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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没有“补法”可言。
面对如此偏激之词，《斥医断》①在“绪言”中将自己的意见概括为：“余读鹤氏所编吉益子《医断》，废书而叹曰：可爲太息者三，可爲流涕者二；其佗背理而伤道者，难徧举矣。”即可叹息者三、可流涕者二，即：
1、夫医虽小道，其精理妙用，非圣人不能肇修之也。是以古今医流，虽有卓识俊才逈（辞源亦无，仅有迥）出于人者，然其论辨取舍，一皆折衷于经，而终不能更其辙也。人命所系，至重綦大，岂可不慎哉！而彼书也，断然摈医经、弃阴阳、变古今不移之道，而异其端矣。呜呼，此言之行也，后将不胜其弊矣。可爲叹息者一也！
2、虽以仲景明敏，犹质信于《素问》、《阴阳大论》。彼书虽称取方于仲景，然取舍任意，加以妄说。谓人参无补，而治心下痞鞕；附子非温，而逐水气。然则仲景何不舍人参用枳实，代附子以甘遂乎？可谓无稽之言矣。可爲叹息者二也。
3、夫政有王霸之别，吏有循酷之异，医道亦然。彼书论术甚率易，分证尤忽略，不求标本，不究病因，有攻而无补矣。譬犹李斯、商鞅之术郅都杜周之治。如此而不败者几希也。可大息者三也。
4、虽死生有命，医事所关亦大矣。原治术之得法以回生，与失宜以速死，则可以知之矣。吉益子谓死生医所不与也，此言之弊，终令庸愚者视人死如风花。吁！民病将畴依。可爲流涕者四也。
5、其最胜悲者，初诞婴儿不辨禀赋渥薄，一切攻击之施。古今经法，置而不论；臆断所是，无少顾疑。至痘疹之治，惨刻益酷，可不谓忍乎。可爲流涕者五也。因而“不可不辨也”，于是乃作《斥医断》。有意思的是，纵观双方的论说方式，同样都是广征博引古代文献、圣贤之语为依据，最终只能是各自张扬自己的观点。
十分有意思的另一点是在平安医士法眼武川幸顺所撰“题斥医断后”中，将古方派思想的根源归罪于儒医②。在他看来，儒医的问题在于纸上谈兵而缺乏实践经验。因见《书经》中有“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之语③，所以东洞之流的儒医们便大唱毒药攻疾，务令病人出现“瞑眩”之状，才是配得上称之为“治疗”的治疗。他讥讽《医断》的作者鹤元逸为：“白面医生，学而未试。其药不售，终日兀坐，与书爲仇！”这种将勇猛攻疾的治疗方法，与温文尔雅的儒生联系在一起的评价，确实可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与理解“儒医”。可资比较的例子是，就学识素养而言，中国的“金元四大家”都可纳入儒医的范畴，但其医学主张却截然不同。李杲认为胃气就是人的元气，各种疾病大多因脾胃损伤而起，所以治疗以“补土（脾胃）为主，被称为“医中王道”；朱丹溪认为既然疾病是因阴阳失衡所致，而人体又是“阳常有余，阴恒不足”，所以主张通过滋补阴血以达到阴阳平衡，这些似乎都很符合儒家学问的特点。然而同样具有良好儒学素养，并以《儒门事亲》作为自己着作名称的张子和，却认为“疾病”并非人身固有之物，所以治病无非就是攻去其“邪”，因而只能通过汗、吐、下三种方法除去附着在人体上的疾病，哪有“补法”可言？又如袁嘉裕（栎山）针对东洞所倡毒药攻疾、瞑眩疾去、死生有命等，有如下论说：“……当此时，东洞翁忧养荣滋补之害，欲以矫其弊，可谓卓见矣。而翁为人猜忍惨刻，不辨体之虚实，不论邪之剧易，妄泻下攻击之。而其人烦躁狼狈将死，则泰然曰：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未几而死，则曰：死生有命，非医所与知也。盖万病唯一毒，泻下其毒而反死者，皆命也。非药毒之使然也。今天下之人，不幸为毒药毙者，不归罪于
① 见陈存仁编《皇汉医学丛书》，上海：世界书局，1936 年。第十三册。
② 例如该跋文中说：“近世香川子首倡儒中之医。……世医小有才之辈，遽喜其新奇，妄谓千古不传之祕者。殊不知议论之激，矫而过正；好奇之甚，稍涉偏僻。……鹤生作《医断》，则全然香子之说，剿以爲己有。稍换其字，或微变其意，左支右吾，敷衍成篇。其他一二异见，饰以师说，而务立其门户。……儒中之医，而有斯弊，不亦怪乎？”
③ 后人多认为其意为：药物的猛烈如果没有达到令人“瞑眩”（眩晕）的程度，则重病痼疾无法治愈。医而归天，实翁之妙计也。嗟乎甚矣哉，翁之作俑也。世之粗笨惊奇好怪者，乐闻其诞，乃芥视人命，恬不知恤。又设猛毒峻剂之穽，彼蒙昧而舁痼担痾者，且曰：吾闻医者之治疾，犹贤者之理国也。昔郑子产教子大叔曰：子为政莫如猛！吾东洞先生所以聚猛案峻毒供医事，职此之由也。或曰：然则其死补益与死攻击，其死则一也。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如之何可哉？古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观今世无工医者，亦如不治而待天命也。”①纵观论争之中，批评一方的立足点大致包含三个方面：未能正确理解古文本意；不明医理、偏激；生性残忍，没有医生的慈爱之心。而“对于反东洞派的这些论难，一一举出证据，以论说东洞医说之正确性的乃是村井椿寿（号琴山，1733-1815）。椿寿以为至张仲景逝后二千年，东洞先生始注意到医道的要点，着《医道二千年眼目编》，以充满热情的笔调，乃至喋喋不休地维护着东洞。”②另外还能见到在态度上立于支持东洞的立场，但对其学说却悄悄加以折衷改造者。例如《后医断》的“脉候”一节乃是这样说的：脉即一身之活机，人各有常脉，而体有所疾，则其脉不得不变也。乃随其所变，备之一候。热乎爲浮，寒乎爲沈，于是可辨其阴阳也。重乎爲紧，轻乎爲缓，于是可分其伤寒中风也。而后变之又变，爲弦爲涩，爲数爲迟，虚实定焉，死生判焉。脉之爲状，千变万化，虽如不可候乎，约之于此，无有一不得其肯綮（qing）也,不亦妙乎？况并之三诊，而候法尽矣。若或厝脉论证，或损证论脉者，此举一而废一也。况谓五动或五十动候五脏之气者，以意推度，言其仿佛，以欺病者，亦焉知治病之方法乎哉。医能辨其寒热，则处方于是乎定；能察其虚实，则死生于是乎分。唯脉可以候也，脉之用爲然矣。比照前述《医断·脉候》的基本观点，可知《后医断》的作者所做的折衷性改造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医断》以脉如人面、各不相同为喻，提出医生既然不可能知道每个人平时的正常脉象，自然也就无从判断何为“病脉”，从而否定诊脉的作用。《后医断》的作者虽然没有从逻辑上指出所谓“常”乃是一般标准，并非某一具体之人平时的脉象，但承认“病脉”的存在与可知。
2、虽与《医断》一样仅承认几种最明显的脉象变化③，但承认其在辨别阴阳、寒热、虚实方面的价值。
3、与《医断》一样，否定了以“五动或五十动，候五脏之气”的说法。
4、认为“三诊”（脉、证、腹）并重，不可举一废一。并特别强调辨寒热、察虚实，以定处方、决死生，“唯脉可以候也”。
六、东洞的着作、家人及弟子其子吉益辰于1785 年披露其父的着述谓：“凡千卷。方术之士往往见之，谓是真古疾医之道也。”所录书目为以下11 种：
1、《方极》一卷（宝历五年着述，1764 刊行）
2、《类聚方》一卷（着述于1762，刊于1769）此书从《伤寒论》《金匮要略》选方220个，分类编排。未亲试之方置于卷末。村井琴山谓：“中华历代数千百之医人，观仲景无过于此。
3、《医事或问》二卷（1769 着，1825 刊） 共设37 问，以说明其主张。
4、《药征》三卷（ 1771 年着述，逝后十二年之1785 刊行）
5、《古书医言》四卷（1813 初刻，1864 刊行） 此书从《周易》、《书经》至《内经》、《伤
① 吴秀三藏《东洞一毒说评论卷》。
② 大冢敬节：“近世前期的医学”，载《日本思想大系》63“近世科学思想下”，东京：岩波书店，1971年，第531 页。
③ 较《医断》所举浮、沉、迟、数、滑、濇六种脉象，多出紧、缓两脉。
伤寒论》抄出有关医药之事，逐一评说。另有名曰《医事古言》之书一册，刊于1805。所举古
言少于《古书医言》。
6、《东洞先生遗稿》三卷
7、《医方分量考》一卷
8、《方选》一卷①
9、《丸散方》一卷
（上二种，东洞我爲平日调剂编，藏于家，而不公之。但入门者，得誊写耳）
10、《医断》一卷
11、《建殊录》一卷此书为门人严恭敬于宝历十三年辑东洞验案54 例而成。后有“附录”一卷，系长门儒官鹤台先生以未治愈的病例请教东洞，以及东洞的分析。（上二种，门人所着，而东洞鉴定之）
另外，属笔录东洞口授、或述其遗教者，有：
12、《补正辑光伤寒论》二卷
13、《辑光伤寒论》一卷
14、《删定十二律方》一卷②
15、《家塾丸散方》一卷
16、《腹诊论》并图三卷
17、《东洞先生痘疮新论》一卷
18、《东洞先生答问书》一卷③
19、《东洞先生配剂录》二卷
20、《东洞先生应问录》一卷
21、《东洞翁遗草》一卷
东洞娶有一妻二妾，共生九男一女。生后即死者三，夭折者三，为医者二，传其衣钵者为妻高木氏所生吉益猷。④
① 书肆北林堂于文化八年刊题为“吉益东洞先生口授，干省守业笔记，殿经文纬校订”的《方机》。据殿经文纬序文说，“书肆北林堂赍《方机》来曰：‘此书也东洞翁口授，而门人之所传记以为帐祕也。余得之于干守业者，欲刊以公于世，愿劳先生而得校订。’ 余不敢辞云云。”此书目录列175 方之名，皆《伤寒杂病论》之方。正文中所列方名计123,其他则出在加减变化之中。内容包括方名、药物构成与剂量、制药与服用方法、适用証、加减变化（未必都有）。大冢敬节认为此《方选》或即是《方机》的前身。
② 村井琴山谓：“又集后世之方为《十二律方》”（《三世医谭》）引自艺备医学会：《东洞全集》，京都：思文阁出版，1970 年复刻本，第99 页。
③ 江户之尾台榕堂校订门人笔录，共计26 问。
④ 妻：高木幸，天明元年58 岁殁生三男—包：1744 生后即夭
—璇：1747-1750 痘夭
—猷：1752-1813（即南涯）
一女—三保（嫁门人二宫果）
妾：佐登、几
四子某：1753 生后即死
五子某：1754 生后即死
六子：清麿1762-1802（爲儒）
七子某：夭
八子某：1771 年夭
九子：辰麿1767-1816（几之子，大阪爲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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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益猷（1752-1813）字修夫，初号谦斋，后号南涯，通称周助（幼时大助）。着《方规》，言活用仲景医方之道。后以东洞万病一毒之说茫然无可据之形状为忧，乃创人身有气血水三物，毒乘此始为证之说。以此解释《伤寒论》，成《伤寒论精义》。后又着《医范》，以明气血水之辨与万病一毒之旨无悖。沿着这一轨迹，又着《气血水药征》，形成了一个新的完整体系。在籍弟子三千余人，成名之辈亦不少。（气血水之说为并河天民首创，而南涯以其释《伤寒论》）据中川修亭《医方新古辨》说，南涯之人“大用力于实事、大禆益父之道。”但置《方极》不用、视《药征》亦多有不满之处、对《类聚方》中的“为则按”多不取。认为其父仅属“创业”，故难望“全备”。正谬误、补不足，乃其“事父之道也”。在本节的标题中，之所以要将“家人”列入，主要是因为东洞为其母、子治病的记录颇值得一读。
“东洞母尝患痰喘胸痛，时年七十有三，病革矣。东洞曰：死，命也，不可如何。虽然所忧如此，岂可委于命乎？请见于之所为。众皆栗栗怀疑惧。东洞曰：病势骏急，死生在于瞬息。药难再，非一举以歼酷毒，噬脐不及。乃作南吕丸，倍甘遂以进之。顷刻发冥眩，吐泻十数回，脉息微微，如死状者一昼夜。至明日，爽然如宿醒之解而复平。其壮健无病，以天年终焉。”①
从中可以看出，东洞在为其母治疗的过程中，可谓坚定不移地贯彻了他所力倡的“疾医之道”。在命悬一发之际，仍敢于峻药攻疾，挽狂澜于既倒。经过吐泻不止、气息奄奄、如死之状的“瞑眩”阶段后，竟然恢复了健康。但其子却没有如此幸运了：“其子千之助四岁而患痘，症候甚急也，为紫圆饮之。虽颇奏其效，卒至不可救焉。
后数年，其妹四岁亦患痘，疮窠概密，色亦紫黑，咬呀喘鸣，不胜闷苦。东洞亦为紫圆饮之，于是族人某者谕曰：向者或訾曰：东洞之处方也，不论内外，诸疾必下之。是以意杀其子矣。而今亦下之，如有不讳则得无不慈之讥乎？东洞曰：方证相对，其毒盛死者，是其命也。岂拘毁誉而变吾操乎？益饮之不休，诸证皆退，全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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