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叙事与“复调”主题

     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小说文本实际上是故事叙述者的一种话语形式。叙述者的不同，叙述视角的差异，直接影响着小说的表达效果。叙事者的确定表明故事由“谁来说”，形式结构的安排表明“怎么说”，结构的功能意义赋予它“说什么”。小说形式上的这些特点启发我们在对文本进行阐释的时候，应该更多地从故事层面跳出来，进入文本的内部结构，考察作者在叙述故事时的全部意图。
    《祝福》写于1924年新文化运动的低潮时期，小说包含了这一时期鲁迅对现实人生以及知识分子使命与特质的复杂感受和深刻思考。但文本意蕴的复杂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被简单化了，教学中，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基本采用“四权说”和“三教说”两种观点。而进入文本的内部结构，我们则会发现新的答案。
    一、故事由谁来说
    从《祝福》中“我”对故乡熟悉而又陌生的陈规旧俗、世态人情的厌弃，到“我”与故乡在精神层面、价值观念上的冲撞可以看出：“我”是一个逃离故乡、“走异路”的漂泊在外的现代知识者。那么，作者为什么选择“我”来叙述祥林嫂的悲剧而不是鲁镇的任何一个人呢？作为20世纪初有着现代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我”与悲剧人物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的精神关系呢？“我”到底是一个纯粹的“叙述者”还是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角色（人物），或者说是兼而有之呢？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势必要将小说叙述者的人称问题和叙述时序问题联系起来考虑。
    二、故事怎么说
    1．是一个故事，还是两个故事？
    纵观小说全文，在长达万余字的篇幅中，祥林嫂的故事占了三分之二，而“我”的叙述竟然占了三分之一。如果小说文本的用意仅仅在于再现祥林嫂的人生悲剧的话，叙述者“我”的篇幅实在太过冗长了。那么，作者在祥林嫂的故事之外的“我”的叙述里还想表达什么呢？
    “时间是小说艺术的主角”，这是因为故事总是在一个时间流程中才得以实现。在小说中，“叙述时间（文本时间）的顺序永远不可能与被叙述时间（故事时间）的顺序完全平行，其中必然存在‘前’与‘后’的倒置。这种互相倒置的现象可以归之于我们所提到的两种时间性质的不同：话语时间是线性的，而故事时间则是多维的”（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祝福》的时间跨度大约是三天，小说开头描写了旧历年底江南农村祭送灶神的风俗，“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下午在河边遇见了祥林嫂；第三天傍晚听到了祥林嫂死去的噩耗。晚饭后，在雪夜的静寂中，“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直到五更将近的时候，被四叔家祝福的爆竹声惊醒。第四天的行程没有写，但从反复提到的“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这句话中可以预测出“我”以后的行踪。由此看来，小说的文本时间是按照顺叙的方式展开的，主要是叙述“我”回故乡的所见、所闻、所感。小说的故事时间则围绕祥林嫂一生的遭遇来展开，但作者对故事进行了时间切割，对时间维度上的前后顺序和间隔距离作了艺术调整。先写祥林嫂去世的结果，然后倒叙祥林嫂的经历，中间通过卫老婆子之口插叙了祥林嫂在贺家奥的一段经历。因此，文本的整体结构是顺叙，对主人公祥林嫂的生平叙述才表现为倒叙、插叙等多维形式。从叙述文本的深层结构分析，作为一个五四落潮时期失意彷徨的现代知识分子，“我”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叙述者。“我”的回乡历程尽管很短，但感受十分复杂，其中祥林嫂的故事对“我”的触动最大。这样，综合祥林嫂的悲剧与“我”的复杂感受，并将其与作者一系列回乡小说如《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等联系起来思考时，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祝福》分别写了“我”和祥林嫂的两个不同而又紧密相连的故事——祥林嫂的人生悲剧与“我”的心路历程。从结构上来看，祥林嫂的故事是“嵌”在“我”的心理感受的叙事层次中的，而“我”的心路历程则伴随着祥林嫂的人生悲剧展开、绵延、深化，“我”的故事在意蕴深度上超过了祥林嫂的故事。
    2．叙事视角的确定。
    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内聚焦”视角。作为故事见证人的叙述者，首先出现在文本开头。“我”与祥林嫂的同乡关系，及五年前见过的印象，都有助于加强故事的可信程度。接着，在展开对祥林嫂一生的追叙部分里，第一人称叙述者，那个读者熟悉的“我”突然隐身不见了，代之以第三人称叙述者。“他”以超然于故事之外的“说故事人”的身份出现，客观冷静而井然有序地向我们陈述了祥林嫂二到鲁镇以及沦为乞丐的可悲经历。最后回到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视角，在“祝福”的氛围中结束了故事。
    这样的叙事策略不仅张扬了第一人称内视角与第三人称外视角的叙述长处，而且克服了二者的叙述之短。第三人称外视角的叙述弥补了第一人称内视角所带来的时空方面的限制及因为主观情绪太强而带来的对读者思考的干扰。而第一人称内视角叙述则又弥补了第三人称外视角叙述所带来的读者对故事的客观可信度的怀疑。
    三、故事说什么
    1．祥林嫂所代表的国人的生存现状。
    小说主体部分，也即祥林嫂的悲剧故事采用了第三人称外视角的叙述方式。叙述者把读者带到事件发生的现场，冷静而从容地向我们讲述了祥林嫂新寡之后的灾难性遭遇，由此让我们看到国人困窘的生存现状：一方面是人间惨剧的主角，另一方面是怀着灰暗变态心理的观赏者；一方面是脆弱的生命不堪承受无法预测的厄运和灾难，向着世人吁求起码的关切与同情，另一方面是世态炎凉与人情淡漠；一方面是生命个体的苦苦挣扎，另一方面是传统文化铸成的命运的“两难性”悖论。在祥林嫂的生存遭遇中，在以鲁镇为隐喻的20世纪初的中国现实中，我们最真切地感受到了国民的愚昧、虚伪、冷漠及人生的残缺、病态与绝望。作者在《祝福》中表现出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意识和他内心深处难以释然的困厄，也表现出了他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2．“我”的生存困境。
    “我”受欧风美雨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的影响，从封建宗法制的农村出走，去寻找别样的新的生活。然而，都市并非“我”真正的理想所在，封建文化、殖民地文化和充满矛盾的现代文明互相缠绕困惑着“我”，“寻根”成为“我”的不可摆脱的情结。但是当“我”回到故乡时，故乡已全然没有了往日梦境中的鲜美活泼。故乡的破败凋敝，故乡风俗的封建迷信，故乡人精神的麻木愚昧，故乡世情的冷淡浅薄，都使“我”与他们格格不入，而他们也把“我”当成了一个“新党”。这些都深刻地折射出“我”的生存的困惑感和精神的漂泊感。
    小说也审视了“我”的灵魂与人格的分裂。祥林嫂临终前的追问，使“我”比祥林嫂更严重地感到陷于两难的荒诞境地。“我”唯一的选择只有逃避。于是“我”以一句“说不清”敷衍了事。然而道德谴责却使我不能安心。“我”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对自我的道德良心进行了严厉的拷问：我同情她，却未能给她一个关于生死的圆满答复，因而使她的魂灵在地狱也备受煎熬；我明白事理，应该救她，却不敢说出真话；我痛恨愚昧落后野蛮的鲁镇文化，却在精神深处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仇恨所有伸向祥林嫂的黑手，无意中却成了刽子手的同谋；我向往现代文明的新生活，却又感到路途遥远，不可企及……也正是这种深刻而痛苦的体验，使我们看到了“我”正视自己、批判自己的勇气，以及强烈的参与和重建现代文化的历史责任感。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小说包含着两个故事或两层关系，即“我与祥林嫂”和“我与鲁镇”。“我”不仅仅是叙述者、见证人，同时也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是反思祥林嫂的悲剧与鲁镇文化的媒介。“我”的现代意识洞察出鲁镇文化全部的落后与愚昧，“我”见证了一个女性生命的毁灭，而这个生命被毁灭的最后一刻，也引发了“我”对自己作为新旧历史过渡时期“中间物”的全部怀疑、彷徨、忧虑、颓唐、无奈等种种精神的深刻反省，在此我们听到了多种矛盾心理相互碰撞的声音，《祝福》因此呈现出“复调”小说的形态特点。“这种表达超越了简单的事实和逼真性，它不是向读者提供单一的现成答案，而是给出了多种可能的解释。或者说，这种表达是向读者提出一系列的疑问，从而在读者心中产生强烈的唤醒效应和震撼效果，激发起他们自身的反省、困厄与思索。”（周宪《超越文学》）
    从小说的叙事结构入手，引导学生探索隐含在文本中的全部复杂意蕴，体验作者的现代人格魅力和历史责任感，这是否可以作为最终实现人文性和工具性统一目标的一条途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