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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舞会上的男人 | 那是不对、不好的,但它太漂亮了

 真友书屋 2014-12-17

 

 

Sayings

很少有人物能踢开作者的笔,自己透过文章冲出来站到你面前,好像他满身的那股味儿已经太满了,没有耐心让文字慢慢絮叨,急不可耐地站到你面前来让你看看闻闻。这个人身上的东西太多了,雷晓宇说“像小说里的人,内陆版本的谪仙记”,全身都是一种设想里的不真实:浓缩的繁华扔在庸俗环境里;计较矫情包裹在真诚的热爱里;想拽住的骄傲在溜走,快要拽不住时气急败坏;还有那股子男人身上的湿漉漉的古怪感;以及那些出入他门庭,围在他身边的漂亮姑娘。

看完之后我想,一种让人不赞成的品位(比如为了保持纯粹而对外地人的排斥),如果足够漂亮,会产生让人带点犯罪感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经常在某些人和事身上出现,让人产生道德和审美上的困惑和踌躇——它是不太对的,不太好的,但是它太漂亮了。


宝庆路3号,过客谢幕

作者:依時


大头费里尼老师晚上微信告知:徐元章去世。“12月3日,这位老克勒死忒了。”他说。


寒冷冬夜里,耳边似乎又有徐元章的吴侬软语响起,他在暖炉前烤着那双女人般小巧的手,扬起脸来撒娇地说:“离开宝庆路3号,我是要死忒的呀。”


但他到底支撑了这些年,直到这个月。


上海早已经不是那个上海了。他用心营造的舞会和梦也结束很久了。现在曲终人散的时候到了。希望天堂里,徐元章能与那些衣香鬓影的日子重逢。


其实很多次我都想写写徐元章和他的老房子。但几次动笔又不了了之,直到2010年看纪实频道才发现,宝庆路的豪宅已经易主两年,而徐元章,早已不知去向。

那一刻,我的耳畔似乎又响起老徐用几近撒娇的语气说出的上海话:“叫我离开宝庆路3号的话,我是连外面东南西北也分不清爽的呀。我要死忒的呀。”六七十岁的老男人用这种口气说话,正常情况下是会叫人掉一地鸡皮疙瘩的。但是在那样的场景里,你听着他双眼湿濡地说出来,知道是其肺腑之忧。

1957,风云多变的时节,徐元章的外祖父——上海滩做染料起家的资本家携一众姨太细软远走香港。其膝下13名子女各奔东西。留在上海的母亲带着13岁的徐元章搬进外祖父留下的这幢豪宅。就此一住,徐元章的命便和这幢房子长在了一起。

宾朋来了又走,人生几经起伏,他却几乎足不出户。世界在洋房外变化着,时间在洋房外翻腾着,而他守着这房子,像德国童话里守着一片森林的矮精灵一样,与这两者并无互动。

所谓与时俱进这种论调,对徐元章是不存在的。50多年过去,他的生活一直停留在1957年,心智似乎也一直停留在那个时候。但是现在,作为一名连继承权也没有的老者,他不得不从这里搬走。茫茫人海,我难以想象,这个连缚鸡之力也没有的老人离开他赖以生存的城堡,滚滚尘寰,将如何存活?

2005年,我在做实习生时想写一篇关于画上海建筑的画家的报道。一位非常老克勒的朋友推荐我:不妨去看看徐元章。“他画得一手好水彩,而且他只画老洋房。”给我的地址一看,就是宝庆路3号。

循着地址按响门铃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从小到大许多次,我经过这幢花园别墅无数次,也曾无数次好奇地向里面张望过,而现在门开了。老太太一般瘦小的徐元章站在我面前,犹如已经认识我十来年那样熟络而随意地说:“你来得正好,我正在煮咖啡呢,赶上下午茶时间了。”这便是开场白。

去采访对象家里不比上门作客,我从来只是空手带着笔记本去。但不知道为什么去宝庆路之前,我觉得见老派的上海人家应该有点作客之仪。便绝无仅有地特地买了一盒红宝石小方才去敲门。带着这盒奶油小方,我跟着徐元章穿过一间低矮的杂物间,转过看上去快要塌了的楼梯,再穿过一间厕所,然后是一条甬道,突然豁然开朗,一间方正明亮的跳舞厅赫然眼前。大约有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厅,铺着黄色的地板,朝南一侧是一色落地窗,窗外白色的台阶下,便是那5000平方米的草坪。尽管屋内四壁墙纸剥落,堆砌的家具一看都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但是这间阔朗的舞厅和这排窗户,依旧不失气势。

舞厅西侧,是一间小画室,暖气开得很足,这才是徐元章平日待客的地方。有几个中老年人慵懒地各自占据一个座位。一看便知是熟客。其中一位自称是律师,自我介绍说兼职徐元章画作的经纪人,主职是为老徐打房产官司。原来那个时候,房子问题就开始困扰他了。还有一位真是把我吓死,80多岁的老爷爷作猫王打扮。但他坐姿那么笔笔挺,对自己的装扮安之若素,好像他就是穿这细格子三件套西装和香槟色皮鞋诞生到这世上来的。

我用红宝石交换到一杯盛在塑料杯子里的咖啡、一碟奶油曲奇和一统关于绘画的访谈。我到底问了什么,我也不记得了。只记得老爷子说着说着开始跑题,半路拿出自己妻女的照片一张一张翻给我看。(总算老人家的通病)。他的老婆异乎寻常地漂亮,我看到照片的时候,就知道不是寻常男人能留住的那种。

果然徐元章轻描淡写地说:“她文革后出国了,后来女儿也带去那边,再也没回来了。”正说着,猫王探头进来问,周五放什么音乐,老徐想了一想,报了一堆英文歌名。上海话夹英文。后来我仔细想想,他对我说过的所有的话,竟从来没夹过一句普通话。

徐元章的绘画师承张充仁和俞云阶。前者是蒋介石像和邓小平像的雕塑创作者,后者则是《巴金像》的作者。只是在少年时代,徐学画的过程并不是去大师家求艺,而是这些大师来他家手把手教他。这似乎是他后来大半生的写照,外部的世界是到这幢房子里来找他的,至于他,从少年变成古稀,却几乎足不出户。

他不画人物,也不画别的景物,一幅接一幅的作品里,唯一的主角是上海的老洋房。徐元章画得是上海,是上海市民见惯的街景与建筑,但他画得又不是上海,不是这个热闹活泼的时髦都会,而是画家内心世界里的上海,静谧而闲适,洋溢着梦幻般抒情的气氛。

报道出来后,徐元章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周五晚去参加他的舞会。那个时候我在大学学生会里刚刚学会一点点“慢三”,在有人带我的情况下,勉强能跳恰恰。想到老人家的舞会不外乎是公园老人跳舞角那种,应该足够应付,便欣然赴约。当然那一晚,证明了我想得有多幼稚。

舞会差不多是7点开始的。一群年龄完全应该进养老院的体面人已经陆续就位。在他们熟悉的沙发和椅子上坐定。据说他们当中有医生有退休教师,但是绝大多数人是一生从未工作过的小开——已经6、70岁的昔日小开和公子哥,穿着光可鉴人的皮鞋梳着光可鉴人的头发。白天斑驳陈旧的地板在夜晚灯光一打竟然泛出上好柚木的颜色。由于玻璃的镜面效果,这舞厅又显得比平日大了一倍。

“猫王”在放卡带,作为舞会的伴奏带。哦天哪,这不是公园里老人家跳舞时听的那种《血染的风采》或者《康定情歌》,不是那种格调的怀旧乐,统统是英文歌,我从来没听过的怀旧金曲,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老歌,唯一熟悉的是《moon river》和《Tennessee Waltz》。

上海电台经典94.7播放的查理林怀旧音乐节目里,那位老克勒主播每次用上海话说“吾伲来听一首riverrita”的时候,我真是觉得酥了半边。宝庆路3号里也是这样,他们自称的时候不说“阿拉”,而是用更为正统的上海话说“吾伲”,称呼对方都是查理陈马丁李密斯黄,说起来都是昔日哪个资本家那位名门之后。

无一例外。

这是他们的入场券。

有个老人家请我跳舞,据我目测他大约超过80岁,光头、矮个、紧身西装,带我跳完一支牛仔舞不带喘气的。天可怜见我实在是跟不上那个节奏!和他相比,他的脚是20岁的,我的脚在他面前才是80岁的。于是我只好做壁花,看着眼前这群老人家。

徐元章不太跳舞,他笑眯眯看着他的宾客们,适时上来加些汽水和饼干。看到每个老中青女人都软语温存几句。中途不断有熟客自己摸着门进来,有些略年轻的老男人(50岁左右的),会带几个娇艳的女孩子来。有戏校的,也有舞校的。那晚有一个叫swan的学芭蕾的女孩子不知被谁带来,端得好身段。放什么音乐都跳得极美。男人们争着和她跳舞,拥她入怀时,手就势收得紧一些,她也只是回报嫣然一笑。“猫王”和她跳狐步时,一个激动竟然滑倒地上,我几乎以为他要猝死,不料他便就势趴在地上做《天鹅湖》里天鹅之死的动作,一边说“swan,来看看老天鹅为你而死。”哄堂大笑。我却开始觉得不堪。

临走的时候,我想去和徐元章道别。看到画室里亮着灯便跟着灯光走过去。隐约掩着的门半开,我刚走到门口就发现徐元章不是一个人坐在里面。画室里开着一盏黄色的灯,暖暖的色调照在他和一位相当年轻的女士身上。他们手拉着手,喁喁细语,那位年轻女士的头几乎靠徐元章怀了。按照年龄来说,徐元章足够做她的父亲甚至祖父。但奇怪的是,此情此景看起来并不是不自然的,眼前这幅画面看起来是干净的,甚至于是,宁静的。

我帮他们关上了门。

《胡桃夹子》里,被诅咒的王公大臣变身玩偶木偶,只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魔法才会解除,这些贵族才能恢复人形,自由走动。对于徐元章和他的朋友们而言,每周五的这场舞会,不啻是有如上意味。那是与屋外现实世界相抗衡的一个短暂而温柔的时刻。

当破旧的舞厅内音乐响起,当7、80岁的老翁滑出精湛的舞步,当少女巧笑倩兮美目四盼,奇迹也出现了,皱纹消失了,白发也消失了,剥落的墙粉和起翘的地板不见了,满屋子的老人味儿变成了衣香影鬓的味道。昔日小开名媛后代,在这间屋内重拾十里洋场的鸳梦。徐元章宛如回到少年时代,1957年的夜晚,华丽的豪宅内,那是妈妈和朋友们每夜跳舞通宵达旦的声响和场景,高跟鞋击打着弹簧地板,每一个音符都回来了。

但当舞会结束。人散后,徐元章什么都不是。

他一生不曾真正工作过。不曾真正呼吸过社会上的空气。多年来除去朋友接济和卖画所得,他的收入甚至还不够他出门上一次馆子。衣服也穿得廉价。但他并不以为憾事,他拥有过那些华服美食,现在他还拥有关于那些的回忆。

有一天傍晚,徐元章穿着件红色棉袄背心带着我在这片草坪上散步的时候,突然没头没脑地说:“我的一位舅舅以前在这片草坪上骑马。他从马上跳下来的样子,永远昂首挺胸。走路的时候,身边跟着一大群名犬。你真是不知道哟……”他突然有点动感情,微微眯上眼睛看着眼前的庭院。那一刻,他明显忽略了我的存在,自顾自站在了记忆的草坪上。然而我眼前实在没什么衣马自轻肥的富家公子和绮梦,我的目力所及,只是一片明显缺乏人修剪而疯长的衰草,失去了原有的青翠,在那上海的秋夜里瑟瑟地抖着。

其实早在徐的父母和舅舅一辈,家道已经中落,子女并无长辈的生财之道,但享受之道却不肯马虎一点。舅舅玩马玩名犬,妈妈学画学跳舞,万贯家财徒留花架子,内中却在虫吃鼠咬中被慢慢蚀尽。一如这间屋子,金玉其外,但仔细看时,雕花的木头里白蚁飞了出来。

徐元章并不讳言自己其实很穷。但他的身边从来不缺少女人。每次去他家,总能看见三两个极动人的年轻女孩绕着他转。而且每次去,这些面孔都不同。问他。他总说:是朋友。

这些“漂亮朋友“有的是舞会上的男人带来的,有的是跟着徐学画的女孩子。年龄总在20岁左右,至于那些年纪大的,慢慢就会离开这个社交圈,又会不断有新的女孩子加入。2006年,我正式工作后,带了包咖啡去拜访徐。

他在画室里躺着,他身边的,又是一张新面孔了。那是一位活泼丰满的小姑娘,正捣鼓着一盒绿色泥巴为他做面膜。徐听到我进来,要起身犹未起身,一把被小姑娘按回躺椅,她娇嗔道“帮帮,侬伐要乱动。”徐笑着跟我打招呼,我倒是看得入了神。问他,什么时候该名叫“帮帮”了?他指着小姑娘说,“都是伊,说我们是老人帮,于是叫我帮帮。”

后来我回去想想,这个名字倒真是贴切,这么多特定阶层的老人之所以乐意亲近徐元章,是因为他肯做造梦人。这梦是这群“老人帮“共有的梦,也让徐本身乐此不疲。

我问过徐一次,何以总能在身边保持固定数量的年轻女孩。要知道,即便是个英俊多金的年轻男人,也未必能做到。我以为他会给我一个戏谑的答案,没想到他思索片刻正色道:第一,从技术角度来说,我的年龄已经不可能对这些小姑娘产生危害了(呃……好吧);其二,我是个风流人,但我不下流。这些小姑娘见惯了男人索要的嘴脸,而我,给她们的是充分的自由和安全感。

但同样是因为漂亮女人的缘故,后来我便不再去宝庆路3号了。

起因其实是件很小的事,一次我的一位北方女友来上海玩,我做向导。因为恰逢周五晚饭店到处满座,又恰好我们走到淮海路,于是我建议女友不如和我一起去看看上海老克勒的舞会。女友没意见。她长得漂亮又大胆会打扮。我想“老人帮”也应该没意见。

果然女友走入舞厅时,男人们的眼睛亮了几盏。素来咪咪笑坐在一侧的徐元章看到我们,主动上前邀请我跳了一支慢舞。舞毕,他说到草坪上走走吧。离开人群,他很莫名地开始说一位朋友的是非。

“那个某某某,你认识伐”,他说,“真是拎不清,他有一次到舞会来居然带了个外地的女孩子,我这种地方,是外地人能进来的?”他停顿了一下,“上海小姑娘像你这样的”,徐看了我一眼,那种一贯含情脉脉的眼神,“我自然是欢迎的。”

我听懂了。但一时也拉不下脸来。赔笑了几句,推脱外面风大,重新回到舞厅。后来自然是我找个借口带女友匆匆离去。再后来因为工作忙了起来,走过路过宝庆路时去看徐的闲心也就淡了,当然也是因为有这次的芥蒂在。

但没想到,再次得到他的消息是从电视上。原来因为徐的母亲50年代去法国后再也没有音讯,作为失踪人员的子女,他对这幢老宅并无继承权。外祖父的其他子女也一直在争各自的利益。2008年,房子卖给某地产集团。节目组最后,打出字幕:“花园洋房易主后,再也没有联系上徐元章。”那个每周五如约上演的舞会和“老人帮”的狐步舞,终究成了断章。

实话说,此时此刻,我很想念那扇小小的铁门和里面的那整个世界,徐元章用50年悉心封存凝固住的时间以及如琥珀般永远活在往昔的人们。

也想念我每次按响他的门铃时,这个瘦小的老人会用那种漫不经心的糯糯上海话说:“长远不见想我了吧,进来喫杯咖啡吧。”


来源:文章的作者是依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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