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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很可能奇怪,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为什么要用八个展厅来举办一场以中国画册为主题的展览。将一页页绘画和书法装帧在一起的画册再寻常不过,或许有人很难理解这些画册何以值得如此关注。但它们的确值得。这场“中国画册艺术展”(The Art of the Chinese Album)很好地诠释了其中的原因。
博物馆在展览中国画册中的画作时,通常会将画册打开到某一对开页,或者展览散落的单个册页。这一次,除单独册页外,人们还可以看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管理员们小心拆解陈列的约25部画册。这些画册大多有8-12页,年代在17世纪。这是中国画册的黄金时代。除极少数外,这些作品大多都被按顺序陈列在齐腰高的柜子中。如果参观者从一幅作品直接看到下一幅作品,就会有快速浏览画册的感觉。以其他方式展出的少数展品包括一份色彩艳丽的京剧人物名录,这份占据了一整面墙的人物名录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作品。
似乎是为了让我们相信此次展览值得一看,助理馆长多尔贝格(Joseph Scheier Dolberg)首先安排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珍品。石涛(1642-1707),是一位僧侣,但深谙道家思想,他的画作《归乡》是一本书的封面,这本书是左侧装订的,并且与大多数的书一样,它的画作页在右侧,书法页在左侧。翻开第一页,文字形成两列,与旁边的画作隐隐呼应。画作中是一条流淌的河,河中一名渺小的船夫驾着一叶轻舟,映衬出两岸高耸的树木和天上厚重的云层。
字画里透着谦逊,一句简单的介绍和一幅“落叶随风而下,我乘船穿过薄雾归来”的影像。但翻过这一页,我们就进入了诗的意境:书法遒劲多变,对页则是箭形竹叶在逐渐凋零的李树衬托下跃然纸上,字画相得益彰。
这本画册越往后翻,就越是触动内心。视角在近景和深景两种模式间切换,每次翻页都会显示一段不同的文字,向另外一位过去的大师致敬。在翻过了几组书法和绘画构成的页面之后,石涛的作品映入眼帘,其中一边是粗体的书法,而另外一边配的是整个集子中用笔最简洁的一幅画:一人划桨促舟向前,除此之外,整个画面几乎一无所有,除了上方的几座山和下方的几丛芦苇。就好像我们同时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这名“潦倒清湘客”的孤独,和他内心深处连绵不绝的絮语。
几页过后,整个集子翻完,最后一页是一朵安静绽放的水仙花(水仙是道教的永生符号之一),淡淡的几片叶子,还有最后一句话:几回清思无涯。
跟手卷一样,这样的画册让我们踏上了一段已经规定好开头和结尾的旅程。但对手卷来说,图像是连续的,而在这个集子中,翻页的需求打断了这种连续感,让艺术家们可以利用这种打断。比如,一些人不愿意去描绘一幅完整的山水,而是利用画册以不同视角来表现同一处景色,在一幅17世纪末期(或18世纪初)的画册中,雪庄向我们展现了黄山的景色,一幅是从他菜园的角度表现的黄山,还有一幅表现的是菜园在黄山之中的情形。这一流派的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秋麦(Michael Cherney)创作于2005-06年的“Bounded by Mountains: Mount Hua”,表面看来,这个画册包含了很多表现远峰和岩石纹理的作品,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从一张底片中采撷出来的12个场景的放大作品。
这种不连续性也使画册将越来越多的扇面、诗作和绘画收录其中,成为一个实质上的小型手持展览。本次展出的最古老作品之一、马远创作于13世纪初的《月下赏梅图》(Viewing Plum Blossoms by Moonlight)也曾被收录于画册中。藉助耸入云霄的虬曲老树,书生和自然交流的传统场景给人以很大的视觉冲击。
最后,可携带性使画册成为了极富教育意义的工具。一个画廊展示的是旨在展现珍贵画法手稿的作品;另一个画廊主要展示的是董其昌(1555-1636)的作品。董其昌利用画册向古代大师致敬并师法经典之作。但后来一些人不满董其昌的正统观念,可以看到龚贤的山水画册(创作于1679年)微妙地推翻了传统。和董其昌一样,龚贤也尊敬前辈,但他在后面几页中说道,画不必远师古人,还钦佩地提到了与他同时代的艺术家。龚贤还一反当时流行的做法,将书法作于纸张的右侧。
龚贤在之前几页写道:“用巧不如用拙,用巧一目了了,用拙味玩不穷”。这一说话也可用来形容书画展本身。书画展试图在画廊里使用先进科技出了问题:想用iPad屏幕的从左到右翻阅功能来给人带来从右向左翻画册的感觉,但这种做法被证明是令人不悦和没有必要的。得益于这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展出,我们能通过展品本身来体会到中国画册带来的无限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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