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把握的机会：从中法科学交流看康熙皇帝的功与过（附照片）——韩琦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的讲演
17、18世纪欧洲科学革命方兴未艾，康熙时代恰逢其盛。康熙帝本人热衷科学，在科学全球化的背景下，当时的科学在中国究竟发展得如何，皇帝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正是我们想要探讨的问题。
清廷的科学活动跟法国的科学家与科学机构关系密切，尤其是法国的皇家科学院，它是17、18世纪欧洲最为重要的一个科学机构。在中国，1713年在畅春园（即现在北京大学西门旁边）成立的蒙养斋算学馆，是康熙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机构。这两个机构有一定程度上的关联，我们将通过介绍机构着手，以法国跟中国在当时的科学交流为契机，管窥康熙时代中国科学近代化的问题。 韩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科学史，包括明清数学史、明清天文学史、中国印刷史、科学社会史；明清史，特别是中外科技、文化关系史；明清天主教史等。著有或合著有《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1582-1793)》、《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中国印刷史》等专著。曾应邀访问美、日、法、英、德、葡、意大利、波兰等国，并以中、英、法、日文4种语言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如《格物穷理院与蒙养斋——17、18世纪之中法科学交流》，《康熙朝法国耶稣会士在华的科学活动》、《科学、知识与权力——日影观测与康熙在历法改革中的作用》等，2014年受邀在第27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作45分钟报告。 当西方传教需求遇到好学的康熙帝 法国皇家科学院于1666年由路易十四的大臣柯尔贝尔（Jean-BaptisteColbert）支持成立，柯尔贝尔高薪聘用了荷兰的惠更斯（ChristiaanHuygens）、意大利的卡西尼（Giovanni DomenicoCassini）等欧洲重要科学家在科学院里担任院士。科学院中的重要人物是院长，国王指定由比尼昂（AbbéJean-Paul Bignon）担任，他和来华的传教士有很多来往。另外一个核心人物是负责组织科学院活动的永久秘书，其中3任秘书跟中国有关，如活到近百岁的丰特奈尔（Bernard LeBovier de Fontenelle）跟中国的耶稣会士有一些来往，德梅朗（Jean-Jacques DortousdeMairan）和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如曾给康熙帝、雍正帝当翻译的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交往较多。除了院长、永久秘书和带薪的院士外，法国皇家科学院还有通讯院士，主要向科学院提供相关的科学信息。科学院还定期开会，并办有多种期刊。 1683年，直接负责科学院建立的柯尔贝尔去世，科学院后来跟中国的来往由其后两个大臣实现，其中一个是卢瓦（MarquisdeLouvois）。皇家科学院成立后，1666年法国又建立了巴黎天文台。天文观测是皇家科学院当时非常重要的一项活动，其中包括日食、月食、木星卫星的观测。木卫的观测非常重要，这是卡西尼重要的天文学成就之一。当时法国地图并不精确，卡西尼等人的重任之一就是测量各地经纬度，据此制作一幅法兰西新地图。纬度的测量相对容易，可根据北极出地高度获知。经度的测量就较为复杂，卡西尼制作木卫表，一个大的功用就是测定经度。康熙时代大地测量时就借用了卡西尼的木卫表。 17、18世纪，耶稣会士是中西科学文化交流的主体，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都曾对中国产生过很大影响，他们从欧洲带来了数学、天文学等学科的知识。耶稣会士之所以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抱有“愈显主荣”的信念，把科学作为一个重要手段，探究自然、探究科学，以此来证明上帝的伟大，给上帝增加一份荣光，因此科学在他们的活动里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康熙早年曾经历杨光先反教案，汤若望被牵涉其中，康熙对科学的兴趣跟这个反教案有很大关系。汤若望是德国来的传教士，在钦天监里担任监正职务。顺治年间，顺治皇帝与汤若望关系非常好，经常到教堂（即今天的南堂里）去看汤若望，1664年杨光先以种种理由反天主教，汤若望等人被关押。四五年后，康熙派人专门到教堂里找传教士，想了解西方天文学到底是否先进。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借此机会推翻了杨光先反教案，一个重要手段是用日影观测，来决定到底是传统的方法好，还是西方的方法好。日影测量结果显示西法比传统历法好，传教士再次得到重用，南怀仁将此事详细记录在自己所写的《钦定新历测验纪略》中。 由康熙的皇三子胤祉和雍正皇帝所编的《庭训格言》，主要记载康熙帝跟他的儿子们的一些对话，其中有这样一段：“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睹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从中能看出康熙学习西方的天文学、历算学的原因。康熙时代的科学传播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南怀仁时代，即从1669年杨光先反教案之后南怀仁取得胜利，一直到1688年南怀仁去世的近20年的时间，可以划为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1688年南怀仁去世，法国的国王数学家初来中国，到1722年之间的约30年。当然，这个时期又可以1713年康熙在畅春园设立蒙养斋为标志，再细分为两个阶段。 反教案结束之后，南怀仁编了很多书，如《灵台仪象志》，还造了一些仪器，其中大部分还保留在今天北京火车站旁边的古观象台里。南怀仁给康熙皇帝传授了一些西方天文学、地理学知识，也曾写过一本地理学的书，介绍了欧洲的人文、历史、地理情况，还编有《坤舆全图》，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就保存有一幅。《坤舆全图》是世界地图，上面画了很多世界各地的珍奇动物，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康熙的兴趣，这与南怀仁的相关信件可做对应，佐证康熙当时已开始对一些自然现象、新鲜的东西非常感兴趣。此外，康熙曾写过《几暇格物编》，即治理国家大事余暇所写的一本关于自然现象观察的书。 17世纪80年代初，另外一个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Antoine Thomas）来到中国。来中国之前，他的数学水平已经非常高，在葡萄牙出版了拉丁文书籍《数学纲要》（Synopsis Mathematica），他后来成为康熙的数学老师，并将《数学纲要》的数学内容翻译成《算法纂要总纲》，这实际上就是康熙的数学教材。从那时起，康熙对科学已有浓厚的兴趣。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六位“国王数学家”到中国，除有一位留在暹罗（泰国）外，来到中国的五位各有所长：会长洪若（Jeande Fontaney）年纪稍长，天文学素养非常高，来中国前已发表过一些天文学著作；白晋（Joachim Bouvet），后给康熙教课，与莱布尼茨来往较多；张诚 （Jean-Fran□oisGerbillon），在尼布楚条约谈判时任翻译；刘应（Claude de Visdelou），是个语言学家；而李明（Louisle Comte）精通自然史。据当时法国官方文书记载，“国王数学家”来华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为了国王的荣耀、国家的利益，以扩展海外霸权、进行海外贸易；第二，当时法国建立了很多科学机构，为了推进科学进步，尤其是为天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第三，为了传播天主教。在此之前，因为保教权的原因，很多传教士须经葡萄牙国王同意，才能坐葡萄牙的船到中国，而此次法国人以“国王数学家”名义，自己开船来华，意义有所不同。 1678年，鉴于在中国的传教士人数寥寥，危及传教事业，南怀仁用拉丁文亲笔写信，雕版印刷多份，寄给欧洲的各个机构、传教士，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物，目的是为了招募更多的传教士到中国，相当于告欧洲耶稣会士书，这封信的影响非常大，得到了欧洲人的响应，法国耶稣会士被派遣来华，南怀仁的书信是一个重要因素。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值得关注：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在17世纪80年代被派遣到欧洲，他的使命就是去欧洲招聘耶稣会士。柏应理之行在当时的欧洲影响反响非常大，他与路易十四及一些重要学者都有来往，他去欧洲时还带了一个名叫沈福宗的南京人。当时的画作等一些艺术作品都反映了沈福宗到欧洲引起了很多欧洲人的好奇。1684年9月，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宴请了柏应理和沈福宗。巴黎报刊还记载了沈福宗到凡尔赛宫的过程，其中讲到柏应理神父在中国生活了24年，管理着60个大教堂里的中国教徒，会讲法文，他带来的中国人沈弥额尔会讲一些拉丁文，他们一同到凡尔赛向国王致意。在巴黎时，柏应理和沈福宗还跟即将前往中国的“国王数学家”有来往。 法国科学院现存档案中的相关会议记录显示：巴黎天文台皇家天文学家卡西尼、天文学家德拉伊尔（Philippedela Hire）、洪若及其他三位耶稣会士在同一天被邀请到科学院，科学院送予他们皇家科学院期刊，并告诉他们到中国后应该做哪些观测等等，可以看出来华耶稣会士的科学使命。1684年，洪若、白晋等四人被任命为科学院通讯院士。1699年，法国科学院有个重要改革，一些传教士被任命为科学院通讯院士，这些成为院士的传教士有义务为科学院承担一些科学活动，等于制定了一个互相交往的机制。 路易十四的国王数学家，康熙的西学老师 1685年3月3日，“国王数学家”从法国布雷斯特军港出发。从军港出发，意味着“国王数学家”的派遣是法国政府的行为，由国家来支持。“国王数学家”经由暹罗、宁波到北京，而此前传教士来华是从里斯本到果阿，再到澳门。他们这次旅行被几位同船的人写入了日记，可以从中了解当时船上的一些活动。其中一位神职人员写道：“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六位神父和我们在一起的机会学习天文学，他们在中国个个会像南怀仁一样。”那时，南怀仁已在钦天监任“皇家天文台台长”——钦天监监正，这位神职人员觉得以后六位国王数学家到了北京也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人物，与有荣焉。这篇日记反映出同时代的人对“国王数学家”的期待。船上的时间漫长且无聊，为传教士提供了大量互相学习的时间。这位神父日记里还写道：这一天（1685年5月8日），洪若给我们上一节关于天体的课，当他成为大官，中国皇帝面前的红人时，我将可以说就是他教给了我有关天体周日运动的知识。不过，尽管洪若的水平很高，但是因为当时葡萄牙人已经掌控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法国人根本不可能在宫廷里面担任要职，因此他的科学才能得不到发挥。 我在法国找到的一个手稿显示，法国传教士沿路一直在进行一些相关观测，包括天文学、物理学的观测。手稿是由来华的传教士送给科学院的。现在出版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里面有洪若于1702年、1703年写的一些信。在去宫廷前，洪若等人在宁波停留数月，期间撰写了大量信件，通过这些信可以看出他们的交际网络——不少信件发往科学院，比如洪若在信中请科学院的人传授智慧，让科学院成员详细解释他们所特别需要的，并寄送一些示范，同时要求科学院为五个人配备通讯员，代表科学院指导工作，同时在五人遇到困难和疑问时提供意见。洪若还说：“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希望中国科学院会渐渐完善，会使你们非常满意。”所谓的中国科学院，实际上是由他们这一批传教士组成的一个机构，为法国皇家科学院提供一些科学方面相关数据，从中可以看出科学院跟来华传教士“国王数学家”之间的一些情况。洪若1687年给卡西尼的信里面表达了想要更多天文仪器的意愿，后来就有大量的天文仪器寄到宫廷里来，现在北京故宫所保留的康熙时代科学仪器，很多是当时从法国带来或寄来的。 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保存的《熙朝定案》里的礼部题本讲到，浙江巡抚金鋐给皇帝打了一个报告，说西洋人洪若等五人由暹罗坐着广东商人王华士的船到了浙江，希望到苏杭探望同教的人，如肯容留，情愿长住内陆等等。后来康熙就下了谕旨，请其中一些懂天文的来北京。为此南怀仁极力斡旋，功不可没，但是还未等到“国王数学家”抵京，南怀仁便去世了。1688年2月7日，“国王数学家”来到北京，康熙随后在乾清宫召见他们。当时的奏疏记载了康熙接见“国王数学家”的一些场景：他们带了30箱礼物，包括浑天器、座子、象显器和双合象显器（应该指显微镜）、千里镜等以及6箱“天文经书”、5张西方地理图和一小箱磁石。这些礼物都是当时欧洲比较先进的科学仪器，其中一件是丹麦天文学家罗默尔（OleR觟mer）发明的仪器，在白晋写的《康熙帝传》里有专门记载，这位丹麦天文学家是测量光速的第一人。康熙皇帝召见五人后，留下了白晋、张诚在身边，其他三人赴外地传教。 除了通过海路派遣“国王数学家”来华，路易十四也曾打算从陆路派遣传教士到中国，但在途经俄国时未得到沙皇许可，这批传教士被遣返回国，无功而返。走陆路的这批人尽管没有到中国，但是就他们的旅行情况写了一本书，里面附了一封路易十四国王给康熙皇帝的信。这封信写于1688年8月，信就一句话，非常长，翻成中文是： “至高无上的、最杰出的、最强大的、最宽宏的康熙皇帝陛下，我们非常亲密的好朋友，愿上帝增添您的伟大，并祝未来美好；我们敬悉陛下亟待在您的周围、在您的领土上，汇集一批精通欧洲科学的博学之士，为此，我们曾在数年前决定，为陛下派遣六位数学家——我们的臣民，为陛下展示科学的神奇瑰异，尤其是建立在我们美丽的城市巴黎的著名的皇家科学院的天文观测；但大海把我们两国分开了，由于海途遥远，航行极易发生不测，不经历千难万险和漫长的旅途难以到达贵国；因此，为使陛下满意，我们构想了这个计划，出于尊敬和友谊的考虑，我们保证派遣更多的耶稣会士数学家，和Syri伯爵一起经由最近的、最安全的陆路抵达陛下身边，他们可能是陛下周围的第一批到达者，当Syri伯爵返回时，我们对陛下非凡可敬的一生会有真实的了解。” 很可惜，这封国书未能抵达康熙皇帝手中。 法国耶稣会士“国王数学家”来华后进行了很多科学活动。白晋后来受康熙委派，到法国招募了另外一批人；洪若之后也带了一批人来华。1700年前后，很多法国人来到北京，当时在中国的科学活动很大一部分是由他们完成。 “国王数学家”到京后两年间，康熙皇帝非常勤奋地跟着传教士学习，每星期上两三次课。从《康熙帝传》《张诚日记》及尚未出版的《白晋日记》中可以看到1689年到1691年很多科学活动的大致情况以及康熙跟传教士学数学的细节。 当时在宫廷授课的有法国人白晋、张诚，还有两位耶稣会神父——葡萄牙人徐日升（TomásPereira）和比利时人安多，他们轮流给康熙皇帝传授数学内容。当时传授的内容主要来自两本书：洪若曾供职的耶稣会学院的数学教材——巴蒂（IgnaceGastonPardies）的《几何原本》，安多自己写的《数学纲要》。1689年到1691年间，康熙学习了很多西方科学内容。通过实录和一些清人的文集，可以发现康熙学习的目的——以科学来控制汉人，用来做秀。因为满汉之争长期存在，1681年和1683年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但汉人和满人之间仍有很大的矛盾，因此康熙一直在努力用西学提升满族的地位。 下面举一个例子：1692年2月2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十分寒冷的一天，康熙在乾清门召集大臣进行了日影观测。一般康熙皇帝把大臣召去是为了谈论国家大事，但在春节跟一群大臣讲科学问题，实属罕见。有趣的是，明末著名思想家方以智的孙子——当时的一位数学家，也在被召集之内，非常不可想象，显然是康熙皇帝的有意安排。康熙那时讲了非常多的内容，比如音律跟数学的关系、圆周率的大小、日影如何观测，以及中午12点时日影大概长多少，会到什么地方，等等。在观测日影的同时，让一帮满汉大臣、数学家围在旁边。到了中午，日影果然到了康熙预测的那一点，大臣们就开始吹捧康熙皇帝，这在《圣祖实录》里有生动的记载。当时在场的大臣王熙也有记录，他谈到当天“奉召于乾清门，同满汉正卿及翰林掌院学士等恭睹上亲算乐律历法，并令善算人于御前布算《九章》等法”，然后就测量水平日晷，午后始出。康熙讲毕，大臣们就讲：“仰承圣训，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胜懽庆之至。”大臣张玉书还说道：“退而相顾惊喜，深媿从前学识浅陋，锢守陈言，而不自知其迷惑也。”可以看出，当时在场大臣非常受刺激，并在之后建议应该编撰一些科学书籍。 当时因为人才不够，算学机构没有建立。后来李光地、梅文鼎等人为了迎合康熙皇帝，招收了一些年轻人在保定学习数学，为算学机构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耶稣会士帮助康熙皇帝造炮、造历法、跟俄罗斯谈判，传教士还用奎宁（金鸡纳霜）治好了康熙的疟疾，作为报答，康熙在1692年颁布了一道“新旨”，准许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这令传教士非常兴奋，他们专门写了一本书介绍康熙颁布谕旨。 走不出蒙养斋算学馆的西方科学 1705年后，康熙对传教士的友好态度发生了改变，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廷派了特使多罗来华，禁止中国人祭祖祭孔。多罗到京后，康熙起初对他十分友好，后来得知其来华目的，康熙就非常恼火。根据李光地的记载，康熙曾把李光地和熊赐履召到宫里，对他们讲了一段话——康熙皇帝说：你们知道么，西洋人现在渐渐作怪了，将孔夫子也骂了，我所以好好待他们，不过是为了用其技艺耳；你们以后如果到外面的话，要将我的一些态度告诉地方官员。这里可以看出，康熙用传教士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天文历算、火炮等有一技之长，但是多罗来华禁止祭祖祭孔，致使康熙改变了对传教士的态度。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事件也影响了康熙的态度，如1711年夏至的日影观测。当年，康熙发现钦天监的一些算法有错误，此前康熙一直以为西法没有问题。《实录》里面有一条记载，康熙皇帝说“新法推算、必无舛错之理”。但是1711年夏至日的日影观测让康熙觉得钦天监的方法是有错误的，导致的结果是，康熙不光对传教士宗教方面不信任，对西方科学也产生了怀疑。 上述种种导致了1713年前后康熙建立蒙养斋算学馆。事实上，曾有两个传教士给康熙皇帝介绍过法国科学院，法国传教士傅圣泽（Jean-Fran□ois Foucquet）专门提到“富郎济亚国之格物穷理院”（即法国的皇家科学院）会讨论一些天文学问题；白晋也曾跟康熙皇帝说起他们来中国的目的之一是收集一些科学素材，他提到“天文格物等诸学宫”，天文学宫实际上就是指巴黎天文台，而格物学宫就是皇家科学院。可以说，蒙养斋算学馆的建立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政治考量——学习西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摆脱西人对科学的垄断。 1713年蒙养斋算学馆建成，康熙让其第三个儿子诚亲王来负责相关活动，并从全国各地选了300多人，经过考试，遴选72位在蒙养斋工作。在蒙养斋工作的包括梅文鼎的孙子梅瑴成、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桐城派重要人物方苞以及李光地的一些学生等一大批懂天文、数学的各族年轻人。在蒙养斋算学馆里工作的传教士也非常多，如杜德美（Pierre Jartoux）、傅圣泽、杨秉义（Franz Thilisch）、纪理安（Kilian Stumpf）、白晋等。 蒙养斋里的科学观测活动很多，包括在畅春园里测量黄赤交角，还到全国各地测量经纬度。可以看出，当时蒙养斋的科学活动很多仿效法国科学院的做法。蒙养斋还编了很多历算书籍，像《律历渊源》，包括《数理精蕴》《钦若历书》和《律吕正义》三部书，涉及到数学、天文跟音乐三个方面。 当时西方科学传到中国的内容都还算新，算学方面包括借根方算法，实际上是代数学；英国数学家布里格斯（Henry Briggs）关于对数造表法；介绍代数符号的著作《阿尔热巴拉新法》，以及跟微积分有关的级数展开式等内容。尽管有大量传教士在宫廷里面为康熙皇帝服务，但科学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传播开来，出版的书籍也比意料中的要少。明末，徐光启在短时间内介绍进来很多书，但康熙在位时期，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虽然有更多的人力（传教士和中国人）和物力，书籍总量却不能和徐光启时代相比。可以看出，康熙实际上是把科学作为权术的一部分。 科学传播不畅跟皇权也有关系，康熙让儿子来主导科学活动，所以很多活动都是由皇子和他手下的内务府的官员来掌控，科学成为权力的重要部分。此外，传教士之间的内部争论，也阻碍了科学的传播，例如有些传教士并不想介绍较为先进的东西，比方说哥白尼的日心体系，当另一些传教士想介绍之时，就遭到了反对。 另外，康熙皇帝对西学内容任意褒贬，他学了借根方算法，就觉得这个很有用，后来傅圣泽想介绍他更为抽象的符号代数，康熙皇帝就不理解，并因此下了谕旨点评：“还有言者甲乘甲，乙乘乙，总无数目，即乘出来亦不知多少，看起来想是此人算法平平尔。”因为康熙说了些贬低的话，所以有些传教士翻译的书籍后来就没能出版。 可以说，康熙时代有科学发展的良机：大量传教士在中国活动，此外，欧洲科学家如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通过传教士，想与中国甚至与皇帝本人建立联系；法国科学院也希望通过传教士与中国有一些科学层面的交流，但实际上这个好机遇被错失了。当时传进来的东西被很好利用的基本上是一些关于日月食计算的知识，因为这对皇帝来说非常重要——如果发生日食、月食，皇帝要反省，所以预测要准确。因此，很多介绍进来的基本上都是实用知识，而开普勒、卡西尼等人很多领先的科学成果虽已介绍进来，却没有发表。一大批科学新知没有在那个时候迅速传播开来，令人深感遗憾。 良机错失还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康熙之后的雍正不喜欢西方传教士，1723年即位后开始严禁天主教；加之对西方科学非常了解、受过安多教育的皇三子与雍正关系不好，不再受重用，其负责的蒙养斋算学馆的科学活动最后也不了了之。那么究竟如何评价康熙皇帝在科学活动中的作用呢？我个人认为，他本人有一定科学素养，确实把一些西方的东西引进来，而且对日后18、19世纪中国的科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他对当时科学发展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在很多场合，康熙只是把科学作为一种统治的手段，抬高自身以及满族的学术地位，借以压制、管控学术传统明显深厚的汉人。因此，康熙所求并非系统的科学新知，致使一些先进的科学内容引进之后要等上二三十年才能出版，例如《几何原本》在1690年左右已经翻译好，一直到了1722年才出版——如果早一点出版，早一点让大家了解，情况可能会完全不一样。从传教士留下的记载里可以看出，康熙并不想把在宫廷里传播的科学内容让臣下及时知道。传教士曾经在一封信里讲到：康熙某年某月把他叫到宫里，翻译代数学的东西，皇帝叮嘱他，这些东西翻译好以后，不要给别人讲。可以看出康熙实际上是想“留一手”，他并没有想把传播进来的科学新知马上传播给大众，他的目的是将科学霸占为一己之私，可以在大臣、汉人面前炫耀，以提高自身权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康熙时代所流行的“西学中源”观点，认为西学的很多新东西其实都是从中国传出去的，这种盲目自大的看法事实上也阻碍了科学的传播。这就涉及当时白晋进行的《易经》研究——让康熙产生这种想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白晋认为《易经》里有内容与二进制、与莱布尼兹的研究相似，康熙受白晋等传教士影响，进一步推论出“西学中源”说。这种观念无疑使得学习西方科学新知缺少了应有的虚心和钻研，势必阻碍科学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因此总的来说，在中国的科学近代化过程中，康熙在客观上可能是促进了科学的部分发展，但更多时候是阻碍了科学新知的及时传播，使得中国科学真正开始近代化要迟至鸦片战争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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