又踢又打，连跳带蹦，满头大汗也不罢休，以致舅舅称我是“涪陵来的艺术家”。我喜爱戏剧、电影、歌唱、舞蹈。爱好广泛，五花八门。看完演出回家便学给父母看，时常听见夸奖。只是一直认为舞台上、银幕上人物的死都是演员真死，崇敬的同时又感到十分悲惨壮烈。一次，看川剧《望娘滩》，戏中的儿子为了救母亲，变成了一条龙。当演儿子的演员头朝里往台上扑通一死，我拼命地哇哇大哭，伤心之至，震动整个剧场。无论是邻座投来的责备目光，还是母亲严厉的呵斥，都不管用。无可奈何，母亲只得把我抱了出去，而我则从剧场一直哭到家里。
从小我就十分倔。越是禁止我做的事情我偏要试一试。母亲告诉我在床上玩玩具的时候不要把玩具掉到地上，等母亲一转脸我便把所有的玩具往地上一扌忽掳。父亲告诉我蓖麻子不能吃，我非去摘了几个尝尝，结果是又吐又拉，险些中毒。我们家旁边有一个菜园，种了许多萝卜，外婆叫我不要随便到园里去玩，等她一背身我便钻了进去，挖了好几个大萝卜，让别人像抓小偷一样的连同赃物一起送到母亲面前。唉，那时候的我，真不知道给父亲母亲添了多少烦恼。母亲生气的时候常这样说：“早知道你这样淘气，真不该把你生下来！”我的父母亲都是教育工作者，对我管教甚严。他们望子成龙，又恨铁不成钢，加上我的倔强，不服管教，时常挨打。我真是个屡教不改的“坏孩子”。我吃软不吃硬，父母亲打我的时候从来不哭，疼我的外婆总是护着我，时常为此呵斥母亲。当我挨打后一个人和外婆在一起，我就扑在她怀里伤伤心心地哭，而每次都边哭边跟外婆说：“打倒妈妈！”
父母的爱，当时的我是体会不到的，反而产生一种反抗的心理。所有的课文，父母都要求我倒背如流。有一次我背一篇课文叫《灌木》，既单调又枯燥，我站在桌子面前背呀背呀背呀，上下眼皮直打架，怎么也背不下来，可是母亲一点也不可怜我。直到半夜了，好歹总算把它背下来了，母亲才准许我去睡觉。朦胧之中我听见父母亲在商量，如果我不听话用什么东西打我，既不伤皮肉又觉得疼。我气坏了，睡意全消，一翻身爬起来，抓过母亲的枕头，先在心里喊了一句：“打倒妈妈！”然后狠狠地朝枕头上唾了好几下口水。我不是个听话的乖孩子，但我很聪明。入学之前，我就会背好些唐诗。我每天练习毛笔字，由母亲在写得好的字上面画圈。我家的隔壁是“武侯词”，往西去是“杜甫草堂”。当冬季来临，寒梅怒放，我喜欢和大人一样背着手在幽香静寂的园子里散步，受着酷爱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的父亲的熏陶。我从小就十分好强，不甘落后，“人所具有，我都具有”——这是我小学时代的座右铭。别人会的，我都要会；别人不会的，我也要会。认定了“即便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个钟也要撞响”。就连体重不如别人，我也发了好几次狠，强迫自己每顿饭多吃一碗。拿我的家乡话来说，我是“吃屎都要吃尖”。
我酷爱读书。小学三年级我开始读长篇小说。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草原烽火》。每逢寒暑假，母亲总要抱好多书回来，让我读完。而我每次都贪婪地读。喜欢的书便爱不释书，时常读到天亮。
由于我在入学以前就认识好些字，有一定“文化”，所以坐在课堂上听讲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难受的事情。尤其是看到我一目了然的算术题和老师讲我早已知道的课文的时候，我感到是那样的乏味。我两分钟做完了作业，看看周围聚精会神的同学，望望天花板，无所事事，只听见“知了”单调的叫声。这个时候要是在游泳池里多好！第二天，我逃学了。我把书包藏在水泥管子里，用砖头堵好，然后就去游泳，捉迷藏，爬树，踢毽子，到天黑才回家。从此以后，我经常逃学。但我不是每天逃学，而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逃一天学、上两天课，再逃一天学、再上两天课，我每次都能跟上功课，并且硕果累累，收获甚大。我学会了游泳，爬树也爬得快，猴皮筋也跳得好，在我拿给父母亲的成绩册上，还尽是五分。这一天，我又逃学了。当我回到家里，第一眼就看见了老师，我预感到大事不好。果然不出我所料，母亲在送走老师之后便开始找打我的尺子，我赶紧夺门而逃，以飞快的速度爬上了树，坐在树权上直到天黑，任凭母亲喊破了喉咙，也不吭声。从第二天开始，我多了一件事：每天上学时必须拿着妈妈给我的“登记表”，离家时由母亲填写“离家时间”，到校后由老师填写“到校时间”，离校时由老师填写“离校时间”，回家里再由母亲填写“到家时间”。我还是没有老师和妈妈聪明。从此以后，我老实多了。
我经常获得“三好学生”的奖状，我是少先队大队的文娱委员，我参加市少年宫的合唱队，又是校舞蹈队的成员，诗歌朗诵获得一等奖，各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那个时候，我的志向就十分明确。有一次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我在上面写道：“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演员，当我演出结束的时候，获得雷鸣般的掌声和鲜花。”作文讲评时，我的作文像常有的那样，挑出来放在一边。不过这一次不是夸奖，而是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说我是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目的不正确，好高骛远，等等，等等。老师叫我重新写过。我重新写过了。虽然我十分沮丧，但我心里不服，这件事丝毫没有动摇我当演员的想法和决心。
考进四川音乐学院附中
时机终于到来。我十一岁的时候，四川音乐学院附中招收小学毕业生。我抱着必胜的信心走进考场，以同样的心情领到了入学通知书。我毫不怯懦地站在一排老师面前，唱了我喜爱的两首歌。我唱得十分动情，唱到中间时眼泪夺眶而出。文科考试我获得最好成绩，在口试时口若悬河。当我真正作为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坐在阶梯教室的时候，那是我的神圣的时刻。我神圣的时刻很多，这便是其中之一。
在音乐学院附中就学期间，我的文学爱好从“线装书”改为“洋装书”，由中国古典文学转到外国文学。我喜爱小动物，尤其喜欢童话小说。由于我的手条件不好，班主任宣布我的专业主修扬琴。想到我再不能在舞台上唱歌跳舞，要终生与这个大家伙作伴，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失望，伤心地哭了一场。我不喜欢它，不愿意练琴，成天看书。入学一年之内，我几乎读完了校图书馆里的全部童话神话小说，它们给我以无数美好的想像，教给我纯真的感情。在我练琴室的门上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主科老师时常从小窗口里监视我们练琴。一听见脚步声，我就赶快将书藏在琴下面，装模作样地敲打几下功课，直到一次看书入了迷，终于露馅。
一年快完毕了，我刚十二岁。所有的专业都要在台上实习。作为扬琴专业年纪最小的学生，我也要第一次单独在台上给大家演奏。实习分大、中、小三组。在专业内演奏，是小组实习；成绩好，选出来参加民乐系的演奏，是中组实习。再从中选拔优秀者出来给全院演奏的，是大组实习。早在好长时间以前，我的老师就谆谆告诫我一定要勤学苦练，争取参加大组实习，从而成为学校尖子试验田的一颗种子。可是对于我，念念不忘地想着的，只是如何能过老师这一关。我扔下一切书，临时抱佛脚地使劲练琴。
实习的晚上。从早晨起我就不停地想着我的曲子，头昏脑胀。我瞅着老师的威严的目光，更加感到今天的责任重大。当报幕员叫到我名字的时候，如雷贯耳。戴着红领巾，穿着裙子的我，胆怯地走上演奏厅的舞台，眼前一片漆黑。在练习时我就有几个音节不顺利，每次到那里就“卡壳”。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错。我不停地叨念着。我拼命想定神，可脑子里一团乱麻。手忙脚乱地，我开始了一生中第一次单独演奏。我懵懵懂懂地弹奏我的曲子，感觉它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越害怕越出事，不出我所料，果然，在那几个音节上卡住了。我停下来，看看老师，什么也看不见。我重来。第二次又卡住了。台上台下没有声音。我咬咬牙，又重来。反正今天是豁出去了。我卡住，重来；再卡住，再重来。一连重来了七遍，七遍都卡住了。我创了全院最坏纪录。台上台下一片静寂。我不知所措地坐在那里，只听见老师厉声喊：“下来！”我站起来，从台中走到台口，放声大哭。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刻，以至于到现在都历历在目。我这个总要“拔尖儿”的人今天落在了所有学生的后面，成了倒数第一名。我感觉到羞耻。我感觉到平时对老师的欺骗，感觉到一种深深的对老师的歉疚之情。不行，绝对不行！
我开始奋发，开始了真正的学业。我玩命练琴，成天泡在琴上，最多一天长达八个小时。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切都事在人为。终于，当我学满三年的时候，我已是学校尖子试验田的一颗最年轻的种子了。
拿着成绩册飞跑回家，我呼的一下推开了门，然后，愁眉苦脸地跟母亲说：“妈，你看，我的主科扬琴只得了85分。”看见母亲生气的面孔，我马上嬉皮笑脸地说：“告诉你吧，妈，全附中只有一个比我多学三年的同学得了86分，比我多一分，我是第二名！”
在音乐学院附中的几年里，我学了很多东西。我总认为，“中国要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落实到我们身上就是做好本职工作。无论做什么事情，要就不做，要做就一定做好，而且要最好。除专业外，舞蹈、歌唱，我也同样努力。只是，我从没有机会在演戏上展示自己的才华。没有人认为我会演戏。每次班里组织排戏，从来没有人想到过我，我总是靠边站。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是理所当然，从未感到过委屈。相反，我认为演戏不务正业。我珍惜时间，自视清高，孤芳自赏，有同学叫我是“骄傲的公鸡”。我雄心勃勃，坚信自己只要不断努力，一定会成为祖国的栋梁。
那是我的黄金时代！单纯，向上，勤奋，朝气蓬勃。我每年以优异的成绩屹立在全班同学之中，整个世界都是一片灿烂的阳光。
我也成了“狗崽子”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荡涤一切污泥浊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也在被荡涤之列。所有的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我的父亲、舅舅等都是中共川东地下党的党员，一下子全成了“叛徒”。我的父亲是我的继父。我的生父从我一出生开始，就没有见到过。由于政治观点不同，我的生父离开了我的母亲，使母亲在怀我、生我的时候备尝痛苦。我在母亲的办公室里出生，一岁的时候便得了肺结核，这个在当时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病险些夺去了我的生命。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得到生父一分钱，没有得到他的只言片语，哪怕是一句问候，一个字。母亲四处奔波，节衣缩食给我买药。现在只值几毛钱的“雷米封”在当时要几十块钱，母亲下决心：“不管吃多大的苦，也要把孩子救活。”外婆24小时不分昼夜地守着我，把扇子吊在我的头上，一下一下地拽着系着扇子的绳子，从夜晚一直到天明。没有辜负母亲和外婆的爱，我活过来了。对于我的生父，我和母亲都十分恨他。我不要见他。永不要见。他也许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是母亲的孩子。就是他站在我的面前，我也不认识他。当然，我不知道他真的站在我的面前我会怎么样，起码我现在是这样想。他在欢乐的时候有了我，留给母亲重重艰辛。他对我没有履行过父亲的责任，没有任何养育之恩。当母亲送我到北京拍电影的时候，也许她预感到我以后的发展，她要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母亲及父亲的名字。她要求我如果生父来找我，不要认他。我答应了。在8年后的今天，我已今非昔比，在所有介绍我生平的报刊杂志的文章里，从没有出现过母亲和父亲的名字，我在履行着对母亲的诺言。就在今天，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母亲又来信要求我，不要提她及继父的名字，我同意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永远站在母亲一边。
我的继父在我三岁时来到我家。我们朝夕相处，我对他怀有深挚的敬爱之情。小的时候，他经常领着我去散步，给我讲《东周列国志》、《水浒》、《三国演义》，给我讲解唐诗、宋词，讲中国历史，讲《红楼梦》……他每年带着我种南瓜，我们天天挖地，天天浇水，天天施肥，可是在我记忆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们亲手种下的瓜秧上结出过果实。我的心里，有着许许多多同他在一起的美好记忆，他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善良、最温和的人。他品质高尚，我热爱他。就连他和母亲发生矛盾，我也总是站在他的一边。父亲成了“叛徒”之后，挨打挨斗像吃饭一样经常。由于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造反派”几乎每天找我谈话，叫我同他划清界限，反戈一击。我决不相信他是什么“叛徒”，我也决不同他划清界限。他关进“牛棚”之后，我也总去给他送饭，看见他挂着黑牌子站在队伍里，我隔老远就大声喊：“爸爸！……”我的犟脾气并没有给父亲带来什么好处，反而使他为我吃了许多苦。一次“造反派”抄我们家，把我的箱子也翻遍了，我的少女的一切秘密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恼羞成怒，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凭什么翻我的东西？我冲出去，和他们吵了一架。无论母亲多么严厉地阻止我，我也不顾一切地尽情地发泄着我的愤怒。第二天，大字报栏上醒目地倒写着父亲的名字，说他指使他家的“狗崽子”，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猖狂反扑。那天中午，我去给他送饭。他没有在“黑帮”队伍里，而是躺在“牛棚”的“床”上，脸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纱布。后来，父亲的腿被打断了。不许治疗，还要批斗。我和妈妈轮流背他，我背到楼下，妈妈再背到会场。不能养伤，也没有药，一次次的批斗使父亲的腿完全成了残废，他已永远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现在，只能坐手摇车出门上街。为了给父亲买点吃的，我骑着自行车，冒着满街的枪炮声跑遍全城，只买来了一瓶广柑汁。父亲十分有骨气，在拷打之中他从没有诬陷过别人，我深深地敬爱他。我从来没有认为他不是我的父亲。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最好的人。
我不容许任何对父亲的污辱和亵渎。在我成了“狗崽子”以后，每天回家，总有一群孩子跟在我的后面向我扔石头，叫着父亲的名字，喊：“打倒×××！”我怀恨在心，敢怒不敢言。有一天，我回家很晚，没有一群孩子，只有一个小男孩跟在我后面跳着叫着：“打倒×××！”开始我忍着，后来看看四周没人，我猛地转过身扑过去，一把抓住他，咬牙切齿地低声吼道：“你打倒谁？你还喊不喊？”我把他使劲地往地上一推，飞跑回家。我施行了“阶级报复”，心惊肉跳地过了好多天。
好学生一下子成了“狗崽子”，这场“灵魂革命”给我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而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我的演戏事业，这是什么时刻？
开始我教“忠字舞”，后来我宣传《公报》，然后演“对口词”，最后在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宣传队里演各种角色。那个时候，我的演技相当拙劣，可以说谈不上什么演技。一个宣传队长曾给我下过定义：“你打扬琴还行，绝对不能演戏！”可是僧少粥多，不演不行。不仅要演，还要五花八门。先是尽演“红卫兵”，以后小姑娘、小男孩、老太婆、媒婆、地主婆、媳妇，工人、农民、解放军，形形色色，什么都演。没有什么创作，全是以模仿为主。不过我学得惟妙惟肖，还能在别人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发明创造，常常比原版更好。这时候，别人时常说我演得好了，但我不以为然。我并不打算演戏，我早已迷恋上了音乐，扬琴。
到农场“接受再教育”
这时候，我们全部附中的剩余同学都将要离开学校，走向工作岗位了。由于我们是“文革”前最后一批毕业生，省市歌舞团及各个文艺团体都到学校来要人。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几年的动乱，我对“文化革命”已厌烦之极。我渴望着安定的秩序，渴望着在舞台上展示我学到的本领。美好的未来在向我招手，我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分配文件的下达。
文件来了。工宣队队长给我们宣布：“医药专业的毕业生，应下放到农村去当赤脚医生。”我们全体都面面相觑。当队长接着念到“文艺专业的毕业生，一律分配到农村当普通农民”的时候，大家都傻了。
我们全体同学都分配到了农村。而且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分配到甘孜、阿坝、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我被分配到了达县专区宣汉县农场，这在当时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了。
我对父母亲说：“我不下乡。我要留在成都。我去考文艺团体，我能考上。”父母亲不同意。上山下乡是党中央的精神，怎么能不去呢？况且，作为“狗崽子”的我，能够和大家一样，享受“到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的光荣，已经是对我的恩赐了。在父母心目中，只有上山下乡才是我这个“黑帮子女”有希望变成红色接班人的唯一光明大道。父母亲非常慎重地同我谈话，他们对我说：“你要是不下乡，我们就不认你这个女儿。”
就这样，我登上了离开成都的火车。全家人都来送我，谁也没有哭。母亲是一个坚强的女人，这一点我很像她。谁也不知道等着我的究竟是什么，大家都一片茫然。
我所在的大队离县城很远，在河的那边。一到这里我就时常想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这句唐诗。这一带是川北地区，是《红岩》中双枪老太婆出没的地方。我们大队一共只有十几个人，全是清一色的小伙子，只有美术学院附中毕业的一个女学生和我，两个小姑娘。没有电灯，没有广播，一到晚上整个世界是一片漆黑。每晚睡觉都害怕有蛇，用棍子对着床噼啪乱打一气。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开始了第一天的劳动。这一天的工作就是挖地。我从来没有干过农活，那些小伙子挖一下，我就得挖十下。但是我不服输，我不愿意落在别人的后面。好在小伙子们经常停下来给锄头“号脉”，挖几下便用锄把支着下巴谈天，一谈就是十分钟、二十分钟。我就趁这个时候拼命地挖。要赶上他们，谈何容易！赤日炎炎，汗水流到眼睛里，嘴里，流到身上，像无数小虫子在爬。锄头在我手里越来越重，我头昏眼花，看看这块地的边缘，就像是大洋彼岸那样遥远，我面前一黑，扑通一下倒在地里，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们把我拉下得更远了。我爬起来，继续挖，不是说要“接受再教育”吗？
我和小伙子干一样的活。在这个以体力鉴定好坏的地方，我要取得合格证。我把劳动当成是学业那样来攻，决不屈服。我不请假，不愿意看见队长不高兴的面孔。当时我正在发育时期，即使身体不舒服，我也不吭声。我和小伙子一样扛麻袋，装船，那一次整整病了一个多月。我不哭泣。因为哭泣没有用。我每天在幻想与破灭之间挣扎，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只要坚持八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可是这个小伙子一直没有出现过。
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我逐渐地适应了环境，虽然不知道前途如何，但我雄心未混。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人。一颗珍珠，在深山大壑里也是珍珠；一块顽石，即使在皇宫御院也是块顽石。我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颗珍珠，或是同珍珠相近的东西，总之决不做顽石。我不停止翅膀的扇动。我读能找到的一切书。我学习针灸，照着书本给周围的农民治病，农民们都叫我“刘医生”。我借了一架扬琴，每天6时出工，4时起来练琴。劳动之后全身酸疼，胳膊肿得拿不住敲琴的竹杆子，但是迷迷沌沌的我还是要练。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练琴不可能有什么长进，但我锻炼了毅力。
可是，有一件事情却使我救死扶伤的针灸事业宣告结束。一天早晨，我从睡梦中被叫醒，赶到很远的地方，去给我熟悉的小姑娘五妹治病。她告诉我腰疼，肚子疼，我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翻开《农村医疗手册》，立竿见影地给她进行了我认为的最有效的治疗。
第二天，有人告诉我，昨晚五妹被送到医院，早产了一个男孩。我目瞪口呆。赶快翻开书，看到“孕妇禁忌”几个字，就在这几个穴位上我给五妹进行了强刺激。可是我不知道啊。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五妹会有孩子。在农村，如果我问一个未婚的小姑娘怀孕与否，除非我想挨拳头或是被唾口水。这件事虽然我没有什么责任，却从此中断了我的当医生的梦想。
我尽量使生活变得有光彩。白天我认真劳动，晚上时常到水田里夹鳝鱼，或是打着手电到田坎上去抓青蛙。我用石头砸烂它们的头或是把它们打昏放在篓子里，必要时用裤腰带和鞋带拴我的战利品。回来后或是清蒸或是红烧，给大家改善伙食。我采摘满山遍野的桑椹当水果，晚上经常在晒坝上自弹自唱，给大伙开晚会。大家都喜欢我，称我是“快乐的人”。
这一天，农场里颁发给我一张奖状：农场“先进工人”。我欣喜若狂，高兴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在学校里得了那么多三好学生奖状，也没有这样高兴过。这四个字对我来说，意味着如此众多的辛苦，艰难的努力，真是神圣的时刻！
在那时候，无数的榜样在激励着我，我不停地奋发。我像海绵一样汲取着营养，体验周围的一切。巴尔扎克在三十岁的时候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吸干了周围的土壤，自身修养已全部完成。为了将来能从事我所热爱的文艺事业，我专心致力于自身的修养，坚信时机一定会到来。
时机总是悄悄地到来的，而且是那样不被人觉察。我们6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小型宣传队，代表农场去县城宣传党的《公报》。读一会儿公报，唱一个歌；再读一会儿公报，跳一段舞；再读一会儿公报，演奏一曲扬琴独奏。我的娴熟的演奏技巧和能歌善舞的本领，一下子被县宣传队的队长发现。一个月后，我被借到了县宣传队，依依不舍同时又十分兴奋地告别了农场。
这以后，一直是我的动荡时期。我尽全力在县宣传队里展示，锻炼自己，成为县宣传队的主力。在去慰问修襄渝铁路的民兵团时，被宣汉县民兵团长看中，调到民兵团宣传队，我又成了襄渝铁路上的一名女民工。我担任宣传队的队长，宣传队成员全是知青。我们时而开山、放炮、推石头，时而排练节目，清晨5点我就叫大家起来练功压腿，队员们都怨声载道。生活非常艰苦，劳动又十分繁重，大伙都冲着我哭，我把眼泪拼命忍着。此时，我的扬琴声誉逐渐提高，传遍了整个达县地区。
穿上了军装
这一天，来了一位军人。他神出鬼没，时而出入民兵团部，时而到我们宣传队。我感到他十分注意我，好像要同我说话。两三天过去了，我碰巧走过他的身边。他拿出一份征兵登记表，问我愿不愿意参军。参军？我的天？晴天里一声春雷！红帽徽，红领章，还是宣传队，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我说不出话，只是拼命的点头。他告诉我，民兵团坚决不放我，这件事看来是不成了。我一阵绝望。第二天，他走了。我的心头却不住的翻腾。我绞尽脑汁地想主意。不管如何，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参军！
在一天的早晨，我悄悄收拾好东西，搭上了一部货车，到了达县县城。一跳下汽车，我飞快地跑到了军分区，找到政治部的首长。我热切地向他们申明了我的来意，急不可待地当场表演了我的全部本领，自弹自唱，自唱自舞。由于破釜沉舟，情真意切，震动了在场所有的人。就在那奇迹般的一天，我穿上了向往已久的军装，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达县军分区的一员。
路，比过去宽广多了。又是湛蓝的天空，又出现了明媚的阳光。老战士给我钉领章，晚上有同志给我掖被子，我沐浴在解放军这个大家庭里，处处感到温暖如春。我尽全力投入我们宣传队的建设之中，集编、导、演、奏于一身。我们宣传队人员少而精，成为成都军区乌兰牧骑式的样板。宣传队几起几落，解散时我有时放电影，有时放广播，有时管图书，有时做宣传科的勤务兵。我生性自由散漫，在部队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刚当兵的头一天，跑到同学家去炫耀，没有请假，玩到深夜12点才归队，狠狠地挨一顿剋。放广播时睡得迷迷糊糊，把5点看成6点，让全分区的干部、战士都少睡了一个小时，吃早饭时灰溜溜地把检查贴在饭堂门口。父亲住院，批准我探亲15天，本来部队迟到一分钟都是大事，我认为父亲的病比组织纪律要紧，超假超了一个半月。头一天宣布纪律，军人要带头遵守交通规则，第二天我就骑自行车带着小妹妹，公然骑过民兵纠察队的门前。结果被纠察队抓住，自行车给扣了30天。宣传队包饺子，我把队长用过的脚气粉当成味精撒在全队的饺子馅里。正得意地撒着，看着粉末四处飘扬，赶快一尝，方知不是味精，悔之已晚。我把脚气粉拿到医务室去化验，证明无毒。可是当饺子端上桌子的时候，谁也不伸筷子。为了证明我的错误不是那么严重，我硬着头皮吃了十好几个。最后还是无济于事，大家都饿了一顿。
我在部队要求进步，积极申请入党，平均每个月都向党组织交一份申请书和一份思想汇报。可是不管我怎么注意，每到关键的时候总要出纰漏。党小组三次通过了我的申请，三次都由于我的错误给掳了下来。第一次是因为不按部队的规定着装，穿了一双鲜艳的自己的尼龙袜子；还有一次是由于我违反部队纪律，给一个女朋友介绍对象；最后一次我吸取了前两次的经验教训，严于律己，处处小心，可还是忍耐不住，在填表之前同队长吵了一架。
我每天的日程很简单：打扫宣传科的几间办公室，打好开水，然后到我的图书室里去登记图书。登记图书是我进行得最慢的工作。我挑喜欢的书登记，常常是书名还未写完就看得入了迷，直到要看够这本书后才登记下一本。这项工作直到最后离开军分区也没有进行完毕。我看了好多伟人传记，我看到了他们独特的个性，独立的奋斗精神。我看到了无论伟人或是总统、明星，都是人，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人，只不过是个性及环境不同而已。我一直保持着我的几个爱好：看书、看电影、吃水果，后来又加上拍电影。我把它们统称为我的“四大爱好”。从幼时到现在，虽然这四大爱好先后次序不断地来回颠倒，但是看书这一爱好总是名列前茅，从来没有排过第三或第四的位置。我偏爱看女作家的作品，《飘》、《简·爱》、《牛虹》、《呼啸山庄》。在静静的屋子里，我为牛虻的坚忍精神及琼玛的遗憾而忠贞的爱情感动得趴在桌子上哭了整整20分钟。我偏爱梅里美的作品，他的作品色彩浓郁，像一幅幅油画。我喜欢茨威格，他描写的女人栩栩如生，入木三分。还有杰克·伦敦、雨果、罗曼·罗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天篷底下》、《墨西哥人》、《九三年》、《巴黎圣母院》……这一切书给我枯燥单调的生活赋予了那么多丰富的色彩。它们帮助我跨入人生的大门，探索人生的真谛。
调到成都部队话剧团
宣传队已解散好几个月了。除了看书，打扫办公室，我终日无所事事，想到也许这一辈子都将不能从事文艺专业，心情十分忧郁。在这个时候，成都部队话剧团招生组突然来到了达县军分区。我给他们做的表演小品实在是糟透了。他们临时出的题目，使没有任何表演技巧的我晕头转向。我不自信，我要在大白天的房间里表演夜里突然停电以后的动作，要表现突然听到失火的感觉，要表现在夜里做功课，要表演看护病人。我对着空气表演这一切，又心谎又想笑出声。我不时地瞟他们，他们直摇头。一切全完了。我走回宿舍，昏昏沉沉地过了两天。突然来了通知书，让我到重庆去参加军区话剧团办的表演集训班。我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无实物小品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弄得乱七八糟。可是在集训班里排的话剧是有台词的角色，时间也很充分。这一点，对于业余宣传队出来的我是驾轻就熟。我使出我的浑身解数。大家都觉得我有希望考取，我可不敢完全这样认为。我和另外两名女兵打赌，谁考上部队话剧团就送给其余两人影集。其结果是我们三人都通过了考试，一起调到了成都部队话剧团。
一切都像是做梦一样。我突然出现在父母亲身边。命运总是这样的莫测，实在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经过了几年的曲折坎坷，我终于成了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可是我再不能终生与扬琴作伴，我为它撒下了真挚的伤心别离的泪水。
在我后来的电影生活中，我无数次地重复回忆过这些岁月。它们使我在任何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它们使我有自知之明。我无数次感到道路艰难，有过退隐的想法。可是，每当想到我为了要从事喜爱的专业，走过了这么众多的弯路，经历过那样多的艰辛，而且，我坚信我还是千千万万人当中极幸运的一个，有无数比我更有才华的人没有得到发现，从而也得不到发挥，想到这些和为了他们，我就感到任何的艰苦都不算苦，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了。
走向银幕
那是1975年3月的一天。一个十分平常的日子。这个日子和任何一天都没有什么不同。我随话剧团来到了壁山县给部队演出《杜鹃山》。像往常一样，大家都在准备晚上的演出。我刚洗过了头发，躺在床上看书。这一天是那样的平淡无奇，没有任何迹象使我感觉到它将改变我一生的命运。
“劉曉慶，出来一下。”队长任士一在外面叫我。我慢吞吞地走出门外，看见远远地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的面孔很熟悉，好像是在哪里见过。队长告诉我：“这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张勇手和徐潮同志。”当我同张勇手握手的时候，我还是第一次在银幕下面见到电影演员。
我注意地瞅着他。“你今年多大了？”他问我。
“二十三岁。”“你有多高？”“嗯——大概1米64吧。”“喜欢看电影吗？”“喜欢，特别喜欢。”
他并没有怎么特别看我，然后我们一起在室外拍了几张照片，就匆匆离去了。
一切都发生得这么突然。望着他们的背影，我并没有想到，就是他们，将使我的一生发生根本的变革。
电影厂的同志来看我的消息不胫而走，立刻传遍了全团，队长告诉我，此次来是为重拍影片《海鹰》挑选女主角扮演者，成都军区宣传部庄映副部长向他们推荐了我。大家都同我开玩笑。而我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清晰的念头：我这一辈子或许会和电影有什么瓜葛？
就像平静的湖面突然投进了一块石子，泛起圈圈涟漪一样，我不停地寻思着拍电影的事情。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仔细地看了看我，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不要乱想了。中国这么大，哪会偏偏就挑中你？好好工作吧。”
我还是平静不下来。我一直在忐忑不安地期待着。电报，信件，每一个新来的人，都使我格外的注意。好多天过去了。
“劉曉慶，电报！”我从窗户里探出头。一位同志在楼下大声宣读电文：“速来北京八一厂试镜头。”我飞跑下楼，从他的手中一把抢过电报，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回房间，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当我稍稍平静一些的时候，我开始犹豫了。我这只“丑小鸭”能拍电影吗？要是试不上怎么办？我害怕失败，犹豫不决。但是我的手不听使唤，已经下意识地在为自己准备行装。我还是经不起拍电影的诱惑。我要去试一试。
一架巨大的银色飞机停在大草坪上。我们走向它。像是预感到了我的未来，母亲突然说：“无论你将来会怎么样，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我的名字；如果你的生父来找你，不要见他。”我非常郑重地点点头。母亲的这种预感，对于走向电影大门的我，也许是一种最好的祝愿吧。
拿着部队的介绍信，我站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组办公室的门口。我的心跳得厉害，很紧张。终于我鼓起了勇气，敲响了我的命运之门。电影的大门在我面前开启，王晓棠、张勇手、王心刚、刘江……一张张熟悉而辉煌的面孔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怯生生地站在那里，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我既不懂表演，也不会说普通话，对于大家的问话，我只能点头或是摇头。
试完妆以后，我坐在镜子面前。导演、摄影师，一大群人围过来，对我指手画脚，评头论足。他们毫无顾忌地谈论我脸上众多的缺点，眼睛、下巴、额头、嘴唇，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仿佛在对一尊塑像进行挑剔的探讨。我从来没有这样清晰地知道我脸上竟然有那样多的不足。我到无地自容。我飞跑回招待所，蒙着被子哭了一场。
哭够了，我坐起来。我想不通。丑又怎么啦？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好看。是你们叫我来的，干嘛当着大家的面踩糊我？所有的演员都是大美人吗？我看有的也不尽然。我不服气，偏要使劲演好。锛儿头？怎么样？没准儿我演出来大家说，这个角色就是要有锛几头才合适。不，我偏要做出来给你们瞧瞧！我跑到图书馆，借了一大堆书、画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还有好多表演方面的书籍。“临时上轿穿耳朵”，我囫囵吞枣地吸收着，什么叫肌肉松弛，注意力集中？什么叫第一、第二自我，忘我？想了半天，一点也不懂。我把“斯坦尼”扔到一边，看画报。看书、看画报、看剧本，看剧本、看书、看画报，来回倒腾。我把导演给我勾划的要试演的几段戏一个人在房间里演它八九十遍，凭感觉作自己最严厉的评判人。
试演的那天，屋子里坐满了黑鸦鸦的一片。想到要在那样众多的著名演员面前表演，手心里汗津津的。我把准备好的戏又想了一遍，决定豁出去演，反正“一锤子买卖”，就这一回。何以见得我的表演就一定不好呢？怀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进行着我的练过不知多少遍的滚瓜烂熟的表演，第一次领会到斯坦尼“忘我”两个字的含义。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次表演的成绩如何，我只知道试戏是通过了。我又被送到十三陵水库去试胶片，剩下的就是形象的问题了。在去十三陵的车上，张勇手不断地跟我说：“你不要灰心。”他告诉我，虽然形象不大理想，但有股“甜”味。我不懂什么是甜，也不知道自己甜在何处。我总之朦胧地感觉到，是人物的，就是美的；不是人物的，就是丑的。生活中不一定每个人都美。罗丹不是说过：“自然，真实，就是美”吗？
当我在银幕上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感觉。我只觉得脑袋嗡的一下，不相信那就是我。“她”那样陌生，就像是一个不相识的人。在过去，由于是女孩子的缘故，我时常照镜子，但镜子里的“我”是受我支配的，我做什么动作，她立即做出“反应”，我相信她是我的同一体。可是，现在银幕上这个放大了几百倍的脑袋瓜，完全脱离了我的身体及主观意识，独自在那里张嘴、表情、说话。它只是我过去的记录。我看着这个陌生的形象，就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乱七八糟。我的镜头一闪而过，我害怕再看见自己，但同时又希望多多地放几遍，哪怕是放上一百遍我也会觉得时间太短。我完全失去了评判力，只得睁大眼睛看着银幕，脑子里一片空白，模模糊糊的听见人家说：“比她本人可强多了。”
当我刚刚有点自信心的时候，《海鹰》突然停拍了。摄制组通知我，让我回家。我看着他们送来的那张回成都的飞机票，就像是看到我的死亡判决书。制片厂的一切都是那样的高大神圣，我清楚地意识到，此一去将永不会再来。我收拾行李，同所有的人告别如同是生死离别。我只剩下一件事情可做了，就是登上去飞机场的汽车。
汽车来了，停在门口。我走出来，抬眼看看北京湛蓝的天空……“晓庆同志，我们《南海长城》摄制组想请你去试试戏。”我睁大眼睛扭过头，死死地盯住这个从车上下来的人。
绝处逢生。我的命运曲折，又一次得到了证明。一切又从头开始，试妆、试戏，试戏、试妆，漫长而苦恼的日子。每天在希望与失望之间熬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摄制组在对于我的问题上争执不下，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最后选择了一条折中的方案：让我作为角色的候选人之一去广东渔村体验生活一个月。与此同时，北京再继续选演员，如果有更合适的人选，就打发我回家。这一个月是那样的令人难以忘怀！每天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进行也许是别人的角色的准备工作。在这以后，又经过了好几次的试妆试戏，开拍已迫在眉睫，实在是没有别的人选了，当通知决定由我来扮演甜女的时候，我已经丝毫没有那种神圣的感觉，我被折腾得已经麻木了。
那个时候，正是电影的恢复时期，上一部影片是极难的。就是决定了我演甜女，也随时都有换下来的可能。影片快拍完了换主要演员，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什么时候影片同观众见了面，才算是演过了电影。何况成功与否还不一定呢。总之，在这几年后的今天，我已和当年那个胆怯的黄毛丫头大不一样了。正因为如此，我对八一厂的张勇手、李俊及《南海长城》摄制组的同志们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是他们拉着我的手走到电影的门前，踏上电影这个高不可攀的摩天大厦的第一步阶梯。他们是我的启蒙老师，我永远感谢他们。
《南海长城》拍完之后，没有放映几场就停映了。虽然在电视台播过一次，可是在那个时候，电视机还没有现在这样普及，看过的人仍然很少。接下来我参加拍摄《四渡赤水》，又中途夭折，无可奈何只得回到了四川。团里排演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我在第一组里演一个舞女，龙套，在第二组里演春妮。第二组排练机会少得可怜，看戏的机会却十分多。我认真地演我的舞女，把一个过场演得相当出色。后来说我太抢戏，导演把舞女删掉了，让我演一个资本家的姨太太，只有一句台词。过后又把我换了，让我演一个工人，一句台词也没有，站后景。这个时候，我看了不少表演的书，斯坦尼的书经过实践，我也看得懂了。我感觉到，他不过是集优秀的演员之大成，把他们的表演经验感觉总结出来形之于文字而已。对干有一定实践、想法的演员，或许会有帮助；对于毫无经验的门外汉，只会把他们搅得更糊涂，甚至于扼杀他们本身具有的表演才能。我十分渴望能有排练春妮的机会。这个机会迟迟没有来。有一天，我正巧回家，家里离团里很远，刚端上饭碗，团里的一位朋友满头大汗地跑来告诉我：“快，排你的戏！”我扔下饭碗，骑上车就走，当我长途跋涉到了团里，气喘吁吁地站在后台的时候，我意识到实践的机会是这样的稀少和珍贵，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在我的春妮还没有演上一场的时候，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来借我拍电影了。他们是看过《南海长城》的少数人之一，此次来借我演《同志，感谢你》的主角。团里不同意我去拍电影，可珠影厂的同志十分坚决。经过困难的又几经周折的交涉，我终于又坐上了飞机。
引擎起动了。飞机在向上升腾、升腾。我飞翔在天空中，遥望着碧绿的成都平原富饶的田野，清楚地感觉到，我再也不会回成都军区话剧团了。
我在珠影厂拍的两部影片《同志，感谢你》、《春歌》，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成功。可是在这两部艰难的片子里，锻炼了我的表演，丰满了我的羽毛，我懂得了一定的表演技巧，懂得了如何去分析人物、塑造人物。虽然还十分幼稚，可毕竟还是入了门。《同志，感谢你》的导演陈鹰、邢吉田，演员束夷、魏氓在不同的角度现身说法地指导我的表演。而我在另一部失败的影片《春歌》里，碰到了一大群踌踌满志的、有才华的青年：丁荫捕、胡柄榴、黄统荣、魏锋。当时我们全体都默默无闻，现在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出了自己的才华。
我结了婚
这个时候，同所有人走过的道路一样，我结了婚。结婚四天后我便到珠影厂拍戏，一走就将近一年，当《春歌》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邀请我拍《小花》（当时叫《桐柏英雄》）的电话。电话是黄健中打来的。他告诉我，请我在片子里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剧本随后寄来。我等了好多天，也没见剧本寄来，也不知道让我演什么角色。出于对北影的信任，我稀里糊涂来到北京报了到，第二天就要去黄山拍外景。当晚我在家读了剧本，还未看完就气得往床上一摔。让我演的何翠姑除了抬担架外，完全是一个活道具，我对我角色的成功完全没有信心。
我窝窝囊囊地到了黄山。一见黄健中就发牢骚：“你为什么不把剧本给我寄来？”他只是笑，不说话。后来才知道，对剧本，大家都是一样的看法。在摄制过程中，我们全组制作人员齐心协力，改了九段戏，才成了今天大家看到的《小花》。
那个时候，虽然懂得了一些表演，我仍然还是一只雏鸡。不管角色大小，拍完一部影片就像是生了一场大病。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使了不少傻力气。记得当初拍《南海长城》的时候，由于眼睛怕光，见光见风就流泪，睁不开眼，影响我的表演，拍出来形象还奇丑无比。为了克服这个毛病，我每天在鼻子和额头贴上两块胶布（因为这两个“小高地”容易晒得比其它地方黑），中午去看大阳，实在坚持不住再闭眼，眼泪哗哗直流。甜女要光着脚跑上满是刺棵的山头，我从到海南岛的第一天就打赤脚，锻炼在滚烫的沙滩上面奔跑。一个镜头要练它一百多遍，时常睡到半夜不放心，“蹭”地跳起来把明天的戏复习一遍才能入睡。
现在，为了拍《小花》抬担架一场戏，我每天在黄山的石梯上跪几遍，有时吃完饭上楼梯，也要跪着走几步。原来以为跪着走几步不是十分难，谁知一跪，疼得直龇牙。到后来膝盖又红又肿，跪下就疼得钻心。招待所的服务员看见我，还以为来了个神经病人。最初我对这场戏有别的设想，经过这一跪我突然明白了好多道理，我明白了翠始的高大所在。她是血肉之躯，那么她在跪的时候，一定是艰难之极的，到后来只能爬行。要是我，一定会走不到山顶。我按这样的想法拍了这场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