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旺林 拙作《大埔布衣邓光昭与清代大臣程含章关系匪浅》一文介绍了邓光昭“弃儒投笔江湖”之后，至少在十六年间，曾充当官至巡抚的清代大臣程含章的幕僚。本文拟谈谈邓光昭何以“弃儒投笔江湖”的问题。 邓光昭的儿辈所撰《修县志事》记邓光昭 “应童试不利，长而遊幕。佐程中丞含章抚粵、豫，善政多出其手。”同治朝《大埔县志》据此记为“以不利于童試，去而遊幕。值程中丞含 章抚粵、豫，就其聘，多所赞襄。”这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就是邓光昭之所以“弃儒投笔江湖”（即“去而游幕”）是由于“应童试不利”，也就是参加童试时失利、失败。 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踏上仕途是封建科举时代绝大多数读书人所认可的正规途径。如果邓光昭在游幕之前顺利地通过了童试，成为县学或府学的生员（俗称秀才）的话，很可能他会沿着考举人乃至进士的路子走下去（当然也有可能走通过入选为贡生而出仕的路子）。从这个角度来说，邓光昭之走上游幕之路确与“应童试不利”不无关系，但如果说邓光昭之所以“弃儒投笔江湖”的原因就是或者说主要是“应童试不利”则是值得商榷的。 邓光昭《自记行述》记其出生于高州府石城（今湛江市廉江），九岁回乡，十岁上春在三河读书，下春改在本村就学。十四岁远出探父，十五岁上春往稔山（在今惠东县）就读，下春即随父往石城迎带母、姐于八月回乡。再度回乡后，因家贫等原因，一直“半读半理（理家庭事务）”，直到十九岁那年秋季，当其父“退归林下”，家中也“粗有衣食”之时，“始得安于就读”，并于此年“始学出考”。而次年“正欲发奋云雷”之时即遇“粮田被水冲毁，狼藉过半”。二十一岁因借贷整田兼完婚，“内外交迫，家累上身，不能从师”。于是“受徒四载，以助家计。”直至二十六岁时才又“奉命赴韩山肄业一年”。而二十七岁夏间即“弃儒投笔江湖”。由此可见，邓光昭参加童试的时间应是在二十岁至二十七岁这期间。 “清代童生考中生员的平均年龄约为24岁”。（注１）邓光昭“弃儒投笔江湖”时才二十七岁，高出平均年龄不到五岁。就考秀才而言，二十七岁这年纪不算大。在邓光昭认识的同乡中，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的贡生陈其章中秀才时就是27岁。邓光昭的同乡先辈中，有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科的岁贡生范瑾光。他在32岁考中秀才时，其父举人范元凯还特地写了一首七律《喜示长男瑾光进泮一律》，尾联为“书声继起家声振，裕后光前付若曹。”由此可见三十岁左右能考上秀才并不算太晚。至于四五十岁甚至六七十岁还去考秀才的人，在清代的史料中也多有记载。梓里村中也有人“年四十犹应童子试。后从朋辈之劝，纳赈为国子监大学生”（注2），还有五十岁左右才得到学政特批始有“准秀才”身份的“恩庠生”。 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详见拙作《从文童到文进士的基本历程》一文。载《大埔进士录》（注3）“附录三”）。院试并非年年举行，一般是三年两次。至于县试、府试是否年年举行则尚不清楚。从二十岁到二十七岁，不过八年时间。这八年间，我们不知道邓光昭究竟参加过几次童试，也不知邓光昭是在县试中即“不利”还是至府试或院试时才“不利”。我们假定县试、府试是年年举行，而邓光昭也年年去参加了考试，那也只不过参加了八次考试而已（二十七岁那年是在夏间才“弃儒投笔江湖”，这一年的春季还有机会参加一次县试）。而从前述可知，在这八年时间，邓光昭很多时候都无法专心向学与应考。因此，在这八年时间里，他未必年年都去参加考试；即便其年年赴考、年年失利也属情有可原。 邓光昭在其《自记行述》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邓光昭在三十二岁那年七月至次年七月，整一年时间，为父坟被人挖劫而与人打官司，“历控县主三任，上告府、道、臬宪。一人独力，万劫临身；卧薪尝胆，备尝艰苦”，最终打赢了官司。由此可见，邓光昭是位性格十分坚毅之人，不会轻言放弃。 邓光昭曾“授徒四载”，其后又能长期受程含章之聘而“游幕”。这说明邓光昭并非不学无术的庸碌之辈。而其性格又极为坚毅，七八次童试失利应该不会让其便丧失应考的信心。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就在邓光昭“弃儒投笔江湖”的头一年，他还“奉命赴韩山肄业一年”。其之所以“赴韩山肄业一年”，自然是为了能够早日“发奋云雷”。而在韩山肄业一年，也肯定大大加强了其对应考入仕的信心。如果说，他在二十七岁这年春还去参加了童试，那么这一次应试属于其在韩山肄业一年后的“首战”。具有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的邓光昭不可能因“首战”不利便对应试完全丧失信心。 如果不是有什么新的机遇，让其找到了新的出路，他应该不会在刚脱产进修一年之后不久便“去而游幕”。而这个新的机遇，应该就是结识了堪称知已的政府官员，并得到他的礼聘（这位官员很可能就是前面提到的程含章）。 另一方面，很多贡生甚至举人都只能以设馆授徒为生，当“傍人门户渡春秋”的“半饥半饱清闲客”（见郑板桥《教馆诗》）（注4）。如此现实，也许已让邓光昭对传统的入仕“正途”失去了原有的兴趣。 邓光昭在“弃儒投笔江湖”之前，曾走过不少地方，近者有潮州，远的在今惠东县稔平半岛、湛江市廉江等处；经历过不少生活的磨练，如十八岁时独力经理祖母丧事，二十一岁“借贷整田”（因头一年“粮田被水冲毁，狼藉过半”）；又曾“授徒四载”。比较丰富的社会阅历，无疑会使邓光昭眼界比较宽阔，思想比较开放。当传统的入仕“正途”对其失去了足够的吸引力，而生活又为其打开了“游幕”这扇大门的时候，他便毅然地选择了“弃儒投笔江湖”。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相信，真正驱使邓光昭“去而游幕”的原因，或者说主要的原因，并非“应童试不利”；而是既失去了对“入仕正途”足够的兴趣，又得到了他愿意追随的地方官员的礼聘。 【注】 1．见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文经管学院杨春俏2010年4月发表于《北京考试报》的《童生与童生试》一文。杨时为副教授。 2. 见梓里桃林房《范姓族谱》中范应兆《超园公传》 3．《大埔进士录》：黄志环、邓旺林、黄伟平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书号：ISBN978－7－50346424－9。 4.邓光昭的同乡范引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范引颐家学渊源（高祖、父亲均是举人，祖父是岁贡生），聪明早慧，14岁即考取秀才。却至37岁才考取府学拔贡，40岁才在顺天中举，41岁会试下第回乡，后授徒多年，至57岁才得以赴三水任儒学教官。在邓光昭“弃儒投笔江湖”之时，46岁的范引颐仍在大麻教馆授徒。范引颐只比邓光昭年长19岁，又曾同时在村中生活。邓光昭不可能不知道范引颐其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