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驱民在诚信，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使令必行。”
-------王安石 《商鞅》
仰望星空，是一片无际的深邃与黑暗，点点闪光嵌在这片漆黑的幕布上，不温暖，亦不耀眼，诉说的是十几亿光年外，星云与恒星爆发的壮丽和璀璨。天文学上光年的概念，对我们来说是距离，亦是时间，使得我们无法真正感受到它们的波澜壮阔，只有有心人，会从仰望星空的过程中，收获到它们壮怀激烈的爆发中的吉光片羽。
历史的文明，又何尝不是如星空般让人回味和无奈。改革过程中三起三落的王安石是无助的，当面对由一代硕儒司马光领军的，同僚们的反对浪潮时，王安石退无可退。历史的进程总是造化弄人，王安石聊以慰藉的，是一千年前，一个和他神交久矣，此时此刻处境何其相似的人物，着实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正如十数亿光年的距离不能阻挡星云传递它爆发的能量，历史的长河也永远不会淹没如众多璀璨闪光的先哲，他们的先验之言和先行之道，时时让一千年后的王介甫，两千年后的我辈，汲取他们的营养，满怀敬意地，仰望星空。
商鞅，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法家学说的奠基人，思想家，政治家，真正做到了将自己的政治思想有力地贯彻于二十余年的执政过程中，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
一、商鞅看透了时代，时代选择了商鞅
战国时代，是一个各国征战兼并的时代，是一个唯国家实力论的时代，是一个以武力解决争议的时代。以局部冲突、区域性战争，大规模战争的现代战争论的区分观点来看，各国家之间的相对关系是二元化的。国家实力相近的国家，发生大规模战争（灭国之战、兼并之战）的可能性极低，局部冲突与区域性战争发生的频率较高，两国能维持在均势；国家实力相差较大的国家之间，弱势一国被强势一国发动灭国之战，则是无可逃脱的结局。
所以，在商鞅眼前展开的一副战略地图，即是被我们后世所熟知的以齐、楚、燕、赵、韩、魏、秦七个相对强势的国家，是谓“战国七雄”，各自割据一方，其版图之间的周、陈、蔡、卫、鲁、中山等相对弱势的国家在夹缝中生存。
面对这样的战略格局，作为其中一枚枚棋子的各国，所关注的焦点概莫能外这两点，一是自保，二是壮大，二者构成了递进的层级关系。国家不能自保者，必被“壮大”的他国灭国；国家暂时能做到自保者，必要壮大，否则必被更加“壮大”的他国灭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运用什么手段才能做到使国家维持在“自保、壮大、再自保、再壮大”这样的一个循环之下而不被淘汰呢？
概而论之，这一时期的几大主流学系，儒家学派在教导各国要复行周礼，回归王道；墨家学派在制作机关，提倡爱世人，要和平；道家学派在独自清修，号召世人要减少欲望。在面对各国家之间的激烈对峙的状况，三家学派的观点采取一种相对消极的态度，从而达到削弱对抗的目的。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在如何解脱两牛角力的状况时，三家学派的主旨思想是一方收力，且寄希望于另一方也同时收力。
而商鞅却能从另一个角度，依靠以强制强的思想来解脱对峙的状态，唯有他才参透了这一副“群牛角力”的战略地图。在一个杀机四伏的战国时代，国家的存亡之道，取决于自身的壮大，而不是对手的削弱；取决于自身的冷酷坚定，而不是对手的良善仁慈；取决于自身的充实扩张，而不是对手的收缩自保。这是商鞅所不同于他人的强力政治观。
一条看似简单的思维线索，一副兵战当道的社会现实，智慧如孟子、老子、墨子者未能捕捉，未能参透，而商鞅，能拨开纷繁复杂的干扰，直捣症结的关键，抓住矛盾的根本，商鞅高明，商鞅伟大。
二、商鞅的变法改革运动
变法，是一场推翻旧传统，建立新秩序的改革。秦国羸弱，于内国力凋敝，于外征战不力。这说明，已有的治国政策，已出现了问题，国家的供给，已经不能满足国家的需求，这一矛盾的出现，意味着秦国需要变化。
如上文所述，商鞅的强力政治观落实到执政措施上，便形成了“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这种以耕战强国为纲的治国策略。为保证通过农业发展，使国力振兴这一国策能有力贯彻，商鞅认为主要在于推行法治，确定名分。他说：“任法而国治矣”（《 商君书•慎法》），“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 商君书•定分》）。
商鞅在秦国先后实行了两次变法，概括起来，两次变法的内容如下：
第一次变法
1. 颁布法律，制定什伍连坐制度，鼓励告奸。
2．奖励军功。
3. 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
4. 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者“以吏为师”。
5.轻罪重罚，强化法律意识，不赦不宥。
6．用法律手段剥夺贵族特权。
7. 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剥夺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权。
8.统一度量衡。
第二次变法
1. 废除井田制，重新划定土地，承认土地私有化，允许土地交易。
2. 普遍推行郡县制，整编国家行政划分，郡县官员由国君任免。
在这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下，商鞅细化了众多具体的法令，涉及到行政管理、地税征收、刑罚制度、酒肉的价格政策、运粮制度、居住制度、贵族特权的限制、高级官员的管理、政治制度的统一、关税商品税政策、管理任用、劳动力管理、粮食买卖、音乐服装的控制、军队管理、矿藏资源的国有化、刑狱辩护制度等等相当丰富的法律条文。
这种以耕战兴国为纲，明细法令为目的执政方式，使得商鞅及其所推崇的法家思想，犹如一张巨大的网，牢牢地笼罩在秦国之上，深深地渗透进秦国人生活的每一个缝隙。纲举则目张，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代替了周朝所遵循的以“礼”
为制度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首次出现了以强硬手段保证实施的规则。
为保证法治能成为治国的根本措施，商鞅强调了他的法治原则，“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商君书•更法》）“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 商君书•壹言》）等。
对于法治的实施，商鞅主张严格按法办事，“不以私害法”“善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 商君书•修权》）“以功授官予爵”“刑无等级”
“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 商君书•赏刑》）等。
商鞅将“法”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法”不可动摇、不可轻视、不可偏私，只有对“法”能持如此刚毅的态度，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将他制定的耕战兴国为纲，明细法令为目的执政方式，坚定的贯彻执行下去。
笔者认为，相对于商鞅制定的具体的、细化的法令条文，他对待“法”如此执着地认同和跟随，对于后世来说，更加具有思考价值。中国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太深，“温良恭俭让”是中国人最为信奉的人格修养标准，而在涉世处事中，亦是恪守中庸之道，人情仁爱为先。这种思维方式不能说是不好，但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将政治与道德混为一谈，终究不能算是一种进步。“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 商君书•修权》）。中国人的传统处世哲学中，恰恰较为缺失的是如商鞅，如法家这样一种“认死理”的犟劲，缺失的是一种按照规则进行游戏的纪律性。按照儒家传统的处世哲学，有人之处即有人情，有人情之处即有人治，但是，有人治之处同样即有人力所不逮之处，从而出现大量的因人治以权谋私的行为，和因人力所不逮所造成的冤假错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点遗憾。
三、如何看待商鞅及其法家思想的价值
商鞅相秦二十年，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一时间国内社会严肃，国家实力增强，对外征战有力。“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富强”（《史记•李斯列传》），“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以兵冻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战国策•秦策三》）。
自秦惠文王继位，商鞅车裂而死，至秦王政一统六合，商鞅在秦国所创立的法度一直被历代秦王所坚持，并未随着商鞅的身死而法亡。“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韩非子•定法》）“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李斯《谏逐客书》）
按照常理来看，商鞅所取得的成就，足以令后世敬仰膜拜，由衷地尊称其为“商君”，但是，后世对于商鞅和其法家学说、政策的评论不一而足，褒贬不一。司马迁说：“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史记•商君列传》）司马太史的一番结语，作为盖棺定论，使商鞅在此后的两千年时间，成功的定型为一个“天资刻薄”、“少恩”的历史形象。梁启超在其主编的《中国六大政治家》一书中，将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张居正作为千古政治改革典范。（柏杨在《中国人史纲》列出的“中国六大丞相”，将李德裕替换为王猛，是为管仲、商鞅、诸葛亮、王蒙、王安石、张居正）
笔者认为，对商鞅及其法家思想的解读，不能脱离对其所处时代的关注。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在征战不断，灭国频发的战国时代，商鞅找到了一条最行之有效的途径，使自己（秦国）屹立于“自保、壮大、再自保、再壮大”的循环中而不被淘汰，即耕战为本，法治兴国。“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而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商君书•农战》）。至于效果，无疑是成绩斐然的，是商鞅参透了时代，也是时代选择了商鞅，毋须赘言。
但是，司马迁对于商鞅及其法家思想颇不以为然，尤其是对于其严酷的刑罚制度，“以刑去刑”的思想更是深恶痛绝，除了在《商君列传》的结尾给商鞅做了“天资刻薄”“少恩”的评价，又讲到：“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 “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 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史记•商君列传》）。
对此，笔者认为，对待战国时代的民众意愿，于今即所谓“民望”，不能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待。战国时代的民众（特指秦国人民），素质普遍低下，站在国家政治的位置来看，民众即是人力而已，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其作用有两点，一是发展农业生产，给国家机器提供物质资料；二是战争兵源，给国家的扩张提供武力保证。同时，民众的普遍需求十分单一，无非两点：第一，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并希望提高生活水平；第二，希望社会地位的提高，能获得国家给予的地位等级。所以，商鞅及其法家思想，所做的也正是能充分满足国家与民众的利益需求，提高了国家的内外实力，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重新划分了社会等级构成。同时需要指出的，正是基于民众相对单一的利益需求，商鞅更是直指民众（或者说是人）的劣根性，他说“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商君书•更法》）。对此，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商鞅的思想有更加深刻的认同，他讲出了一段于笔者看来足够振聋发聩的话，他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当矣，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韩非子•和氏》）。好一句“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说尽了千古法家思想追随者的心声！诚然，即使在思考当今世界的法律制度时，仍要考量一部法律究竟是否合理，即法律本身是“良法”还是“恶法”的问题，但是法律是一个反映时代特征的产物，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割裂来看。所以，以儒家传统的体恤仁爱的观点来为乱法之行辩护，从而达到“以儒非法”的目的，是站不住脚的。法律，只要从其正式出台的那一刻起，就是脱离了感情与道德的事物，就是一件不应该以任何干扰而转移的产物。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曾提出自己的历史观，他概括为“对历史的同情”，笔者认为说的十分中肯，引用《兰亭集序》的一句名言似乎可以道尽千年是非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最后，需要指出商鞅所采取的法家思想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其对中国后世的君主专制制度起到了始作俑者的作用、对国家统治上强烈的榨取了社会的发展潜力、对中国人文思想和民主思想有着极大的扼杀。正如明代刘基所说，自秦以来国家控制社会的方式，是“以力聚之”，“以手抟沙，拳则合，放则散”。但是，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智慧来品评两千年前的作为，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商鞅是无愧于前秦时期，并贯穿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流的思想家。
商鞅及其法家思想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文化中所不重视的规矩和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游戏规则”。在当今世界管理精英的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流的公司做产品，二流的公司做技术，一流的公司做标准”，法家学派，正是致力于一生的精力，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创造一个可以流传万世的标准！他们唯法是从，唯法为大的处事准则，都是值得我们深深反思的。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