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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身体力行地倡导书法，为唐代书法的繁荣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唐太宗他独尊王羲之,在其受禅登基之初,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弘扬王羲之的书法。 一、在行动上，他发动皇宫内外搜集整理王羲之的作品。《唐朝叙书录》曾记载：贞观六年（632）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锺、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至十年，太宗常谓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与论书。”徵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唐太宗还向全国颁发诏书, 并拿出内府金帛, 大量收购王字，还流传了不少为求王羲之作品而发生的故事。 二，唐太宗身体力行的学习王字。据载, 其每得王帖, 不仅自己锐意临仿, 还命诸王子临帖五百遍。其书深得羲之神髓。唐太宗深爱王字，尤以《兰亭序》最甚。据何延之《兰亭记》记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于是，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真迹就这样离开了历史的舞台。帝王与身边的大臣都是书法名家，他们都这样推崇王羲之书法，时人必然是紧追时风。 图/唐太宗作品《温泉铭》 三，大量复制王羲之作品。在收集到大量王羲之遗墨后，唐太宗命令虞世南、褚遂良等鉴定真伪，对可靠的进行复制，用来保存或赏赐皇族和重臣，朝廷上下掀起学王热潮。尤以《兰亭》临摹者众多，相传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薛稷等善书近臣和内廷拓手各有摹本，有多个版本在世间流传，著名的有冯承素的“神龙本”等。《怀仁集王圣教序》集字碑石 ，因拓本易得到，对弘扬传播王羲之书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学王在社会上形成风潮。 图/欧阳询临《兰亭序》 四，唐太宗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作传，将王羲之推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唐太宗用比较的方法, 批评钟繇字体“古而不今”、“长而逾制”；王献之“字势疏瘦”、用笔“拘束”；萧子云书如蚓、蛇，无筋无骨，“无丈夫气”的风韵。肯定“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正”的王羲之书法“尽善尽美”。
只是个人爱好吗？个人爱好为什么要大力提倡，以至全民动员呢？唐太宗登基时属唐朝建立初期，需要采取一系列缓解社会矛盾的措施；加上他不是通过传统的方式继承的帝位（“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所以有很多贵族士人需要安抚。在全国确立一套有利于统治的文化体系尤为重要。 而王羲之书法是优美典雅的类型，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和社会化的适应性，富于典范意义。其艺术风格，正是儒家悦感文化和经世致用、伦理化意义的楷模，符合其道、德、仁、艺一体化思想的审美旨趣。为了笼络江左人士，钟爱王羲之，可以令这些贵族感到亲近、受到重视，有助于唐太宗对江南士大夫的统治和管理。这也体现了当朝皇帝的审美取向，当时正是由南朝流美华丽的诗风文风向质朴、求实转变的时期，书法当然也不例外。 因此唐太宗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爱好来推崇王羲之书法的，更有政治目的在里面。通过这位历史闻名的皇帝推手，王羲之被推上了“书圣”宝座，从此坐稳书法“江山”。 任何一个人，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都有一定的目的，也许这个目的他很明确，也许这个目的在他的意识里还很模糊，但确实存在的。每个人为了论证自己言行的正确性，通常是预先设定了一个自己认为正确的标准，然后拿各类人、事、物进行衡量，符合标准的材料会被当做证据或正面形象来宣传，不符合的材料会被丢弃或者当做反面形象。 王羲之，就是唐太宗理想中的书法审美形象的代言人。唐太宗很聪明，有目地的把王羲之推上了“书圣”的宝座，成就了王羲之书坛霸主，也成就了他的帝王霸业。 站在这个角度来说，王羲之给了李世民更加稳固的“文化政权”。令人欣慰的是，王羲之从来都不辜负这个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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