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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山文化彩陶中，除了见到少量与庙底沟文化大致相同的旋纹（图谱P.110），也有一些表现有自身特点的旋纹，有重列的单旋纹，还有旋心不大明确的双旋纹和二方连续式杂旋纹（图八）。在内蒙古赤峰红山后等遗址，有一种重行排列的卷勾样纹饰，有的研究者称之为“三角勾连涡纹”[36]。这种图案呈现规整的二方连续结构形式，常常以重行排列的方式出现，有时平行排列多达6行（图谱T.1778－1780、1790）。采用阴纹方式反视这些图案，它们实际上是非常严谨的单旋纹，三角和弯钩状阳纹都是衬底纹饰。 红山文化中还有一种平行排列的二方连续图案，基本单元为一个旋心不很明显的双旋纹，左右旋纹的旋臂彼此不相连接。有的时候左右旋臂连为一体，构成标准的二方连续图案。当然，我们观察到的旋纹无一例外都是以阴纹方式表现的，如果观察阳纹，那也只是一些按正倒不同方向排列的弧边三角纹而已。在辽宁凌源县牛河梁遗址出土的一件完整的带盖彩陶罐上，就绘有这样的二方连续式旋纹，图案呈3行排列，都是以黑彩弯头弧边三角形为衬底，旋式阴纹构图非常严谨，它是红山文化最精美的典型旋纹彩陶之一[37]。 我们还注意到，红山文化一些遗址发现的一种“勾云形玉佩”，佩心部位都有单旋或双旋，这正是人们将它名为“勾云”的根据，其实完全可以正名为“旋式玉佩”，它所具有的含义与旋纹彩陶当不致有太大区别。 在内蒙古中南部，有一支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的文化，以托克托县的海生不浪遗存为代表，命名为海生不浪文化。在海生不浪遗址，出土了几件双旋纹彩陶，就结构形式看，与红山文化的二方连续式杂旋纹相同[38]。清水县白泥窑子遗址，不仅发现了单旋纹彩陶（图谱P.106），而且还出土了从器形到纹饰都与庙底沟文化没有区别的叠旋式纹饰彩陶[39]。 庙底沟文化的后继者是西王村文化，主要分布在豫陕晋一带的西王村文化并不以彩陶为显著特征，相反彩陶明显衰落下去，在多数这时期的遗址几乎见不到有彩陶出土。少数遗址发现的数量有限的彩陶片，上面一般仅绘有十分简单的几何线条。不过我们注意到，分布有陇东一带的与西王村文化年代相当、内涵相近的晚期仰韶文化，彩陶却仍然非常流行，它为探查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去向，保存了重要的线索。 以甘肃秦安大地湾第四期文化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有的研究者归入马家窑文化的石岭下类型，有的则归入仰韶文化的西王村类型，或直接称之为西王村文化。它的彩陶数量也不少，纹饰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旋纹。同类遗址发现的彩陶旋纹有时体现有鸟形的图案特点，有的研究径直将它归入鸟纹之列，实际上与其它旋纹并无二致，由此看来，它受庙底沟文化彩陶表现方式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图谱T.98、99、102－104、106、117）。宝鸡福临堡第三期文化，为西王村文化，与大地湾遗址四期文化接近，几件尖底瓶上的白彩旋纹，就是由庙底沟文化的旋纹发展而来的[40]，变化较大的是，福临堡所见的旋纹是直接以白彩绘成，上旋与下旋已非常明确地连为一体，左上旋延长至右方变为下旋，后来它就成了马家窑涡纹的主要构图形式。因为用的是白彩，对尖底瓶上的旋纹可以直接认读阳纹，这是少有的例外。 马家窑文化中大量称为涡纹的彩陶，也与庙底沟文化的旋纹具有明显的渊源关系。这些涡纹其实都可归入旋纹之列，很多都是以弧边三角作衬底构成，有明确的旋心，一般都是双旋式的二方连续结构形式（图谱T.123、127－129、133、161、172、189）。马家窑文化彩陶上也见有单旋纹，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一件彩陶壶，在腹部的一组弧线内，以顶端带小弧边三角的单股线条绘出一个单臂旋纹，非常简练（图谱T.186）。马家窑文化彩陶上也有单体双旋纹（图谱T.169、170、182、183）和平行的叠旋纹（图谱T.253、264）及竖行的叠旋纹（图谱T.197），它们同庙底沟文化的明显区别是，很多已直接采用阳纹方式表现。在半山类型文化中也有不少典型的旋纹彩陶，多为二方连续图案，构图较为严谨 （图谱T.332、357、359、371、382、393、399、412－414、463、465、472、473、483－488、515－520、）。马厂类型文化中典型的旋纹彩陶已不多见（图谱T.828、853），但许多十字形或变体十字纹，其实都是旋纹的变体，是旋臂图案化的结果[41]。 在新疆地区，旋纹彩陶也有发现，木垒县四道沟见到的彩陶片上就有阴纹单旋图案（图谱P.133），在吐鲁番艾丁湖、乌鲁木齐鱼儿沟也出土了单旋和双旋纹彩陶（图谱T.1994、1996、1997、2003、2004）。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南部的新石器文化（表三）。 大溪文化彩陶也以旋纹作为一个重要题材。湖北枝江县关庙山遗址见到与陇东地区非常接近的叠旋纹彩陶片，松滋县桂花树遗址则发现了二方连续式旋纹彩陶片（图谱P.127）。四川巫山县大溪和松滋县桂花树发现有单体双旋纹，旋臂表现出较强的装饰意味（图谱T.1953、1967）。大溪遗址还出土一件图案较为复杂的朱绘黑陶，绘二方连续式叠旋纹（图谱T.1952）。在一些遗址彩陶上较多见到的绞索纹，其实也是旋纹的变体（图谱T.1994-1996、1954、1961、1968）。 屈家岭文化也有一定数量的旋纹彩陶，有双旋纹，也有叠旋纹（图九）。湖北京山县屈家岭、湖南澧县梦溪遗址，都见到一些旋纹彩陶（图谱P.128、131）。湖南华容车轱山遗址的一件彩陶壶肩部，绘一周二方连续式双旋纹[42]。屈家岭遗址还有一件彩陶器盖，绘10个双旋纹，都有一条较直的旋臂指向盖钮（图谱T.1974）。河南淅川县黄楝树遗址的一件彩陶壶，壶腹和壶颈绘两排叠旋纹，旋臂数量不等，两旋纹之间的旋臂互不连接，旋心不显（图谱T.1940）。引人注意的是，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的一件彩陶罐，纹饰风格与庙底沟文化非常接近，图案为混旋组合，有带旋心的单旋纹，也有形似双旋的叠旋纹，叠旋的主旋臂与副旋臂区分得很清楚（图谱T.1939）。
东南一带，发现彩陶不多，崧泽文化黑陶罐上有朱绘旋纹，为二方连续样式（图谱T.1915）。在崧泽和其他年代相当的文化中流行陶器镂孔工艺，其中旋纹就是主题之一，常用圆形和三角形镂孔作为衬底，保留部位就形成了旋纹纹饰带。过去研究者只注意观察镂孔的形状，而忽略了未镂部位显示的纹样，犯了与彩陶解读只读阳纹相似的错误。 昙石山文化彩陶上的回纹，表现有单旋纹的特点，可以看作是一种变体旋纹（图谱P.121）。台湾高雄凤鼻头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彩陶罐，由颈部至腹部满绘着单旋纹，虽然排列欠整齐，但旋心与旋臂却描绘得比较清楚，也是以阴纹方式表现旋式结构的（图谱P.123）。 表3：黄河地区以外“旋纹”彩陶统计表
将各地发现的旋纹彩陶大致罗列出来以后，我们对它的流传过程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其实关于新石器时代旋纹彩陶的传播，过去已有研究者进行过探讨。苏秉琦先生1985年在山西侯马晋文化研究会的发言，讲到庙底沟时期“花卉”图案彩陶的传播[43]，他说：“仰韶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是两种小口尖底瓶（壶罐口、双唇口），两种花卉图案彩陶（玫瑰花、菊花），两种动物图案彩陶（鱼、鸟），是两类六种。其中生命力最强的是双唇口尖底瓶和玫瑰花图案彩陶。玫瑰花的完整图案是包括花、蕾、叶俱全的‘一枝花’，向东去，洛阳郑州间仰韶文化中的玫瑰花是‘一朵花’，而不是‘一枝花’。向东北方向，经过山西省境，到达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地区蔚县西河营一带（属仰韶文化传布范围）的玫瑰花则是‘一枝花’。……而‘一朵玫瑰花’图案彩陶更远达辽宁朝阳、阜新地区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范围，并有一个相当时间的发展序列，始终保存着玫瑰花‘覆瓦状’花冠图案基本特征”。他在根据这个发言改写的另一篇文章中，依然表达了这样的认识[44]：“源于陕西关中西部的仰韶文化，约当距今六千年前分化出一个支系（宝鸡北首岭上层为代表），在华山脚下形成以成熟型的双唇小口尖底瓶与玫瑰花枝图案彩陶组合为基本特征的‘庙底沟类型’，这是中华远古文化中以较发达的原始农业为基础的、最具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火花’（花朵），其影响面最广、最为深远，大致波及中国远古时代所谓‘中国’全境，从某种意义上讲，影响了当时中华历史的全过程。” 这里所说的花卉纹，自然就是本文所说的“旋纹”，苏秉琦先生对花卉纹传播途径的推论和含义的评说，我们可以看作就是对旋纹彩陶而言的。当然就旋纹而言，它所涉及的地域更为广泛，涉及的文化类型也更为众多。我们对张朋川先生在《中国彩陶图谱》中所列2000余件彩陶进行了粗略统计，发现有300件以上绘有旋纹或与旋纹有关的纹饰，占1/7强，数量不能不算多。发现有各式旋纹的新石器文化类型有10多个，它们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有的则分布在长江流域或更远的地区。 表4：“旋纹”彩陶在中国新石器文化中分布的统计
在不同文化中见到的彩陶旋纹，有的联系密切，有的又较为疏远。从总体情形看，在时代大致相近的庙底沟、大河村、大汶口和红山文化中，相似性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它们之间的比较，用反视方式绘出各种旋纹排列在一起，可以获得明晰的印象（图十），在此不备细说。 在此还要提到的是，旋纹装饰在史前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范围内，在中国以外的地区也有发现。这些发现之间所体现的关系，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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