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立
伟大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写出了前无古人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引导全世界关注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有人认为中国人缺乏抽象思维，这话不假，然而中国古代抽象思维到底处于什么水平呢？
象是一种体形庞大、性情温顺的动物，早就成为人类的朋友。它怎么会成为形象、抽象、天象、象征的“象”？马作为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又是怎样变成号码、尺码、筹码的“码”呢？
我们在小学课本上学过《黄河象》，知道几百万年前黄河流域暖和湿润，是适宜象生活的。河南简称“豫”，来自上古的“豫州”，“豫”字有象，是那里有象的见证。舜曾居妫汭，后代以妫为姓。舜弟名象。舜“葬苍梧九疑山之阳......下有群象为之耕。”“为”字古从手从象，表示马又象，引申为一般的行为“做”。妫、沩暗示象图腾。直到商代，黄河流域仍可见到象。甲骨文不仅有象字，而且有使用象和以象为族徽的记载。象尊为象的样子，上边的盖是一头小象。由于气候变迁，象的分布渐往南移。《尔雅》：“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象在秦汉时，对北方人来讲已是稀奇的物种，而南方用象却不稀奇。
象在上古时代与人们的关系比我们想像的要密切，象的意义抽象成为“形状、样子”，天象、气象、形象、想象等词的内涵反映了先民的认识过程。《韩非子.解老》：“人希见其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这是作者对动物“象”与抽象的“象”之间关系的探求。象的这种语义上的扩大，应在夏代以前。《尚书.皋陶谟》：“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方施象形，惟明。”如果此篇作于四千年前，就可以推断象的引申义在当时已产生了。《易.系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矣。”马王堆帛书《系辞》多数“象”写作“马”，是抽象的概念。《易》最初是否这样写呢？不知道。
《老子》：“大方无隅，大器晚[免]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一般的理解是：最方正，却没有棱角；贵重的器物总是最后制成，最大的声音听起来反而稀声，最大的形象，看起来反而无形。这种解释停留在文字表面，与《老子》抽象思维的实质格格不入。王乐耕先生的诠释：“合乎道的方术是不伤人的，‘天下神器’是免于合成的，‘道之出言’听不到它的声张，关于道的抽象看不见它的形状。”此说很深刻。《老子》所论“德”、“道”，都是抽象的概念。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本段开头四句中的“大”，都不是形容词“大”，而是名词“道”。“大音希声”，若照字面来讲，简直与本地俗话戏言“一个黄昏的早晨，一位年轻的老人......”同类了。三十五章：“道之出言”乃“大音”的真义。“视而不见”即“大象无形”，“听之不足闻”即“大音希声”。融会贯通，玄机不玄。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哲理上，《老子》都堪称抽象思维的范例。《史记.太史公自序》：“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上，复反无名......”象由物旬进而成为看不见的“道”的“抽象”，难以领悟，古今一理。
《周易》用卦爻象征天地万事万物，比《老子》易于理解，是更具实践意义的抽象思维体系。《系辞上》：“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卦象是抽象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用它去制器，去发明创造，表明易理并非为玄妙而玄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所宜，故谓之象。”《说卦》每卦有若干种象征物。《易略例.明象》说：“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是故触类可忘其象，合义可为其片。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物象只是道的说明手段，不是目的。《乾.象传》：“天行健”，《正义》：“或有实象，或有假象。实象者，若地上有水，地中生木也，皆非虚言，故言实也。假象者，若天在山中，风自火出，如此之类，实无此象，假而为义，故谓之假也。”卦辞的形式是为“道”服务的，象之实假是表面现象，抽象地探讨卦爻的变化才是易的用途。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系辞》与通得本有许多差异，最令人吃惊的是用“马”代“象”。如“在天成马，在地成刑”，“圣人设卦观马”，“是故吉凶也者，得失之也......刚柔也者，昼夜之马也”，“缘者，言台马者也”，“古者戏上[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印[仰]则观马于天”......这些“马”，相当于“码”，与“象”同义。马作为抽象的概念使用，不如象普遍。《礼.投壶》：“请为胜者立马，一马从二马，三马既立，请庆多马。”《注》：“胜筭也”。赌博的人用物衡钱叫“马子”。马王堆帛书《系辞》中也有用“象”的地方，“《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一章，用“象”客观存在，不用“马”。定州中山怀王墓出土竹书，《六韬》，有“如景之象其刑也”。断言《系辞》本来只用“马”而不用“象”是不可信的。周代“象”的引申义已广泛使用，比“马”普遍。马王堆帛书《系辞》可能是一种版本。帛书《老子》用“象”不用“马”可为佐证。若说通行本《易》把“马”改为“象”在通西域之后，也过于疏忽。象的使用早已如此，其形成当在远古，何必归因于印度？借助出土文物来考证“象”与“马”的抽象用法，对于正确认识古代中国思维方式是有益的。
（注：公孙龙所谓白马非马也许并不局限于通常“马”的含义。另在周易中，乾用龙来表示，而坤则用马来做代表，这里的马是指母马，所谓龙马文化，当与乾坤两卦有关）
周秦汉时期，诸子著作、史书及其它文献反映出中国古人民展现了抽象思维，名家专讲名实关系，阴阳五行用于解释万事万物，《论衡》无神论的思想，......不同的观念各自以不同的理论阐发，各自达到了不同的深度和广度。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后来科举的推行，纯粹的科学没能进入足够广阔的学术领域，终于导致中国科技被欧洲人超过了，而中国科技反而退步了。这样的局面到二十世纪才得以改变，一切从西方学来之后，再审视古人的思想，与古希腊哲人的成就，确实是难以相比的，因为它们的土壤不同，环境不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