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的少年时代，乡下社会的人情关系要比现在紧密得多了。虽然同村的未必是同姓和亲戚，但遇到有事了互相帮一把也是常有的事。婚丧喜事往往全村参与，固然总是本家的亲戚操持得多，但邻居家也总要出借桌椅和餐具，也因此，那时每家的碗碟底部或调羹上，多刻印着一两个字，犹如家徽一般，以免弄混。有时我放学回家一看，家里空荡荡的桌椅碗碟俱无，便知道父母定是去哪家帮忙了，便顺着远近传来的吹吹打打声音，找过去吃碗便饭。至于农忙时节帮忙，那也并不少见，五姑夫妇便会来帮着收割下，事后母亲再作答谢便是。 这些说起来都算不得是什么大事，那时更习以为常，也并未在意。但近些年来明显可以察觉到：曾有过的这些互帮互助的联系，是在渐渐淡去。固然婚丧喜事的场合似无太多变化，但那也是在保留着传统习惯中老年人之中，他们仍按以往的做法操持，而如果是年轻人自己办，往往就简单多了：他们可以在镇上或县城的酒店里办；可以请厨师上门来全包；甚至是旅行结婚。至于农活，也早用不上人帮手了，十多年前就是依靠联合收割机来，每亩地110元，又或者是雇佣来此打工的安徽人插秧、收割，到近些年，因为要把崇明建设成生态岛，原来的稻田大多变成了树林子，更是连农活也没多少可干的了。如果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村镇还会安排家政服务照应。 就像吴飞在《浮生取义》一书中所发现的那样，当人们生活好起来之后，他们往往心气变得更高了，家中的冲突可能反而加剧，因为人们觉得没必要再像以前一样委曲求全。我们乡下虽然未因此酿成什么激烈的事件，但确实也可以感受到某种微妙的社会氛围变化，许多人的话里明着暗着都是一个意思——“现在自家的日子是好过了，用不着靠谁”。这种话有时以一种委婉的方式表露出来，即觉得“找人帮忙，欠人情那么麻烦，还不如雇人呢”；有时则在夫妻争吵时也会激烈地宣泄出来：“我又不靠你！我自己也能活！” 社会学家阎云翔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曾以黑龙江的一个村庄为例来说明这种个人主义浪潮在中国的兴起，但他似乎也忽略了一点：这种个人权利意识的高涨，伴随着对以往道德行为的重新审视，以及人际冲突的加剧。毫无疑问，人们能觉得“不用靠别人也能办好”，伴随着个人自信的增强，而这与个人的解放相辅相成；但也正因为他们现在觉得不再需要别人，随之而来的便是他们易于过度伸张自我，而忽视别人的感受，这却可能使社会进一步原子化。 这样回想起来，在传统社会时代的许多美德，本身可能就是一种生存策略。假如人们常常要靠互相帮助才能挣扎着活下去而不至于被“齐脖深”的河水淹没，那么不难想见，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人要生活下去是如何的艰难。越是艰难的生存环境，便越是需要抱团。正因此，当数十年前土改一度造成生产困难时，农村中出现了互助合作运动的风潮。在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中，逐出家门不仅是耻辱，可想还意味着要面临独自生活的艰难现实，所以这才能成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既然每个人都要互相依赖和扶持才能生活下去，那就必须结成一个紧密的网络，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有求于人。在这种情况下，维护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人如果一味地逞强，到头来可能吃更大的亏。所谓“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忍让、和为贵的训诫、“礼多人不怪”、互帮互助，说到底也是这种社会形态下的生存策略吧？ 不难想见，这些传统美德事实上都要求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压抑自我——如果维护社群关系比伸张自己的个人权利更重要，那就不得不如此。尤其在一个社会缺乏其他保障的时代，基于亲戚关系的互助网络，几乎是个人所能够寻求的唯一可靠的外部帮助。我们不必将这种互助作为传统社会的一个特征和美德加以理想化和过度美化，因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那其中也隐藏着无数冲突和人情的复杂。人与人之间如此不同，大家庭、大家族的相处自然意味着要相互容忍，用钱钟书的诗句来说，“百忍相安亦大难”。 近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变化，在全面提升社会发展程度的同时，使得这些逐步走向解体。在土地承包之后，几乎在全国各地的传统社区都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村民之间的联系日渐松散，互助关系几乎不复存在，在大部分地区，家族的经济互助都已不存在了，每家每户现在都是各归各地过日子；而且也正是由于日子越过越好，人们也就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压抑自我，这便进一步导致了个人主义的膨胀，因为如今这世上少了谁都能活下去。从某种程度上说，以往那种基于乡族之间互助合作的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已大抵变成了历史，现今渐渐浮现的乃是个人的自我管理。 如果照此推论下去，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潘光旦当年曾说过的，“古代婚姻制度的成立，最初的目的也许是个人间经济生活的合作与互助，生男育女的兴趣也许反在其次；至于人格的完成，最初是绝对谈不到的”。照现代人的爱情观来说，这像是对他们灵魂结合的侮辱，但很可能这才是事实。按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观点，亲属关系也应被视为“策略性行为”的产物，而不是血缘的自动和天然结果。古代游牧民族中的收继婚（如王昭君在前夫死后再嫁其子）、藏族的一妻多夫制（多是同时嫁给几个兄弟，这样可维持家产不分），以及清代底层贫民中的一妻多夫现象（往往是一对夫妻为了生存而再找一个男劳力来，一如许地山小说《春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生存策略。 在现代社会，这些无疑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婚姻普遍被视为是两个人之间精神结合的结果，他们彼此独立而各具权利——但这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即很多人之所以不离婚，只是出于一些现实生活的考虑。2011年春，日本新修订的《婚姻法》生效，规定离婚后妻子可以获得丈夫退休金的一半，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分文不得，其结果，使老年妇女提出离婚的官司激增，因为她们觉得终于不必再忍受下去了。 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使社会的内在机制和社会控制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随着个人权利的保障逐步完善、服务机构的增多，人们逐渐不再需要向亲戚和邻居寻求帮助，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圈子扩大到了以前所不曾想象到的地步，外界交流的扩大和个人的移动，也使得他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在小范围内跟人进行密切的互动，在这种情况下，以往那种为了应对艰难生活的乡族互助，变得毫无意义。对年轻一代而言，甚至只不过像是令人厌烦的人际关系。如今，只有国家和市场集中了社会控制的资源：它们都能有控制地分配和重新分配着社会资源，包括那些象征性符号，只有这些才影响到个人的生存状况。 如果追溯历史地看起来，这可能是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旧道德崩溃的又一阶段。从那时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双重衰败、解体开始，新道德迟迟没有建构起来。我们现在目睹的，可能是一个新的景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原本赖以依存的道德与观念，遭遇到了釜底抽薪式的冲击，互助的社区道德准则与个人主义道德原则之间的冲突与兴替开始了。 然而在此不可遗忘的是：伴随着这种个人的解放而来的，则是社会的原子化和人的孤独感。这正是因为个人感到在现在的社会中，可以不必依靠或麻烦他人也能在物质上好好地活着，既然如此，他们也就不想去委曲求全了。历史上可能从未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人们密集地生活在一起，而全社会却被孤独感所困扰。虽然在这一点上，中国还远不及日本等发达社会严重，但不能不未雨绸缪地想一想这个问题：社会之所以成其为社会，岂不就是因为人有着相互联系地生活在一起的需要么？  文/维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