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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纳粹大屠杀的反思，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曾在1960年代做过一个震惊学界的实验。 在这个实验里，不知情的参与者将在主试的命令下充当“老师”的角色，对另一个同来参加实验的人进行单词配对考试，如果对方答错了，就要给对方最低15伏特、最高450伏特的电击惩罚，对方答错的越多，电击强度也会越大。当然这个实验里的“学生”是由演员假扮的，他会在不同节点上发出程度不一的哀嚎，比如在270伏特时，尖叫着：“放我出去，我受不了，我要停止实验 !”或者在450伏特时，干脆一言不发装晕死。心理学家就想看看到底电击到了什么程度，受试者才会反抗主试的命令，拍桌子说“我不干了”。 虽然很多不知情的参与者在实验过程中都表示出焦虑，向身旁监督他的主试提出了异议，但在主试“实验要求你继续”、“无论学生喜欢与否，你都要继续”这样冷酷的命令下，参加实验的耶鲁学生有百分之六十五服从了主试，多次对那个无辜的“学生”使用了最高电击450伏特。 对此心理学界的大佬表示震惊，难道耶鲁学子都是变态的纳粹分子吗?于是他们把这个实验做了十九个不同变体相继在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地进行，对象达一千多人，结果更加令人不安，服从权威的比例在不同人种、不同职业人群中仍然居高不下，其中在慕尼黑的曼德尔的试验中，服从比例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五。 这么看来，个人道德和自由意志在这个试验面前简直有点站不住脚了。我们不是从小被教育要有爱要和谐吗?凭什么在一个小小实验里，仅在实验员这样一个小型权威下，我们就放弃了道德原则，能够无底线地去伤害无辜的他人?在个人良心和服从权威的两股力量下，是什么让我们忽视了人性选择了服从暴力? 这个实验的发起者心理学家斯坦利在其著作《对权威的服从：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中译本由新华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里做了详尽的观察和分析，其中一个解释是：当个人进入权威系统后，会有一次心理重组的过程，我不再是能够按照个人意识行动的“我”，而是权威的“代理”，在这个代理状态下，受试者会转变他的关注点，他不再从人道的角度对行为做出反应，而是关注：如何达到权威对他的期望，他感受到的是骄傲或羞愧。 人类的进化使这种权威组织成为必然，越是有序高效的群体越不容易被敌人击溃，但在恶意权威面前，能不能做到坚守个人道德，不成为罪恶行为的“无意识代理”，或许是每个人都应该深思的问题，你到底会选择将“枪口抬高一寸”，还是会选择在事后眨巴着眼睛无辜地说 “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 1944年在盟军逼近下，大巴黎城防司令肖尔铁茨最终没有照元首的命令按下炸毁巴黎的按钮，而选择了投降盟军，巴黎人民在装有巨量炸药的城市中迎来了解放，由译林出版社再版的新闻史名作《巴黎烧了吗?》再现了巴黎解放的海量细节，据说两位作者做到了“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例如： 德军投降后，哈里少校躲在海军部三楼的角落里，看见协和广场上一辆敞篷汽车驶过，后座坐着一位法国军官。“打死一个法国将军不失为结束我这场战争的好办法，”哈里少校这样想着，提起了轻机枪，瞄准，但又一转念：如果开枪，群众就会来搜查他，将他打死。他又不情愿地放下了枪，觉得不管那将军是谁，还是自己的命比较重要。两年后，在一所战俘营里，这个少校从报纸上的照片里知道了那一刻他瞄准的人是谁。 那是夏尔·戴高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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