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1998年写过一个短篇,题目叫《楼下楼上》,主要写一个人在懊悔之中的挣扎,其间,这个人遇到了楼下和楼上两个不相干的人,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两人与他的内心竟有了深刻的挥之不去的连结。当时起下这个题目,只是想隐喻主人公犹豫不决的心理状态,但后来的一些年里,我感觉到它的意义远不止一个短篇的题目,它隐喻的犹豫不决,与自己的存在,与自己的写作,以及与许多的人和事,都仿佛有着难以言说的联系。在后来的一篇短文里,我曾这样写道:“有‘犹豫不决’的存在,我们心里就踏实了许多,说明我们至少没有麻木僵化,至少还在思考,至少还有矛盾交织中的希望,也就至少不会忽略‘犹豫不决’于我们的重要。” 我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城市与县区农村交界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既不是城市,又和县区的农村有所不同,不说生活习惯、待人处事,只说话的口音,就上上下下地游移不定。这地方,就如同一个人处在此岸与彼岸之间一样,自然地就比两岸的人多了张望,多了比较,也多了不确定和犹豫不决。而我生长的家庭,也有点类似这地方,我的父亲在城市工作,母亲则是一个每天扛锄头下地的农民。记得那时父亲和母亲为一些为人处事方面的事常有争论,母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是农村,不是你们城市!”在我看来,父亲是有些不切实际地在农村套用城市的方式,而母亲虽识字不多,做事全凭着感觉,但那感觉多半都是准确的。虽是这样,父亲在家庭的作用仍是不可小视,首先他每月六七十元的工资,成为我们全家生活的保障,其次他总是把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这样的电器率先买回家来,使我们家几乎与城市的进程同步。再者,由于他的存在,我家晚上总是坐满了乡亲,听广播、看电视、议论国家大事、谈论城乡趣闻,使我们家仿佛成了一个城乡交界处的交界处。这样的环境,对成全我后来的写作自是难得的好事,但那时的我却并不知晓,反而一心渴望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姐姐考上大学后,这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在自己的房间里读书或者呆坐,或者召来一群女孩子谈天说地。但奇怪的是,满足之余我仍不能摆脱父母房里的诱惑,常常地,就跑到热闹的烟气腾腾的屋里坐上一会儿。很多年里,我都在自己的房间和父母的房间之间跑来跑去,独处的时候想往热闹,热闹的时候又想往独处。 而我和城市的关系,与以上的情形也有些相似,那时,户口对人的束缚还相当严重,尽管我们与城市近在咫尺,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就像今天富人和穷人的差别一样,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我们村的一批年轻人,不甘心这样的差别,每天骑了自行车,到城市去做各种各样的临时工。就如同今天的农民工一样,区别只在,今天的农民工更多地是为了赚钱,而过去的我们更多地是怀了对城市一份浪漫的想往。我自然也是那批年轻人中的一个,每天从家到城市,又从城市回到家里。那之间是一条十几里长的坑洼不平的土路,晴天里颠得自行车咣啷咣啷响,雨天里须要把自行车扛在肩上。即便这样,心里还是有几分优越,因为8小时的工作时间毕竟和村人们有了区别,在太阳还老高的时候,已经下了班的我们骑了自行车从仍在劳作的村人跟前经过,那种感觉真是难以言说。 如今,那条土路早已变成了笔直宽阔的柏油路。可那条路在我这里,仿佛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我仿佛永远地走在路上,永远地无法抵达路的一头。我知道,那条路其实已变成了一条心路,它连结的已不仅仅是城市和村庄,还波及了与心有关的方方面面,比如生与死,比如善与恶,比如爱情与婚姻,比如写作与生活……但无论它波及得多么深远,我总能看到一个犹豫不决的影子,它不那么坚定,不那么明晰,却可以体味、体察在任何一头都难以体味、体察的人生滋味和真谛。 我常想,若没有那条坑洼不平的土路,若没有对“犹豫不决”的发现,还会不会有我今天的写作? 我是20多岁开始写作的,记得我曾在一篇散文里写到过自己十八九岁时的生活:“白天我们(指一群女孩子)在田地里受苦,晚上我们便酿造快乐驱赶我们的受苦,没有电影看的时候,我们就聚在一起重温电影或者小说,内容是次要的,只要沾点虚无之光,我们的心灵如同萤火虫一样,不由自主地就往那里去了。反正我们不肯让具体的受苦多侵占我们的生活半步,我们宁愿有更多的虚无,我们实在需要精神来支撑受苦的身驱。” 因此,我最初的写作,其实是要从世俗生活中超脱出来的浪漫写作。而小说又是谈人的精神的,正需要这超脱的精神状态。待写作深入下来,我才开始意识到,写作其实远不止是一片浪漫的云彩,它也许是一种超脱,但它更是一种对世俗生活的回望,只有回望了,那云彩才可能闪烁出灵光异彩。 记得对我初期小说的评论,常可看到“清新”“明澈”的字眼,后来的小说,就常有人谈它的模糊性了。我想这是因为,我对小说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我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单一的或此或彼的,由于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太多的各种因素的神秘联结,它更应该是混沌的、复杂而微妙的,就如同一棵树、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样,五脏六腑,样样俱全,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自给自足的世界。 当然,创造一个小说世界,并不比建造一个世俗世界更容易,因为小说世界虽说用的是世俗的材料,但它全来自一个主观的心脑,一不小心,心脑就可能武断地凌驾于小说的内在秩序之上,让小说世界听命于自个儿的指挥。相反,放任材料,无节制地铺陈,同样不是对小说世界的尊重,因为在混沌、复杂的同时,简单纯粹的作用也非同小可,就如同画龙点睛一样,这点睛的一笔,往往才最是有力量的。 于是,我便在小说的复杂、简单之间,在清澈、模糊之间,在安静、热烈之间,在微妙、宏伟之间,在持续、开始之间,在意识、潜意识之间,在行动、心理之间,在人与物之间,在人与人、物与物之间,在思想和物质之间,在世俗性和神性之间,来来去去地行走着,就如同当年在那条坑洼不平的土路上的行走一样。 小说的思考,实在应该是一种路上的思考,一种犹豫不决的不确定的却又坚定地超越于思想和世俗的思考。 好在,我写作前的生存背景,可说是为这样的思考作了可靠的铺垫,或者说,这样的小说思考必然会呼应这样的生存。我需要做的,也许只是耐心、认真地走在其中,不确定什么,不追赶什么,永远地、勇敢地走啊走。是的,勇敢,我感到,犹豫不决也是需要一分勇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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