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与孔子“中庸之道”学说的比较

 亚里士多德与孔子“中庸之道”学说的比较

——读亚里士多德《尼科马可伦理学》有感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中逍遥派的创始人，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他对老师的理念论作了批判。不过，他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论者。在哲学上他动摇于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最后还是倒向了唯心论。在伦理学上，他崇尚中庸，反对极端，注重实际。其最著名的伦理学著作是《尼科马可伦理学》（传说是写给他的父亲或儿子的），这是他最完整、最成熟的伦理学著作。本文讨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主要依据这本书（以下简称《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强调了他的中道学说，认为德性就是中道，所谓中庸之道就是人们用理智来控制和调节自己感情与行为，使之既无过度，也无不及，而自始至终保持适中的原则。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方，也有一名对后世的思想产生巨大作用的伟大哲学家――孔子，也提出了“中庸之道”的思想。这难道是巧合吗？两者的中道学说有何联系与共同点，又有何区别呢？怀着这样的思考，笔者将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的“中庸之道”思想简单作了一下研究与比较。

一、两者中庸之道思想的形成：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的“中庸之道”的核心是德性。亚里士多德通过论证德性的来源与内容从而展现了“中庸之道”的形成。

亚里士多德说：“德性非出生于天性，但也不违反天性。自然给我们以获得美德的才能，这种才能是由习惯而完善的。”“我们由于从事建筑而变为公正的人，由于奏竖琴而变成竖琴演奏者。同样，由于实行公正，而变成公正的人，由于实行节制和勇敢而变成节制的、勇敢的人。”由此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先天的自然与后天的习惯是美德形成的两个重要基础，前者为德性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后者则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简言之，就是“道德生于天性，成于习惯。”

德性的来源已经清楚，那么德性的内容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人的灵魂中可以看到三类东西，即情感、本能、习惯或品性。然后他对三者都做了分析，认为德性既非情感也非本性，因为，情感和本性本身并无道德可言，就它们自身来说，既不会受到称赞，也不会受到谴责。因此，德性只能是习惯或品性。既然德性是一种品性，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品性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一个德性都能既让一件东西本身变好，又能使这件东西完满地完成其功能。既然如此，那么人的德性就一定是那种既能使人成为善人，又能使人圆满地完成其功能的品性。这种品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中庸之道”。

孔子的“中庸之道”的核心则是“仁”。孔子作为春秋时代的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所反映的当时的时代精神归结起来有两点，一是为人类独有的“仁”，即爱人思想；另一个是“以它平它谓之和”的思想。这两种思想虽为自然和社会的不同论域，但就方法论而言，孔子中庸之道是把它们合取而加以反映，即它们都是孔子中庸方法论的思想渊源。然而，孔子中庸之道思想所蕴含的社会时代精神――“仁”的诱导力更为凸显，可以说，孔子中庸之道是基于周礼社会仁爱精神需要应运而生的。

二、两者中庸之道思想的内涵：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对中道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中道有绝对与相对之分。绝对中道即事物的中道，是数学上而言的。“例如十较大，二较小，那么六就是事物本身的中道。”相对中道即对人而言的中道，它“不太多，也不太少，这是因人而异的。”比如吃饭，吃十磅太多，两磅太少，我们就不能因此叫他吃六磅；因为六磅对于这个人来说，可能太多，也可能太少。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德性或美德的中道，就是这种对人而言的相对的中道。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欲望、情感和行为都存在着三种可能，即过度、不及和适中，而德性的目的就是在于根据理性的原则来处理欲望、情感和行为。人人都有欲望，个个皆具情感，如果处理不当，或者不及，或者过度，这都是恶的表现，唯有适中（适度），才是德性的特征。而中道，即德性。

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过度－适中－不及的模式来分析说明了各种品德。比如勇敢，亚里士多德认为，其过度是鲁莽，其不及是怯懦。唯有勇敢，既有所惧，也有所不惧，且事事处处以理性为指导，故最符中道原则。

其它例如节制是纵欲放荡与麻木不仁的中道；乐施是挥霍与吝啬的中道；慷慨是粗俗与卑鄙的中道……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凡行为共有三种倾向；其中两种是恶，即过度和不及；另一种是德性，即遵守中道。”

我们再来看一下孔子“中庸之道”的内容。究竟什么是中庸？东汉经学家郑玄率先作了解释，认为“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中”为“中和”，“庸”为常、用。宋代朱熹对“中庸”也作了阐述，他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者；庸，平常也。”郑、朱对“中庸”的解释可以看出，“中”是求证“中庸”概念内涵的关键。只要弄清“中”的意谓，就能通达“中庸”之义理。而要把握“中”的精义，必须要揭示孔子说的“过”和“不及”的要义。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一样，也提出了所谓的“过度”和“不及”。《论语•先进》篇记载着孔子与子贡的一段问答：“子贡曰：‘师（子张）与商（子夏）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孔子认为，“过”和“不及”都是不好的，因为它们都背离了“中”。这里所谓的“中”是不是朱熹所说的“不偏不倚”呢？笔者认为不是的。“不偏不倚”似乎是一个静态量的判定，而孔子所谓的“中”是一个动态范畴，是在事物运动中人们所要把握的增加或减少的量的界限。“过”破坏了事物存在的界限，“不及”又妨碍了事物前进应具有的量的积累，所以，它们都违反了“中”。

鉴兹，我们可以明白，孔子“中庸”的“中”是一个哲学范畴，第一层含义是它含有矛盾的同一性意蕴；第二层含义是矛盾同一性转化的“度”。孔子反对“过”和“不及”，认为人们的行动既不能盲目急迫破坏事物的同一性，也不能触及事物的同一性，“过”和“不及”都偏离了维护同一性的正常状态，而与事物的变化和稳定是不相容的。

在孔子看来，子张性急冒进，无度增加量的积累，违反了“中”，走向极端；子夏则性格沉稳，顾虑千重，无意进取，不敢作量的积累，也违背了“中”。所以，可以说，子张的“过”和子夏的“不及”，既与“中庸”背道而驰，又与哲学上的“度”不相容。

简言之，孔子中庸的内涵就是：既具有维护哲学上同一性的要求，又赋有哲学上“度”的规范。从大体上讲，亚里士多德的过度－适中－不及思想和孔子的中庸思想还是有些类似的。

转载自：http://blog./user1/whhwhx/archives/2008/20083191459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