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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游泳》
作者：[英国]格雷厄姆·斯威夫特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12月 编辑推荐 布克奖得主
克里斯托弗·诺兰奉为导师的作家 深受拉什迪、石黑一雄、约翰·班维尔赞赏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短篇小说集 作者简介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1949年生于伦敦。自幼热爱阅读，自学写作，发表过多部长短篇作品。1983年，小说《水之乡》为他赢得了布克奖提名，并摘得《卫报》小说奖。1996年，小说《杯酒留痕》力挫群雄，夺得当年的布克奖，从而奠定了他在英国文坛的重要地位。 内容介绍 斯威夫特以细润，深情，收放有度的文字，书写婚姻中无硝烟的战争，祖辈间的情感鸿沟，对真相的疑惧和战争留给人性的印痕。十一篇故事，都是对灵魂深度新的涉测。它们描绘平凡人内心世界的惊涛骇浪，揭示我们安之若素的生活背后的“真实生活”。翻开这些故事，如同突然拉开了一道通往地下室的门。 名家、媒体评价 说到影响，有些作家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在他的《水之乡》这部奇妙的小说中，平行的时间线索不可思议地纵横交错，让我非常震惊。我努力将这种多见于小说中的叙事手法应用于电影。——克里斯托弗·诺兰 斯威夫特精炼的文笔，塑造人物的天赋，对真实生活的细节和复杂性的精确捕捉，这一切美轮美奂地编制成浓缩的谜一般的故事，深刻地揭示平凡人生中的幻觉、遁词和不可思议。他是天生会讲故事的人。——《每日邮报》 他有独特的风格，坐拥一个独特的世界，有着无声的力量，都在文字中绵绵不绝而毫不费力地呈现着。凡倾心于短篇小说艺术的人，不可不读斯威夫特。——《标准晚报》 试读选摘《旅馆》 他们让我出院的那天，我逛了好长一会街。街上的行人看上去冷漠而伤感。我注意到每个人的脸上无不挂着劳累、恐惧和忧患的神情，而我似乎比他们优越，仿佛他们是区区侏儒，而我却挺拔魁梧，比他们看得更远。不过，这儿那儿偶尔也会冒出一些个子高大、目光锐利的人。这些人好像本事很大，好像随随便便就可以管人家，调遣人家，抚慰人家。 第二天，我如约回到了医院，去跟阿齐姆医生道别。他们放我出院的那天，阿齐姆医生被人请去出诊了。我对他说：“我想告诉您，我对您无微不至的关怀深表谢意，我对您和全体医务人员的工作钦佩之至。”他微微一笑，似乎非常高兴。我继续我的告别演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在哪儿犯了错。现在一切都一目了然了。你得做一个关爱他人的人，而不是一个被人关爱的人。就这么简单。” 然后我说：“我在这儿一直过得很愉快。”阿齐姆医生满面笑容。我离开时，他与我紧紧握手。那时我就知道，总有一天，我必须扮演一个像他那样慷慨好客、关爱他人的角色。 我母亲去世后不久，我就住了院，一住就是三个多月。警察把我抓了去，因为我在街上大嚷大叫，引得行人驻足围观。警察以为我喝醉了或者嗑了药。不过后来他们查明情况并非如此，就把我带到阿齐姆医生和他的同事们那儿。 说来也怪，当时我竟是被警察送到医院大门口的。怪就怪在给我所谓的“治疗”起先似乎与刑事审讯相差无几。我仿佛是个嫌疑犯。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为了避免麻烦，他们要我彻底坦白交待。医生们跟我玩起了小小的问答游戏（就像审问）。当我不能提供正确答案时，他们就会失望地长叹一声，给我拼命地注射镇静剂，然后等候下一轮提问。我不禁暗暗寻思，他们是否会在某个阶段采用更严酷、更狠毒的手段。 所以，当我说“实话相告，我曾经想害死我母亲”时，无论是他们还是我自己都如释重负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这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我不过是说说而已。可是我的医生们似乎欣喜不已，开始替我忙开了。从那天起，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信任我了，他们变得更友好了。而也是从那天起，我开始钦慕起他们。 只有一件事似乎令他们大失所望：当他们又追问“你为什么要害死她？难道你不爱她吗？”时，我无法给他们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是问题的第二部分使得我心烦意乱。一听到这个问题，我就情不自禁地生他们的气。我是非常爱母亲的，但是，我明白，假如我照实说，我肯定会越说越乱套。所以，我就干脆把往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得了：三年前，父亲撇下了母亲和我，我们娘儿俩就只好相依为命了。不过，我们的日子倒过得挺快活，我对父亲的去世甚至还暗暗窃喜呢（虽然我没有告诉他们这点）。等我稍微长大了点后，我就开始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觉得母亲想伤害我。我对她又怕又气。后来，这种感觉愈发强烈，我就巴望她早死。她倒真的死了。她是在大街上被一辆小汽车撞倒的。人家告诉我，那辆车行速极慢极慢，可她就给撞死了。我得赶到医院去辨认她。 接着，我的医生们又问道：“可是，假如你怕母亲，假如你怕她会伤害你，那么你干吗不离开她呢？”我没有回答。到了这个时候，我注射镇静剂了。 就这样，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我到底为什么想要谋害母亲。不过，或许是我告诉他们的那点情况就够用了，因为，正如我所说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大大的改善。我们会常常谈论我的“问题”，好像我们是在议论一个局外人。我不再胡言乱语，不再大叫大嚷，不再因为去世的母亲而悲恸哭泣。我的责任医生阿齐姆告诉我，我的病情在逐步好转，我自己深有同感。 有一次，我对阿齐姆医生说：“我一直被禁闭在这儿—人们认为我精神失常—是由于我想谋害我母亲吗？是这么一回事吗？” 阿齐姆医生微微一笑，脸上的表情说明这种想法未免天真幼稚。“不是的。把你带到这儿来，并不是因为你想谋害你母亲，而是因为你对抱有这种意图感到内疚。” 我接过他的话头：“照您这么说，出路就在于心遂意顺喽？” 他又微微一笑。那是令人释然的一笑。 “没那么简单。人各有愿，人各有愿……” 随后的五六周时间—我至今依然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甜美的时光——我像任何大病初愈的人一样，开始了缓慢的疗养期，因为此时主疗程已结束。那时正值夏天，我久久地坐在医院的草坪上，观察其他病员，与阿齐姆医生交谈，思索那不可告人的心愿和负疚感。 我觉得世上没有一个人不抱有负疚感，而那负疚感永远是某种非分之福的标志。每个人的负疚感中，包孕着快乐；每张郁郁寡欢、自惭形秽的脸中，深藏着幸福。也许人们对此束手无策。然而，定会有人试图理解而不是责怪我们的负疚感，定会有地方供我们一吐隐藏心底的愿望，实现我们的非分梦想。总而言之，天底下总会有关爱。 就这样，我觉得这次住院真是三生有幸，为能结识阿齐姆医生和他的同事们感到非常自豪。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体体面面、不胜荣幸的宾客—也许每个康复中的病人都有如此体会。所以也许就在那时，就在第一次跨出医院大门前，我的心中埋下了雄心壮志：终有一天，我要开一家旅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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