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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说李子】〈“李子体”刍议〉观后随笔(齐卿)

 江山携手 2014-11-22
       
最近在“国学”诗词版上看到LIZI转发的一篇文章《颠覆与突围——“李子体”刍议》。对于“李子体”,凡在网络诗坛混过几天的哥们,估计大家比较了解“李子体”的大致情况。网名“檀作文”写的那篇文章(以下简称檀文),从标题到论证子题都是很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其标题是“颠覆与突围”,其论证子题是“拒绝(伪)大”、“颠覆词语”、“时代镜像”、“现代意识”、“新诗对接”等。   

一、“拒绝伪大”与“伪大”

从简单意义上讲,“拒绝伪大”与“伪大”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在于,它们是相反的,相对的。它们没有共同点。但只要我们作一个更简单的“运算”,则会得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相反的结论,“拒绝伪大”= NOT“伪大”=“真大”=“伟大”;根据李子的逻辑,“伟大”就是“伪大”;故,“拒绝伪大”=“伪大”。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得出这们的结论?这真是一个悖论吗?是否有前提的存在?如果有,前提是什么?

请看下面文字,檀文认为:“网络在参与上的平民性和平等性,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无疑具有颠覆意义。网络诗词对于中国数千年的诗词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一种颠覆。这种颠覆来自我所称为的‘新旧体运动’。‘李子体’便是‘新旧体运动’的排头兵。‘李子梨子栗子’这个ID自身,有着浓郁的平民化色彩。《呕吐集》这一令人喷饭的别集名,也颇为黑色幽默。传统诗人,好以风雅自命,字号、斋名,以及别集的命名,通常雅之又雅,凝聚了厚重的文化信息。李子反其道而行之。选用‘李子梨子栗子’这个极乡土的ID,以及《呕吐集》这样富有创意的名称,未必只是一种偶然。因为李子在零散的诗论里谈到了拒绝诗词传统的伪(伟)大意义和颠覆词语的文化意义。”

那些对这一评说文字赞叹不已的朋友,是否用自己的头脑想过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数千年的诗词传统”到底有几成会因为几个新的、“富有创意”名词、名字而被颠覆呢?其所说的“新旧体运动”到底有几成会因为其所谓的“颠覆”而果然呢?“高喊着用‘颠覆’来实现所谓‘平民化色彩’”,其本身又何其“伪大”也。

子曰“君子中庸”,将诗词简单划为“伪大”和非“伪大”之举,是何其“执端”也,吾尝言:“诸作,终究多容变也,即合于时境而取之”。那种明确反对某种“诗词的作法和内容(如‘伪大’)”的口号,安以为然?这恰好回答了“悖论”的疑惑。

吾从来主张对旧体诗词的“承革”,但这种“承革”绝不是“死承、死革”,更谈不上“腐朽”与“颠覆”。“数千年的诗词传统”果真要“颠覆”吗?就算将“颠覆”理解为“革”,又果真是以排斥所谓“风雅、字号”和“伪大”等一些东西而可实现的吗?论其,无论是从“名实”,檀文所推的无非“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而“吾弗为之矣”。

二、“无病呻吟”与“有病”

檀文指出:“旧体诗词创作,陈式化倾向极为明显,唐宋以还,变本加厉,20世纪以来,模拟之风盛行,无病呻吟之伪诗铺天盖地。李子身当此世,对个中弊病看得极通透。故此极力反对诗词传统的“伪(伟)大意义”,提倡诗词创作要有泥土气息,离根近些,离生活近些。落实到创作实践”。

且取一首李子体近作“踏莎行”:“黑洞猫瞳,恒星豆火,周天寒彻人寰坐。我来何处去何方,无边幻像云中舸。沧海沉煤,桑田化卵,古今一矢流光堕。小堆原子碳和氢,暂时牛逼形成我”(LIZI对它进行了改动,且看其原稿)。

首先将其中的几个现代名字拿出来:“黑洞、恒星、沉煤、原子、碳和氢、牛逼”。稽古可察,第一时代都会有一些新的词汇,这些词汇是在汉语的原有基础上、加入人类对新的世界的认识及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演生的。对于旧体诗词而言,必不可排斥这些新的词语,它人已成为旧体诗词新鲜血液的一部分(很多人却只看到了这一点)。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刻意去追求使用这些新的词汇,即当我要用时,就用了,当我无须用时,就不用了,盖以诗词表达自身的一种想要表达的一种意境和意思而取之。观李子此词,俺不禁要怀疑,真是这样的吗?

从此词观之,作者无非要表达的是一种自身处于一种物化我,我从物的一种自然意识之中,进而慨叹人生之短暂、生命有无之飘忽而已。但他使用了大量的宇宙物质的宏观与微观的存在之物以反衬“我”之微灭。我不反对这种表达方式,但我绝不认为这种表达方式就对以其它方式反映这一现象和感受进行了多大的反思,也不认为它比“白云苍狗”有更大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突破,更谈不上什么对“传统”的“颠覆和突围”。充其量也就是“标新立态”(还算不上“标新立意”)。

如果将这种作品与其所谓的“无病呻吟”去进行比较,如果不是“无病呻吟”,就是“有病”了。它在本质上并无任何突破。如果说是哗众取宠,倒有几分。

三、“颠覆词语”与“自残”

檀文指出:“但在写诗词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还是‘文化’少一点的好。用字多用其本义,而少用其喻意、引伸义或特定场合之义(如典故),我觉得这样能使诗的句子稳固些,至少先保证字面上是圆融的,再说其他”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李子颠覆的不是“已经词语的已经”,而是颠覆“已经词语的正在、正在词语的已经”。实质上,已就是在现代环境上去解剖“词语”中“单词”的本来意义,从而构造“语句”的“新”的含义。

记得在三江油铺,李子发过一篇名为“关于诗中暗含的比喻陷阱”的贴子,作者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大量的说明,大概意思是,李子以为在诗词中,取用了“语句”中“字”作为语义的“解析单位”,而不理会这种字或词的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意义”,会使意思更妥贴、更稳固、更圆融。在当时看了之后,好象有个叫五羊皮大夫的网友就提出了疑问,他认为,这样以来,读李子的诗反而会要带本《说文解字》在身边。我即指指,大意是说(油铺上不去,暂时找不到那个贴子):“任何一语言(词语)所表达的意思,无不随一定时期的现实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无视这种历史的现实和现实的现实对文字含义的影响和丰富,就会走的过了头,终将被现实的历史所弃,最终不过是昙花一现”。

李子有篇《玩细沙》:“ 解手天涯亦简单,箧中镇压旧衣衫。奔波容易转身难。/遍野春花风破绽,千江秋月水流传。而今消得一灯残。”,这里,据说对它的理解,应在“解手、镇压、奔波、破绽、流传”等词汇中去寻找其中的原始味儿。看来很有趣儿呢,先让你有一种习惯性的惊讶,再告诉你:“你这样理解错了”。李子自己也说这是一个“陷阱”。需要研究的是,这种“陷阱”的意义在哪里,意义有多大?对于没有怎么见识过这种风格的人,也许是有一定的新鲜感和吸引力,这难道就是李子所要的“平民化和大众化”吗。即便如此,我们一定会发现,对于文学水平很浅的人是不会去翻字典的,对于文学功底深厚的人,一眼便可识破其中的“诡计”。

于是,李子的做法,绝对是满足了某些(绝不是全部)“中间选民”浮燥向上的“闯劲儿”的。迎合了一种时髦的感觉,就象是“崔健的摇滚”一样,不同的是“崔健的摇滚”并没有提供“伪大”这个词。李子的做法,实质上就是在寻求表达自己的一种不同于他人的一方法,只不过他选择了“自(字)残”。

四、“黑色幽默”与“叨叨”

据说李子诗的特点之一是“黑色幽默”,有人说:“幽默是个好东西,过了就是油。油多了,就不知道是个啥东西了”,那“黑色幽默”又是什么东东呢?

“黑色幽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一个文学流派,当时,弗里德曼编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收入十二个作家的作品,题名为《黑色幽默》,“黑色幽默”一词即由此而来。“黑色幽默”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属喜剧范畴,但又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变态的喜剧。“黑色幽默”的产生是与六十年代美国的动荡不安相联系的,是那种社会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作家虽然也抨击了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一切权威,但是他们强调社会环境是难以改变的,因而作品中往往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

从这个说明来考察,檀文讲“李子体”具有“黑色幽默”性,倒是比较中肯的。于是,我们不禁要问题,抛开“李子体”的词语形态,从“李子体”“黑色幽默”的诗意来剖析“李子体”本身出现和存在的关联,其内因已初见端倪。

于是,吾恍然大悟,“李子体”根本就不是用来进行“旧体诗词的革新的”,不是形式上的革新使然,也不是内容上的革新使然,它不过是借重所谓“黑色幽默”式的手法,来涂写李子要表达的那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变态的喜剧”,而有人将其归纳为对旧体诗的“颠覆和突围”,简直是胡扯了罢。

于是,其为文,以载道。不管李子自己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他终是走上了这条“伪大”之路。限于讨论的内容,本不便于对李子的有关对社会看法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但檀文中却提到了这一点:“李子是一个现代意识极强的旧体诗人。作为诗人的李子,其现代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人文精神,(2)普世关怀,(3)终极思考”。“李子在众多作品中揭露和抨击了人类,尤其是国人嗜血滥杀的劣根性。法国大革命时代,丹东痛心疾首地呼喊——‘要爱惜人类的血’;鲁迅说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李子对丹东和鲁迅的教训印象深刻。伯夷、叔齐慨叹以暴易暴,不知其可。李子大概也是反对任何名目的战争和杀戮的”。

檀文引出的这一大段东东,实可大论,首先是李子选择旧体诗词加以“改造”作为工具的可观性,其次是其“黑色幽默”的可取性,再者是其所载之道的可论性。然“吾闻之,吾观之,吾亦知不可知之”。李子的“黑色幽默”如同一个偏执的和尚在不停地“叨叨、叨叨、再叨叨”。

五、“诗词革新”与“继承”

颜之推曰:“江南文制,欲人弹射,…,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邺,遂尝以此忤人,至今为悔;汝曹必无轻议也”。今世虽殊,未拘于斯,唯犹可察也。虽然,观有“刍议”,斯诚当世古文承革之一端,吾不言之,何言之。

前及“檀文”与所论“李子体”,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分析,主要是站在批判的角度来着笔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将其全般否定。首先,李子旧体诗作的手法和表现,本身应可看作是一种探索,任何探索,其本身没有对错的问题。其次,李子旧体诗作的过程中,也确实有一种新的表现手法是值得借鉴的。

然而,毫无疑义,“檀文”及“李子体”是存在一些较大问题的,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曰偏废文旨,二曰极构词形,三曰嚣噪奇声,四曰左领诗道。再次说明,吾不反对李子去走他自己的路子,也不反对檀作文先生或他人分析、欣赏李子的诗词。但其二者偏废文旨,信言“伪大”,所推对词字极端之用法,更以奇声自举,嚣噪不绝,终以左领诗道,不知歧途之可终,吾安敢不心疑“误”出,发声以说之?

吾以为,旧体诗词的革新首先是要在很好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诗之为诗,一曰诗格,二曰诗法,三曰诗语,四曰诗境,五曰诗道。

何谓诗格?格,体格、格律、格调也。作诗词,要明确体格,据体格而划格律。从中国诗歌发展史来看,诗体经过多次重大的演变,四言、六言、五言、七言、律诗、词、曲等。今人在选择某体进行旧体诗词的创作时,应尽大可能体现此体旧体诗格律,这与作者创作的动机应是相适应的。有时为了更好地表达诗意,出律也是有的,但这是不得已情况下的一种超脱。如果认为随时可以逾律,那就最好不要作旧体诗了。因为格律的存在,除了有一种音节美和语态美的内在联系之外,还有它本身的存在,者肯定了它的一种合理和价值。不仅如此,犹有诗之格调,从诗形来看,外在的形式并不一定就能体现“格调”,这也是李子诗得以生存的表面理由,但它又并不一定就不体现“格调”。但切注意,一篇诗作,立意可能走得远些,或无问题,甚至是好的,形式方面走得过远,非不可为,而须谨慎也。

何谓诗法?法,作法也。旧体诗词有些传统的作法,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如重在立意、工于炼意、以情动人、形象思维、赋比兴、含蓄婉转、艺术夸张、以少总多、以小见大、炼字锻句、工于发端、余味无穷,诗不厌改等。诗有陈法,诗有新法,诗无定法。这样道来,似乎得一新法,其堪贵也,确实如是,但我们一定要处理好关于“诗法”的几对关系,一是诗有陈法,并不意味着推陈而不能出新。二是诗有新法,并不意味着其法就高于陈法的表现力。;三是诗无定法,其法可游走于陈法与新法之间,一切决定于你所作的需要而定。李子诗,将那街上“一边赶路忙着去恋爱约会,一边口头不停地唱着随心却深深反映其认识结论和意识状态的小调儿”的小青年的那一套,用到了旧体诗词的创作上了。你说他是一种创新,未尝不可,但更多的是一种“得意的、却无聊的、口头禅式的”发泄。

何谓诗语?语,语态、语意、语言也。诗的语言,往往是形象中抽象,诗作主体对主体本身和客体世界的一感知后的纯粹意象,它有时通过形象来表达,但隐藏在其背后的必有抽象的他物他意。诗的语言,绝不是单纯的机械的意象排列和语言实验,因为这不仅不能有助于诗的纯粹意象和抽象,相反会伤害它们。李子诗自觉不自觉地试图利用“取巧性的”、“形而上的”词字组合,来触及事物的本质。当这种“取巧性”的局限不能被突破时,李子抓住了大家都听得明白的“词”,但不一定听得明白的“句”玩起了“迷”和陷阱,就如“给你一颗摇头丸,大家来疯狂”,让你不自主地感受“此中有真意,彻夜不能完”。但李子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第二天早上怎么办。二是不吃摇头丸的人会不会卖帐。后一问题,你可以不理会,前一问题,你不得不理会。

何谓诗境?境,情境,意境,境地,境界也。曰:“为诗设境,是为诗法,非为诗法。诗而得境,是为诗法,非为诗法”。境之所出,虽本于诗律、诗法、诗语,然非囿于诗律、诗法、诗语也。“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为诗境,“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为诗境,“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亦是为诗境,李子诗《赴墟人(寄调菩萨蛮)》有句“卖个转圜钱,妻儿等那边”亦是为诗境。诗有入境,诗有破境;境有先入,境有后入;入有纯境,入有杂境;出有余境,出有脱境。总的来说,李子诗的境的问题,不是其有境无境的问题,而是李子体基于其诗律(李子体似乎是讲求合律的)基本构架下,其诗法、诗语的协调性和可控超越性问题。

何谓诗道?道,一曰构诗之道,是为广义之诗法,为手段;二曰文以载道之道,是为诗之存在之由,为目标;三曰为诗之道路,乃诗之发展方向与前景,是诗之“自维护”之道。李子诸作,构诗之道不同于人,而载道之法则何异于人。有人反对文以载道,须知,汝之发声,道即已喻其中,安无道乎。唯其道未同乎,人各有道,唯其诗道未同乎,人各有诗道。李子诗,其所载之道,不便于斯扩论,吾止言一:“保留观点”。更李子诗的存在,凸出诗之发展这一旧课程的新问题,“矫枉过正,非左即右”地改造,是绝对行不通的。如吾对诗之音韵采取的立场,有如下之言:“承革事、稽古可察,吾持中庸,不执端也。律,何废之。音之今昔,或异矣”。

毫无疑问,旧体诗词的革新要迎接“时代浪潮”拍击,但也要避免误入所谓“时代新潮”的歧途。这种革新要在平和的心态下循序渐进地以作品为主导来进行,而不是几个大得吓人的口号。要目光长远,心情冷静,少些浮燥和不安。同时,我们的目光,不仅是看着未来,同时也是顾着历史。旧体诗词是一种民族语言,它包含的内容是丰富和广泛的,历经几千年,沉浮数百代,它是一种语言,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文化。

讨论这个话题,具体到“李子体”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个故事:一个多月以前,乡下葬礼,摆了一道场,道师们作法吟唱,好象有段“……谁都不改地球转,藕煤炉灶十三冬,自留山上旧柴火,如今满是丝茅冲。可怜我的妈妈娘,唉哟唉哟唉哟嗯……”。当听到这里的时候,那种味道特难受。这段唱词,使用的词语,可堪与李子体一比。然此实发于事,焉无异乎。这种差别,首先体现在“诗境”上,虽不能说这段唱词有多么绝佳,但这种同样是将现代词语入诗(且说它是诗吧)的东东上,却少了一些浮燥和做作,斯安不值吾思之?

谈到这,算是将一些想要说的问题作了一个粗略的表达,正如紫光所言:“不是专门论著”,也就些许随笔,或有谬处,众人可论。然吾自认为大处无非,就此暂歇,但吟一律,以呈诸君:

夜付书声枉自埋,长庚幻作启明胎。屏前一拂推窗挽,岳麓千回入梦来。
彼卧乾坤承古望,吾将意绪任风裁。寒林宿鸟冬无缺,寝废湘江薄雾开。

(完.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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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颠覆与突围——“李子体”刍议》(作者:檀作文)

网络在参与上的平民性和平等性,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无疑具有颠覆意义。网络诗词对于中国数千年的诗词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一种颠覆。这种颠覆来自我所称为的“新旧体运动”。“李子体”便是“新旧体运动”的排头兵。“李子梨子栗子”这个ID自身,有着浓郁的平民化色彩。《呕吐集》这一令人喷饭的别集名,也颇为黑色幽默。传统诗人,好以风雅自命,字号、斋名,以及别集的命名,通常雅之又雅,凝聚了厚重的文化信息。李子反其道而行之。选用“李子梨子栗子”这个极乡土的ID,以及《呕吐集》这样富有创意的名称,未必只是一种偶然。因为李子在零散的诗论里谈到了拒绝诗词传统的伪(伟)大意义和颠覆词语的文化意义。

(一)拒绝伪(伟)大

“三江油铺”的老板三江有月在他著名的“油花点滴”里,大肆批评传统诗词末流写了太多“伪诗”。李子是“三江油铺”的二当家,虽然不曾像老三江一样大张旗鼓地倡导“打油”,但在创作上无疑走得更远,也更彻底。我曾多次和李子在茶余饭后讨论旧体诗词写作的问题,几乎每次李子都要指出传统诗词立意过高,对于一流诗人来说,大约境界本来如此,但对于不入流的写手来说,恐怕只能是拔苗助长。大家都拿一个腔调说话,家家山林隐逸,人人民胞物与,个个奉倩义山,写出来自然都成了伪诗。老三江称此类诗词写作有一个“伟大意义”在作祟,李子则故意将“伟大意义”写成“伪大意义”。拔苗助长的“伟大”,当然只能流于“伪大”。旧体诗词创作,陈式化倾向极为明显,唐宋以还,变本加厉,20世纪以来,模拟之风盛行,无病呻吟之伪诗铺天盖地。李子身当此世,对个中弊病看得极通透。故此极力反对诗词传统的“伪(伟)大意义”,提倡诗词创作要有泥土气息,离根近些,离生活近些。落实到创作实践,“山里人”组词十篇和系列儿童诗的写作,是最好的证明。

“山里人”组词,是李子很花心思的一个系列,颇能说明李子的创作旨趣。该系列以李子家乡赣南山民生活为原型,取材集中,但涉及面并不因此狭窄。《卜算子·采松油人》和《木兰花令·挖冬笋人》,立意与白居易《新乐府》、《秦中吟》组诗相近,都是概叹民生艰难,写法上也有相似之处,但李子终不似白居易那样呼天抢地,他只是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叙述,在叙述中略略透露出兄弟般的感情。这种特殊身份成就了李子。《阮郎归·砍柴人二》下片“山溜陡,土藤肥,奔雷大木飞。夕阳似落似徘徊,那人寻不归”,写砍柴人被大木砸死,魂魄无归。我家乡皖西南山区也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读李子此诗,引起我无限回忆。然而这回忆竟如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且入不得半点哀乐。连叙述死亡,尚不入哀乐半分,此外的数篇便更是地道的民间生活白描了。《菩萨蛮·赴墟人》记山民赶集,《山妹子》二篇写喊山与对山歌,《临江仙·小山娃》讲竹敲辟鬼,《西江月·砍柴人一》述砍柴情状,皆如《王风·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羊牛下来”,是民间生活静穆安详的一个剪影,和盛衰美刺、比兴寄托,皆是无关。然而,一旦我们有缘读了李子的这组诗歌,他所描述的赣南山民的民间生活便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并且定格下来。

李子的“山里人”组词写山村生活,然而绝不涉于“山林隐逸”、“田园情趣”。诗词传统里,这样的立意泛滥成灾。李子厌恶于这样的“伟大意义”,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同是泛写对山村生活的怀想,李子怀念的是“树林站满山岗,石头卧满河床”(《清平乐·山村之夜》),“隐约一坡青果讲方言”(《南歌子·山村之晨》),这是对王维、范成大以来的山林、田园审美范式的彻底解构。“山里人”系列之外,李子另有一篇《浣溪纱》写乡村生活,其中有一句“柴刀静放果园中”,也是好极了。这决不是传统的山林隐逸派所标举的诗情和禅意,然而却在颠覆传统的同时,贴近了生活,也因此使诗的情绪鲜活了起来。

李子的儿童诗不如“山里人”系列集中,而且有与“山里人”交叉者,如《临江仙》里写:“看罢儿时知造化,天生无赖山娃。衣襟鼻涕拌泥巴。当时明月在,地里好偷瓜。”但这里突出的是童趣。《调寄长相思·拟儿歌》更是童趣盎然:“推太阳,滚太阳,有个神仙屎克郎,天天干活忙。/从东方,到西方,路好宽呀路好长,云来歇歇凉。”不但想像,便连口吻都是地道的儿童了。至于《如梦令---6.1写给大连空难的罹难儿童》,本事极哀伤,然而李子不写哀伤,只是从孩子“过节也该欢喜”入手,写“再没老师熊你”,“你住的房间,仍像咱们家里”。这也不是一般意义的凭吊,而是完全以儿童的立场思考。李子的儿童诗里只有单纯的童趣,完全看不到诗词传统所标举的美刺比兴,也丝毫不关心什么教诲。李子在“山里人”和儿童诗系列里,拒绝了伪(伟)大意义。
或许有人会说《长相思》、《如梦令》两篇完全不像旧诗,但从平仄和压韵上来说,这两篇都合乎旧体的格律。用新诗的语言来写旧体,这也是一个“颠覆”。李子对诗词传统,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颠覆”基本同步。

(二)颠覆词语

写诗的李子很勤快,写诗论的李子太懒。确切地说我只读过李子一个相对正式的“诗论”——《关于诗中暗含的比喻陷阱》。这个题目在新学院论坛(www.xinxueyuan.com)以主帖形式发表,我和李子之间就帖子的内容进行过讨论。我个人觉得,这个帖子的标题换作“颠覆词语的文化意义”,会更加贴切一些。因为李子在帖子里这样说:

文化是一条长河,它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不断产生比喻性的词语,有些词语因为年头久了,人们习以为常,如果不去仔细捉摸,甚至不再觉得它是比喻了。比如奔波、斟酌、对仗、破绽等等,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但在写诗词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还是“文化”少一点的好。用字多用其本义,而少用其喻意、引伸义或特定场合之义(如典故),我觉得这样能使诗的句子稳固些,至少先保证字面上是圆融的,再说其他。

李子还以自己的一篇作品《浣溪纱》为例,来具体说明这个问题。词是这样写的:“ 解手天涯亦简单,箧中镇压旧衣衫。奔波容易转身难。/遍野春花风破绽,千江秋月水流传。而今消得一灯残。”李子说:

这手词中的“解手、镇压、破绽、流传”等词语皆是原生态的,是没有文化的,你要说解手是上厕所,这是文化了,而我要说解手就是把手分开,而且比分手要更强制一些,当然也显得更深情一些,你要说镇压就是镇压反革命之类,也是文化了,而我要说镇压就是上面压许多东东把一个东东压在下面。同样的还有“破绽”,还有“流传”。这种将附加在词语上的文化意义去除,还原成其本义的作法,我认为是使句子稳妥的方法之一。但这手词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奔波容易转身难”,有人认为这句很不错。然奔波是一种比喻,其他词都还原了,这个词语却还是文化态的。“奔波”的本义是向前涌动的波浪,如果不用其比喻意,“奔波”与“转身”的搭配似乎有点小问题。显然这里的“奔波”是个比喻,而不是在说水浪,这使它与其他词不协调。

当然,诗词不光要有字面的意思,还要有隐含的深意,这样才会有味道。但这是建立在字面圆融的基础之上的。如“坟堆镇压家山稳”和“炎凉世味相斟酌,为择言辞久默然。”,这里的“镇压”和“斟酌”,即使在字面上也是说得通的,当然它们在这里不仅限于字面意义。

李子自己说避开词语的“文化义”,而用其“本义”,是为了使句子更加稳妥。关于这一点,李子或许有很多个人化的体验。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李子有所不同。我所关注的是这种“颠覆”对于诗歌美学意味着什么。我在跟帖里说:

李子这里谈的词语的“文化义”,似乎可以替换成“常用义”。一个词语,通常不止一个义项,李子在选择时,往往故意避开或曰颠覆它的“常用义”。这给诗歌带来新鲜感。读李子的诗词,觉得新,新得好,却无陌生感。这便是李子的高明之处。避开词语的“常用义”,回到“本义”,而不是生造词语。李子所故意避开的“常用义”,往往有“文化背景”在,在整句的语境中对词的“本义”给以确定,这种对“常用义”(或曰“文化义”)的颠覆本身有一种反讽的效果。让人在赞叹李子巧妙的同时,回味一下词语的文化义,于是读者也便在这个颠覆过程获得一种阅读心理上的默契和愉悦。

李子对我提到的“颠覆”带来的反讽效果表示赞同,并在回帖里做了进一步补充,强调多个具有“颠覆词语”性质的句子的连续使用。李子说:

读一手诗词时,如果当中有词语不是用的常用义,那读者是不可能忘记词语的常用义的,这种心理落差,确实造成了一种阅读的趣味或者说快感。而要形成这种心理落差,不让读者作常用义上的理解,有时候要依赖于多个句子的联合使用,因为常用义的惯性是很大的。如单看“解手天涯亦简单”这一句,作“在天涯拉屎是很简单的”这样的理解也是可以的,但若从整手词来看,显然不会再这样理解了。虽然理性不让你这么理解了,但词语的文化惯性又不能在心理上完全驱除,两相争竞,就形成了一种阅读趣味,或者说这也是一种“打油”的方法:)。还有如“恍惚翻身毛主席,葱茏放眼柳屯田”,如果没有后一句,单看前一句,则“毛主席”只能作人名理解,而有了后一句对“柳屯田”的解构式理解,前一句也就对“毛主席”多了一种解构式的理解。

作为评论者,我更关注的是效果。作为作者,李子对写本身有太多的甘苦体验,所以他更喜欢讲怎样写。连续或者说大量“颠覆词语的文化义”,是李子体的标志性特征。著名的例子,除了以上李子自己分析过的两篇之外,尚有《浣溪纱——神仙自杀事件》“时世惟知钱反动,文章每见字强奸”等。李子在两篇词里对“红烧肉”进行了文化颠覆:“蛋在生前多白扯,肉于死后便红烧。” (《浣溪纱》);“偶逢广场红烧肉,遍置包厢白斩鸡” (《鹧鸪天》)。“红烧肉”不再是饮食文化意义上的美食,而是指火化和自焚。李子对“红烧肉”文化义的颠覆,给作品自身带来了巨大的黑色幽默和荒诞感。李子曾经说过,在同一首诗里使用词语的文化义和非文化义,这种跳跃感会给诗歌带来幽默和荒诞感。但我倾向于认为荒诞和黑色幽默来自“颠覆”自身,即:词语的“文化意”和“本义”之间的争竞性冲突和落差,造就了荒诞感。

至于如何“颠覆词语”,李子说:

文化是流变的,它追随着历史的潮流,不断有新的词语组合,不断有新的所指,有些词语已经离当初的意义甚远了。但单字的意义却要相对稳定得多。紧紧抓住单字的本义,就抓住了人类文化的“物理层面”。

“抓住单字的本义”,正是李子的手段所在。李子《五律·失真》里写“白日天行健,红心我失真”,“天行健”和“失真”都是成词,但在这里却是拆开来,用其单字的本义。拆开来和联在一起,在语义上构成对比和落差,荒诞感随之而来。

“李子体”荒诞色彩的“颠覆”还在于通假字的大量使用,比如好好的“浣溪纱”,到了李子手里,十有八九就变成了“玩细沙”,还要一手两手的。这些和他那极富民俗色彩的网名,以及令人喷饭的诗集名——《呕吐集》,造就了李子在网络诗坛的独特风格。

(三)时代镜像

“李子体”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时代镜像。李子有两句诗在网上广为传诵——“忆昔峥嵘岁月稠,俺从花朵变盲流”。人们之所以对这两句印象深刻,极鲜明的口语化特征之外,更重要的是其中浓缩了“我们的”时代镜像。小时候,我们都念“我们祖国是花园”,“我们都是小花朵”,改革开放终于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走进了十亿人民九亿打工仔的新时代。“盲流”这个词汇太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烙印了,而“俺从花朵变盲流”,便是抓住了我们“这一代人”(至少是六七十年代生人,也包括了部分八十年代初生人)的两个基本点——人生的起点和终点,经典性地浓缩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沧桑。于“我们”而言,这是一个绝对经典的黑色幽默。因此,我们很自然地认为李子属于我们,是在代表我们书写。

李子诗里太多我们这个时代的镜像,如“驱驰地铁东西线,俯仰薪金上下班”(《鹧鸪天》),“繁华气色晚来膻。旋转玻璃门上,光影逐衣冠”(《喝火令》),“灯火城高写字楼”(《鹧鸪天》)……读到这样的句子,我们可以说李子是我的哥们,他过的是和我一样的生活。李子写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实在不觉得遗老遗少们的“鸳鸯瓦冷”、“梦远灯阑”,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不是我的哥们。惟有李子真实地和我们活在一起。

李子有一个《浣溪纱》,我十分喜欢它的下片,很简单的三句——“忽尔手机来短信,有人同醉在天涯,只言相识未言谁。”这样的感觉,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不陌生。然而,一经李子这样说出来,便觉得是这样耐人寻味。而此词上片有借酒消愁之意,是否同醉在天涯的那哥们也是个沦落人呢?诗意上的留白很足,恰好这个留白是我们自己经验世界的用武之国。李子真是太熟悉我们的生活了,谁让他就是我们自己呢!

李子诗中时代镜像的鲜明还在于他大肆使用当下的流行语汇。我们生在一个被流行语汇包围的年代,甚至每一年,我们都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包装和定位。李子对这一点看得很准,他在诗里总是异常果断地使用这些语汇,如“终无鱼腹藏伊妹,但有羊鞭斗伟哥”(《鹧鸪天》),“俺曾包养小平猫”(《浣溪纱》),“繁华镜像是沉沦”(《七绝·伊甸园》),“屏前写得相思巧,转觉删除好”、“为你传真一字报秋寒”(《虞美人》),“黑洞妖瞳,恒星豆火,小堆原子碳和氢”(《踏莎行》),“天堂碎作流星雨”(《蝶恋花》),“满天星斗摇头丸”(《忆秦娥》)等。“伊妹”、“伟哥”、“镜像”、“流星雨”,“摇头丸”大概都曾当选年度流行语;“小平猫”、“屏前”、“删除”,似乎可以作为一个时段的关键词;“传真”、“黑洞”、“恒星”、“原子”、“碳和氢”,也只能是我们这个科学时代的常用语。李子流行语汇用得最有效果的大概是《浣溪沙——偶门的幸福生活》这篇词,词里写道:“亿万人民奔小康,小康来了有余粮,相看脸色比红光。/说话多提三代表,搓麻巨爱四人帮,天天都是喜之郎。”“小康”、“三代表”、“四人帮”都是政治文化语汇,“喜之郎”是饮食文化语汇,这里的颠覆和解构在可有可无之间,但将它们作为诗歌语料,意象般地叠加、陈列,便给诗歌审美带来强烈的戏剧效果,荒谬而新奇。一般读者,是不会觉得旧体诗词和日常生活有什么相干的;多数作者,也决不会这样让二者发生关系。然而,李子这样做了,看似不可能的一道槛,他就这样从容地跨过了。我们熟识的流行语汇被置于一个全新的语境,有了一种奇特的陌生化效应。惊讶之余,我们又回味起它们作为生活语汇的意味,于是会心一笑,便因此获得了某种心理愉悦。李子如同一个高明的魔术师,熟练地玩弄着这些富有时代气息的流行语汇,并操纵了我们的阅读快感。大量选用富有时代气息的流行语,也是对诗词传统的一个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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