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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大师：朱熹 囗林三桥 （一）提倡“格物致知”，强调“知先行后” “格物致知”出于《大学》“致知在格物”一语，原无认识论意义，基本上是讲对一般道德的体认。明确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解释“格物”的第一个人是程颐。他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二程遗书》）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说法，并建立了更系统的格物穷理说。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大学章句补。格物致知传》）他通过对“格物致知”的阐释，表述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 从认识的目的来看，朱熹讲“格物致知”是为了当圣人。他说：“《大学》格物致知处，便是凡圣之关。物未格，知未至，如何煞也是凡人。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圣贤之域。”（《语类》）认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无论如何都是凡人，只有达到“物格知至”，方可进入圣贤之域。 “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文集》）这里的“天理”主要是指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人伦”、“圣言”、“事故”则是天理的阐发应用。朱熹认为，如果放弃对天理的追求，只把精力花在草木、器用的研究上，那就如象散兵游勇那样，回不到老家。他说：“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间，此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饭也。”（《文集》） 在认识路线上，朱熹提出了“以身为主，以物为客”的命题。注意了认识主体和客体的区别。他说：“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语类》）这“知”是指认识能力，“理”和“物”指认识对象。他说：“格，致也，尽也”，“物，犹事也。”穷究事物之理达到极点就是“格物”。“致”，推究也，“知”犹识也。推展心中的知识至于极致，就是“致知”。由格物才能致知。因此，朱熹也主张向外追求知识。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与他理会过。”（《语类》）这是朱熹认识论中的合理部分。他主张一事一物地去穷格物理，而穷理的方法又是学、问、思、辩等形式，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学与问是闻见功夫，通过读书论学，评论古今人物，应事接物等途径去认识物理。第二步是思辩功夫，朱熹主张“沉思”，“潜思”、“反复推究”和“触类旁通”，通过分析类推，达到内心“豁然贯通”穷尽天下之理的目的。他说：“一物格而万里通，虽然颜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耳。”（《四书或问》）这里的“脱然贯通”是建立在“积习既久”，不断积蓄知识的基础上，含有认识飞跃的合理因素，故不可简单地认为是神秘主义的“顿悟”。 朱熹的上述合理思想，由于受其理一元论世界观的局限，最后还是被窒息于唯心主义体系之中。他讲“致知”，是扩大心中的先验认识，由于物我都统一于“太极”，“太极”分殊之理既在物中，又在心中，“理之在物与在吾身只是一般。”（《文集》）心中之理与外物之理是一回事，因此，“格物”只是把心中和心外之理结合起来的手段，是用物理去启发心中之理，下学而上达，最后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语类》）的最高境界，这是先验主义的认识路线。要达到如朱熹所说的这种境界，纯属主观幻想。 在“知”“行”关系上，朱熹主张“知先行后”。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语类》）知和行如眼与脚的关系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追问：知与行谁先谁后，孰轻孰重？朱熹则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语类》）“先知得，方行得”（《语类》）。如人走路，应先知方向路线方可移步，否则就胡闯乱行。对“行为重”，朱熹解释道：“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尚知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语类》）知而不行是知得不深，只有亲身履历之后，有了感受，才知得清楚真实。他说：“学之之要，未如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语类》）学不如真知，真知不如实行，所以“行”重于“知”。 朱熹的知行观，是指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实践。由于道德实践需要封建伦理指导，因此“知为先”。又因封建伦理不能只流于空谈，所以“行为重”。“知先”“行重”是实践道德的两个方面，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如果从认识的角度看，“知先行后”颠倒了主次关系。认识来源于实践，知行之间应以“行”为第一性。“知为先”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至于所谓“行为重”，虽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强调的也只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个人道德实践，这和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实践有本质的不同。 （二）性分“天命”、“气质”，明申理欲之辨 在人性问题上，朱熹直接继承了张载和二程的思想。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禀气不同所造成的。朱熹对此说十分赞赏，认为这个思想“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发明千古圣人之意，甚为有功。”（《语类》）二程继张载后，对“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作了区别。在张、程思想的基础上，朱熹又全面论证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他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语类》）。“理”与“气”，人生不可缺少。“理”在人未形成之前浑然于天空，于人一旦形成，便附于人体，成为先验禀赋于人心的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是先天的善性所在，人人皆有，故名“天命之性”。人体形成之时，必禀此气，由于气精粗、厚薄、清浊、久暂的不同，就产生了善恶、贤愚、贫富、寿夭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它有善有恶，名曰“气质之性”。上述二性并存于人身，这就是朱熹的人性二元论观点。 朱熹的人性二无论反映了当时的统治者十分重视从思想上控制人心的倾向。朱熹说：“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是恶底，此是气禀不同。”（《语类》）这一“气禀有定”论，可为统治者阶级的剥削压迫开脱罪责，它要求人民在贫贱中听从命运安排。因此，朱熹的人性论就成了钳制人民思想的武器。 基于上述目的，朱熹又把：“天命之性”称为“道心”，把“气质之性”称为“人心”，并断言前者是“善”，后者是“恶”。其根据是《尚书·大禹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朱熹认为上述十六字是尧、舜、禹的真传，因而特别重视。什么是道心？朱熹说：“道心者，天地也，微者精微。”（《文集》）他认为道心就是天理，所以是精微的，至善的，只有圣人才具有。什么是人心？朱熹说：“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指其生于形体之私而言，则谓之人心。”（《文集》）人心的特点是“易动而难反，故危而不安。”人心就是“人欲”：“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语类》）他把人心和人欲相等同，因为它是被物欲所迷惑而产生的邪念，是“恶底心”。所以朱熹认为，道心和人心的关系，就是心中至善之理与邪恶欲念之间的关系。人要去恶从善，就必须用“天理之公”去战胜“人欲之私”。 从上述思想出发，在道德修养上，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这个天理实际上指“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他说：“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文集》）所谓“人欲”，就是受物欲迷惑而产生的私欲。他说：“只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齐昏了”（《语类》）。他认为人欲本是恶的，和人的正常欲望不同。欲望人人都有，饥而思食，寒而思衣的欲望是圣凡共有的。他说：“饥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语类》）又说：“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此理所当然。才是葛必欲精细，食必求饱美，这便是欲。”（《语类》）因此欲有善恶，并非全都不好。朱熹对“欲”和“私欲”的区别，是对二程理欲观的修正。他主张保证人民的基本需求，让其生活下去，只有那些过高的欲望，才应该坚决克制。因此，朱熹反对“过欲”、“纵欲”，也具有一定合理性。 不过，朱熹把“天理”和“人欲”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天理人欲不容并立。”（《文集》）“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语类》）克得一分人欲，就复得一分天理，当人欲被克尽之日，就是天理流行之时。这就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 上述“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信条，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长期起着钳制人民思想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作用。
朱熹是一位世界级的文化巨人，是一位大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在朱熹博大精深的理学思想体系中，有许多理论观点所包含的精华，如注重民族气节、爱国思想、勤政爱民、自强不息、重视品德、自我节制等，在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上，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他的理学思想在15世纪就已成为东南亚一带普遍接受的官方哲学，至今还影响着许多国家。朱熹后裔有100多万人，遍布海外，朱熹在闽北生活、讲学、著述了六十多年时间，在闽北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迹。
近几年来，我们注重研究挖掘朱子理学思想，成立了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通过开展学术研讨，与海外学术团体进行交流。从1990年至今举办了4次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吸引了大批海内外专家学者前来参加，与海外12个国家儒学、汉学机构建立了正常密切的联系。通过联谊交流，吸引大量海外学者、朱子后裔来闽北考察，吸引海外资金500多万元，修复了许多重要的朱子文化遗迹。尤其在2000年纪念世界文化伟人朱熹逝世800周年系列活动中，组织了历时7个多月的对外宣传，邀请了美国、德国、日本等12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专家学者600多人参加，推动对理学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增强了海外学者、华人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增强了彼此间的信任。
理学思想在台湾影响很大，台湾著名的东海大学、师范大学、成功大学等都开设了理学课，儒学的研究长盛不衰。但近几年来，受台湾当局实行“去中国化”和“教育本土化”的影响，使在两岸关系敌对状态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一代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特别是由于社会历史、背景、台湾青少年在思想意识、思想方式、社会心理等方面，客观上与我们存在差异。因此，我们通过开展学术文化交流，举办夏令营、冬令营等形式，邀请台湾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青年开展不同形式的旅游、交流访问，用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去感召和影响他们，培养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新生力量。 对朱熹理学的研究 由华东师范大学朱熹研究中心、古籍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起举办的“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逝世8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於2000年10月8日至10日在上海召开。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阚延河、北京大学教授陈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淅江大学教授束景南、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亚历桑那州立大学教授田浩。德国慕尼大学教授叶翰、韩国高丽大学教授金忠烈、日本关西大学教授吾妻重二等来自国内外数十所高校、科研机构的6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国家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安平秋教授因故未能莅会，特意打来电话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会议收到学术论文40多篇。
朱熹作为中国封建社会13世纪以来着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以他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在中国社会、东亚各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华人社会有着相当的影响及作用。与会代表就朱熹的哲学、思想，以及对朱熹着作的考证、朱熹历史地位的评价等问题展开了充份、深入的讨论，是“近年来研讨朱熹达到高水平的一次学术会议”（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评语）。现将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关於朱熹的哲学
朱熹的哲学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课题，有多位学者在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指出从朱熹“心统性情”思想建构中，令人可以体论到他的无私的求真胸怀，敢於自我否定的开放精神，以及终日乾乾，锲而不舍的学术生命。北京大学陈来教授在其《朱子（仁说）新论》的学术报告中指出，朱熹《仁说》的意义是朱子在理论上清算、纠正、转化湖南学派，重建道学正统的系列论辩活动的重要一环。从道学发展史来看，从己丑之悟到仁说之辩，朱子完成了从二程的立场，综合、整理龟山、上蔡、五峰这3大道学的支派的工作，使得程门伊洛之学，走向了朱子所代表的、以朱子为核心的新的整合。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对朱熹与王夫之的“心性情才”论作了比较，指出王夫之在“性情论”上，有时显得比朱子更固执、保守，在四端之心的非情说上，恪守“性”的纯洁性，透显出湖湘学者的执拗，原则性很强而灵活性不足。郭齐勇指出，在“性习论”上，王夫之以犀利的灵光四射的笔触，批评陈腐的论说，刷新了儒家的实践伦理学，打开了返虚为实的外王学径路。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吴宣德副研究员指出，程朱“性即理”说的提出，本身是为了解决理学家们所面临的理论难题，并非仅仅为了对付以往的入性学说。因此，对於这一命题的评论，似乎不能局限在对其本身哲学内涵的揭示上，而应同单一理学家的思想系统以及整个理学发展的思维逻辑联系起来。日本关西大学吾妻重二教授从考核道学圣人观的内容及其形成过程入手，探讨了道学“圣人”观的历史地位，从而阐明道学思想的历史特色之一。陕西师范大学丁为样副教授论述了冯友兰的朱子诠释说，认为冯友兰在形式与质料的形上形下之别的基础上全面地诠释了朱子的理气关系。
二、关於朱熹的经学
朱熹经学是朱熹整个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份，与会者对此也作了深入讨论。
关於朱熹之“四书学”中《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及其与道统论的关系，韩国汉城高丽大学金忠烈教授指出了《学》《庸》之异同，以及《大学章句序》与《中庸章句序》中道统论之出入。金忠烈认为这是因为《大学》是儒家教学人才之书，《中庸》是儒家道统心传之书，其旨不同，故作序内容亦不同。与此相关，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陈荣开博士指出，要掌握朱子《中庸》说的精义，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研究他为《中庸章句》所写的《序》。《序》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朱子首次提出的道统之说，对於朱子的道统说，大可撇开经典的根据问题，而直接去钻研其中的哲学意味。
关於朱熹的《诗经》学，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在其《〈诗传纲领〉研究》中认为，朱熹的《诗传纲领》，曾被误认为不是朱熹原作。朱杰人经过认真考证，初步推定《诗传纲领》应该是朱子晚年所着，成书当晚於《诗集传》，是其一生关於《诗经》研究的总结。四川省社科院蔡方鹿研究员指出，朱熹在宋学学者批《毛诗》、《郑笺》、《诗序》之失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以把涵咏诗文求其本义与阐发义理相结合为特色的《诗经》学思想。华东师范大学王贻梁副研究员认为，《仪礼经传通解》所展示朱熹的礼学思想体系，主要表现在：在全书的内容编排体系上，体现的是朱熹本人一贯修身治国、谨慎而又兼创意的思想；在最核心的三《礼》关系的体系上，朱熹以《仪礼》，以《礼记》为传，而以《周礼》为纲，王贻梁又认为，朱熹的三《礼》关系体系，应该是以《仪礼》为纲，《周礼》为目，《礼记》为传，这是一个与王安石针锋相对的礼学思想体系。
三、关於朱熹与宗教
朱熹与佛教、道教的关系是此次研讨会上学者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浙江大学束景南教授在其《道歉考》中，对朱熹早年受佛教的影响作了考证。指出释晓莹作於绍兴间的《云卧纪谈》卷下有《答元晦书》，尤足宝贵，朱熹之间禅师道歉学禅，均由此可见。束景南并考出朱熹撰有《祭开善谦禅师文》，记叙朱熹向道歉学禅之全历程，是探讨朱熹与佛教关系的重要参考资料。以往学术界论朱熹与道教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朱熹考释了两部道书，包括《周易参同契考异》和《阴符经考异》。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王铁副研究员在《〈阴符经考异〉作者考》中则认为此书的作者是蔡元定，《阴符经考异》应为《阴符经注》。这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上海师范大学汤勤福教授在其《有关〈周易参同契考异〉的几个问题》中，对朱熹与道教的关系作了探讨。美国亚历桑那州立大学田浩教授的《朱熹的鬼神观与道统观》一文，是想提供一个例证来说明朱熹及其思想的复杂性远甚於那些当代学者在研究古人时乐观主义地理想化，以及理性主义地系统化所表明的。田浩指出，随着朱熹的气哲学强调只有自己的子孙才能从祭祖中得益的重要性，朱熹需要进一步把他看成是孔子想像的後代。如果他在精神上隶属於孔子的宗族，他就与圣贤之心有特殊的感应。受他在道统祠中所得启示的鼓舞，朱熹似乎能宣称宗谱式“道统”观，来压制当时的不同声音，并恢复对道的统一性的认识。因此，鬼神、文和道最终共同增强并产生出他的哲学系统内的“理”（Cohercnce）因为这样，所以当我们试图理解朱熹如何形成他的哲学时，不应当忽略“鬼神”在其中的作用。
四、关於朱熹着作的研究等
朱熹一生以着述、教学为生，其毕生精力和思想精华都集中在他的着作之中。但因年代久远，朱熹的有关着作的流传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故在此次研讨会上，一些学者对朱熹的部份着作进行了考辨，以廓清以往学术界对朱熹着作研究中一些不明或误解之处。
朱熹所撰的史学着作不多，《资治通监纲目》是朱熹生前未能定稿的史学巨着。关於《资治通监纲目》的着作者、凡例真伪等问题，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为此，华东师范古籍研究所严文儒副研究员在其《朱熹〈资治通监纲目〉丛考》中，根据对《资治通监纲目》版本及其流传情况的考辨，认为《晦庵文集》卷75所载的《资治通监纲目序》当作《资治通监纲目序列》，既是《纲目凡例》之序，而非《纲目》之序。严文儒并通过《纲目》内容与《纲目凡例》关系的比勘，认定流传於世的《纲目凡例》为朱熹所亲撰，成於南宋乾道八年，而否定《纲目凡例》为宋末王柏所伪撰的说法。他还对赵师渊是否参与《纲目》一书的编修、朱熹与赵师渊论《纲目》之八通书信是否伪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於朱熹所编撰的《八朝名臣言行录》，台湾学者郑骞先生曾通过对此书的《四部丛刊》本与清同治洪莹刻本的比勘，认为前者为朱熹的“原本”，後者为宋末李衡的“删节本”，故几无可取之处。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裴汝诚教授、顾宏义博士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李衡所删”的看法难以成立，并通过对《言行录》之“小传”、正文注文的删节与变化的考辨，认为所谓的“删节本”实是一个对朱熹的“原本”有删有节还有增加改动的“纂要”修订本，其中反映了朱熹对北宋世风教化的看法。因此，这两种版本互有长短，可以互补。德国慕尼黑大学叶翰教授通过对南宋初胡安国与朱熹两人各自编辑有关二程语录的过程及其不同意见，发现朱熹所编的《二程遗书》虽然作为胡安国所编的《二程文集》之补充，但两者实都是借二程语录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因此，发表二程的遗着也就成为南宋道学中不同学派争取正统地位的重要工具。南宋黎靖德编修於咸淳六年的《朱子语类》为朱熹与其弟子答问的语录分类汇编，为研究朱熹理学思想的重要着作。但因此书为朱熹弟子各据所闻而记，加上辗转传写中错漏，有些内容不尽符合朱熹的原意。而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朝鲜古写本《朱子语类》，所据的徽州刻本，刻於南宋宝佑2年，要早於黎靖德本，但今已佚失，赖朝鲜古写本而得以流传。与会学者对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朝鲜古写本《朱子语类》的成书年代，抄写年代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朱熹一生从教，他的理学思想的形成，与其在各地创建书院、广招生徒、相互研讨和着书立说的教育实践密切的关联。为此，福建武夷山朱子研究中心方彦寿副研究员对与朱熹生平有关的书院及其源流、对朱熹创建的4所书院的及门弟子276人进行了考辨，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看法。日本福同女学院大学难波徵男教授对日本朱子学的流传与未来21世纪的关系作了阐述，并介绍了日本福同的同田武彦教授创建简素书院，以培育。继承和发扬地域传统文化精神的人才之实践情况。华东师范大学严佐之教授通过考证宋代余姚柏山胡氏莫太夫人家训与朱熹之跋文的关系。指出各地存世的家谱中有着相当数量的有关朱熹的资料，应引起今日研究朱熹者的重视。安徽大学陈广忠教授通过对朱熹《楚辞集注》中叶音的考证，廓清了对朱熹叶音说的传统看法。此外，河南大学徐仪明教授论述了朱熹对古代范围有了新的开拓。
研讨会结束时，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对此次研讨会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从道、学、政这3个范围来看朱子的学术研究，这一次学术会体现了朱子学3个重要领域的一些重要课题。从此次会议论文上看，各个不同课题都进行了讨论，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水平非常高，是朱子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阶段，表明朱子学在国内研究有了一个新的境界。北京大学陈来教授则在闭幕式发言中回顾了学术界在朱熹研究方面取得的学术成就，展望了朱子学发展的前景。
会议期间，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单位还召开了《朱熹全书》出版通报会，向会议代表和新闻界通报了《朱熹全书》整理出版的有关情况，并向会议代表及特邀嘉宾赠送了已出版的第4、16等2册《朱熹全书》，广泛徵求意见，以期在2001年《朱熹全书》整套出版时质量能更上层楼。 20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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