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意识形态看中西建筑文化差异

    法国著名文学家维克多·雨果曾经这样说过：“艺术有两种渊源：一为理性（也有译为理念）——从中产生欧洲艺术；一为幻想——从中产生东方艺术。”这句话从思想意识形态角度高度地概括了中西建筑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中西文化在形成渊源、发展逻辑、构建理念、追求目标等各方面的差异，必然会融入体现在建筑文化及建筑风格上。
    源自爱琴海边的古希腊文明可以说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石，除了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它特有的酒神文化也同时给西方文明中注入了享乐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精神；继它之后的古罗马人又进一步发展了法制精神；发源于公元1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社会的基督教为其注入了宗教品格，宗教所带来的罪感文化和契约文化对酒神文化的张扬肆意又起到了一定的约束和纠正。
    和西方相对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成为了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也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这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形成一种牢固安定的势力，最终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儒教也因此自汉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独霸中国二千余年，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
    儒教文化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礼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它强调：圣贤决定礼法；身正则令行；法先王，顺人情。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从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同时却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的社会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教文化尽管通过讲究温良恭俭让强调自我约束炼就了中国人韧的精神和忍的传统，但其与皇权专制统治的紧密联系所造就的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也影响和制约了社会的创新和拓展。
    中西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以及它们形成过程的差异，最终都反映在文化、艺术、政治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造就了两种迥然相异的建筑文化。
    西方建筑体现着追求理性主义又充满了宗教神秘主义的情绪，而中国的建筑则是儒家文化和皇权统治的集中反映。或者这也可以很好地说明为什么西方建筑多采用了石头，而中国建筑则采用了木制结构。西方以狩猎方式为主的原始经济，造就出重视物质的原始心态。从西方人对石材的肯定，可以看出西方人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石头的率真、质朴、刚硬、雄壮，正反映了西方文明所一贯追求的理性和宗教所需的崇高不朽。中国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方式，则造就了原始文明中重选择、重采集、重储存的活动方式。由此衍生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哲学，所宣扬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自然与人乃息息相通的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环节，中国人将木材选作基本建材，正是重视了它与生命之亲和关系。木材的细致、深秀、坚韧、柔美，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含蓄内敛以及万物有生有灭循环不绝的世界观。
    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首创了几何美学和数学逻辑，亚里士多德奠基了“整一”和“秩序”的理性主义，这种理念就对整个西方文明的结构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一切科学和艺术，它们都遵从了这个法则。在古希腊、古罗马自然科学高度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数与几何图形有特别的认识，极其重视表现对象富于逻辑的几何性。在绘画上，他们追求的是写实艺术，以塑造出物体的体积感、空间感为目的，他们先天有一种征服一切的欲望，好像画的越写实，就是征服了这个事物；在音乐方面，他们的传统音乐讲求声音浑厚，体现着一种“体积感”；西方建筑则讲究“体积美”，他们往往借助数的组合和几何形来塑造建筑的形式美，美的建筑就是有明确的几何形体与几何比例关系以及确定的数量关系构成的。翻开西方建筑史，不难发现，西方建筑美的构形意识其实就是几何形体；雅典帕提隆神庙的外形“控制线”为两个正方形；从罗马万神庙的穹顶到地面，恰好可以嵌进一个直径43.3米的圆球；米兰大教堂的“控制线”是一个正三角形，巴黎凯旋门的立面是一个正方形，其中央拱门和“控制线”则是两个整圆；甚至于象园林绿化、花草树木之类的自然物，经过人工剪修，刻意雕饰，也都呈献出整齐有序的几何图案，其超脱自然、驾驭自然的“人工美”同中国园林那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情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早在2000年前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建筑理论家维特鲁威就在他的著名《建筑十书》中提出了“适用、坚固、美观”这一经典性的建筑三要素观点，被后人奉为圭臬，世代相传。17世纪初建筑师亨利·伍登提出优秀建筑物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坚固、实用和欢愉。”西方人把“坚固”和“实用”作为评价优秀建筑物的第一和第二原则。因而当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毁坏或“烟消云散”的时候，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的建筑依然完好地保存着，用实物体形象演绎着自己的文化。
    中国人比较感性，追求的是一种意境，求和睦、重感情的心理，特别注重“线形美”，讲究线条的婉转、流动和节奏韵律，擅长以线造型，以线传情。体现在绘画方面，中国画无论是绘画工具还是绘画语言，无不与线有关；在音乐艺术上，如中国传统音乐的京剧，似乎亦可感觉到一种线的流动；中国传统建筑采取木质的梁、柱恰恰能适应这种“线”的艺术感染力，故中国传统建筑无论是单体建筑的外轮廓线，还是群体建筑的天际线，都与中国绘画重的勾、描有相同之处。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不靠计算，不靠定量分析，不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构思，而是靠师傅带徒弟方式，言传手教，靠实践，靠经验。我们对于古代建筑，尤其是唐以前的建筑的认识，多从文献资料上得到信息。历代帝王陵寝和民居皆按风水之说和五行相生相克原理经营。为求得与天地和自然万物和谐，以趋吉避凶，招财纳福，在借山水之势力，聚落建筑座靠大山，面对平川。这种“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
    从建筑的空间布局来看，西方建筑是开放的，单体的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以相近年代建造、扩建的巴黎卢浮宫和北京故宫相比较，前者采用“体量”的向上扩展和垂直叠加，由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整体。后者则是由数以千计的单个房屋组成的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体，围绕轴线形成一系列院落，平面铺展异常庞大。西方建筑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开始，就广泛地使用柱廊、门窗，增加信息交流及透明度，以外部空间来包围建筑，以突出建筑的实体形象。这与西方人很早就经常通过海上往来互相交往及社会内部实行奴隶民主制有关。古希腊的外向型性格和科学民主的精神不仅影响了古罗马，还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与之相反的，中国传统建筑是封闭的群体的空间格局，多数是向平面展开的组群布局，个体服从于整体，追求和谐。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中国建筑最大限度的利用了木结构的可能和特点，一开始就不是以单一的独立个别建筑物为目的，而是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的。它重视的是多个建筑之间的平面整体的有机安排。” 以此原则，中国无论何种建筑，从住宅到宫殿，几乎都是一个格局，类似于“四合院”模式，体现的是一种“集体”的美。例如；北京明清宫殿，明十三陵，曲阜孔庙即是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规模巨大的建筑群，各种建筑前后左右有主有宾合乎规律地排列着，充分表达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形态的内向性特征，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
    如果说中国建筑占据着地面，那么西方建筑就占领着空间。西方的石制建筑一般是纵向发展，直指上苍的。譬如罗马可里西姆大斗兽场高为48米，“万神殿”高43.5米，中世纪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其中央大厅穹窿顶离地达60米。文艺复兴建筑中最辉煌的作品圣彼得大教堂，高137米。这庄严雄的建筑物固然反映西方人崇拜神灵的狂热，更多是利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西方古代社会是一个泛神论的社会，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自己信仰的众神，在古代西方人看来，那些威力无比的众神，主宰着人的命运和人的进程。对神的崇拜，导致西方哲学精神中超现实、重彼岸的思想。于是一座座单体建筑拔地而起，高耸入云，将人们的观念引向上苍，以呼唤天国的幸福。西方古典建筑以夸张的造型和撼人的尺度展示建筑的永恒与崇高，以体现人之伟力。那些精密的几何比例，那些充满张力的穹窿与尖拱，那些傲然屹立的神殿、庙坛，处处皆显示出一种与自然的对立和征服，神权至上的精神。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下统一、稳定，处处显出皇权的威严。在中国，君权、神权合而为一并以皇权为最高威权，建筑不论多么高大雄伟，很少给人以“高”的感觉，只给人宽广的感觉，因为建筑是在一个大的面上铺展开来的，这与皇帝坐镇中央遥控四方有种内在的联系。例如故宫以太和殿为中心，周围分布着庞大的建筑群，外围更有天坛、社稷坛、日坛、月坛等拱卫，这与中国古代天文学对日月星辰的划分也若合符节。大型宫室建筑的一大特点是有一条中轴线，中轴线上的宫室巍峨宏伟，且有多层级纵深，形成渊湛、富赡的特点，两旁有附属性建筑左右对称摆放。这里体现着中国政治文化体系中的君臣秩序、尊卑长幼之节，反映了稳定、中庸、内敛、保守与和谐的内在特质。皇家建筑是帝国形态的象征，普通人家建筑也严格地体现着封建家长的权威地位――家长住上房堂屋，子孙住厢房偏厦。即使最偏远乡村中的房子也遵守着宫殿建筑中蕴含的等级体系与社会思想文化准则。宗教是在中国是人间世在天国的翻版，所以中国寺庙的建制和皇宫相较也呈现同一种格局。佛教寺庙从前到后，大抵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等主体建筑，两旁则摆放钟楼、鼓楼、僧舍等附属性建筑。
    西方建筑的“基本词汇”是柱子，即那些垂直向上、顶天立地的石头；而风格各异的屋顶则是其“主要句式”。屋顶的不同，导致了其风格类型上的差异，如希腊式、罗马式、拜占廷式、格特式、巴洛克式等等。与西方的石制建筑不同，中国古代的木制建筑以斗拱为“基本词汇”。所谓斗拱，是将屋檐托起的交叠的曲木，它可以将纵向的力量向横向拓展，从而构造出多种多样的飞檐。同西方建筑的屋顶一样，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句式”，飞檐也有许多类型，或低垂，或平直，或上挑。其不同的形式制造出不同的艺术效果，或轻灵，或朴实，或威严。不仅亭、台、楼、阁都要用飞檐来标明自己的身份，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飞檐的高低、长短往往会成为建筑设计的难点和要点。正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飞檐的设计必须恰到好处才能显得轻灵而不轻佻，朴实而不机械，威严而不呆板。
    从建筑发展过程看，西方建筑经历了风格迥异的不同历史时期，其建筑经常求变，结构和材料演变得比较急剧。从希腊雅典卫城上出现的第一批神庙起到今天已经2500余年了，期间整个欧洲古代的建筑形态不断演进、跃变着。从古希腊古典柱式到古罗马的拱券、穹窿顶技术，从哥特建筑的尖券，十字拱和飞扶壁技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无论从形象、比例、装饰和空间布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西方，中世纪时期否定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成果，启蒙主义又打破了中世纪的黑暗与蒙昧，重新尊崇人的价值；在巴洛克、洛可可时期走上华丽、花俏、奢靡的险途之后，古典主义又一次向简洁、典雅的古代传统回归。这与被儒教思想统一了两千多年的中国的建筑风格的一以贯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建筑是保守的。据文献资料可知，中国的建筑形式和所用的材料3000年不变。中国儒学虽也有宗派的衍支流变与论战争执，但自孔孟以降的道统是一脉相承的，也基本上是无人挑战的。韩愈、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即使观点各异，但都以道统的继承人自居，其间尽管有晚明李贽等人对儒学的抨击与批判，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儒学的强势统治地位。
    由于西方建筑在其每一发展阶段的特征差别十分显著，稍具常识之人即可一眼分辨出哥特式与巴洛克式建筑；而中国建筑在不同历史时期递延变迁的痕迹则微乎其微，除非专业人士才能从斗拱的层数多寡等细微之处给一座中国古代建筑正确地断代。从这种历史进程的差异中，西方在不断的否定之否定中比中国更早地迈向了现代文明社会，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有比中国更强的革命性传统。
    不同的语言，表达着不同的思想，流露出不同的情感；不同的建筑，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体现着不同的信念。中西建筑形式上的差别，是文化差别的表现，它反映了物质和自然环境的差别，社会结构形态的差别，人的思维方法的差别以及审美境界的差别。
    近现代，随着中西方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融合，中西建筑不仅与各自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大相径庭，而且也更多地趋向于一致性。随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世界多元化格局正在更进一步的交融，文化的差异正在进一步缩小，由此将产生更多文化艺术上的共通性，共融性。在建筑领域中，这一点也逐渐体现出来。东方已经开始站在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西方文化以及西方建筑所隐预的西方风格色彩，开始认同、欣赏并吸收一些他们的理念和风格。一些东方建筑正趋于“西化”，采用他们张扬的个性和奔放的性格。
    需要注意的是建筑文化传承也必须考虑到各自的独立性和特有性，一味地颠覆自有文化去接受对方的认知，也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交融，更谈不上文明的进步了。“一种艺术形式的确立，自有它合乎情理的东西。但我们应该看到，并非只有一种艺术形式是合乎情理的；艺术的真实不同于科学的真实，艺术的真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如果我们把建筑的形式，只是理解成一种自然式，一种规则式，这是停留在表面的、肤浅的认识。”新的建筑，传承的不仅仅局限于文化层面上的东西，更多地还有建筑本身的实用性、建筑材料的通用性和环保性、自然生态的协调性以及资源的可持续性等等一系列因素。这样的建筑才能超越中西方的限制，超越各自宗教，政治等因素的限制，达到真正的共通共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