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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30 邵彦 《艺术》杂志社
【图12】清宫旧藏银镀金百宝嵌三镶如意，长38.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图1】明代直柄如意，17世纪（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4】清乾隆紫檀三镶白玉如意 错银御题诗局部 【图2】清乾隆紫檀三镶白玉如意（反面），长39.5厘米 【图3】清乾隆紫檀三镶白玉如意（正面） 【图5】乾隆宫廷画册封面及画面上的用隶书题写的标题 【图6】明代紫檀嵌战国玉剑璏压尺（镇尺），17世纪（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7】《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玉册，乾隆二十年制（故宫博物院藏） 【图8】《平定准部回部战图》献俘图（故宫博物院藏）
【图9】《大禹治水图》玉山，高224厘米，宽96厘米，铜座高60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图10】痕都斯坦玉器——刻有乾隆御题诗的瓜瓣杯，莫卧儿王朝产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1】鄂图曼帝国产玉器——圆片形单柄盖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局部为圆片形单柄透雕纹样俯视图
隐士休歌紫芝曲 在如意的发展史上，清代是当之无愧的高峰，不但产量剧增，功用、造型、材质、工艺也都有明显变化。清代康、雍、乾诸帝和晚清帝后（仅嘉庆帝例外）都非常爱好如意，尤以乾隆帝和慈禧太后为甚。现在仅北京故宫收藏的清宫如意所制就有两千多柄。宫中各处宝座皆陈设如意，臣下年节进奉皆用如意，且越来越形成以阳数“九”为特色的成套配置。它的含意，也从高士谈玄、道人求仙之类，转化为“讨口彩”的吉祥寓意，“不过因其名吉祥，以供玩赏而已。”元明两代的如意柄大体上是直的，尾部或极简单小巧、或者干脆省去【图1】。清代的如意则面貌一变，不但头部变得更大、更花哨，尾部也施以近似的造型与装饰，柄几乎全为三曲状，曲线夸张，已经成了纯粹的陈设器。它们在材质上花样百出，工艺上穷工极巧，能够体现当时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其中又以乾隆时期制作和使用如意最多，工艺也最为丰富和精湛，不少还带有御题诗【图2】，性质近乎文玩甚至礼器，这件“紫檀三镶汉玉嵌金银御题诗如意”堪称代表。 该件器身使用缜密坚实的上等紫檀木料，一木连作，头、腹、尾三处镶玉，工艺水平很高，镶嵌严丝合缝。器首玉瓦托的中心预留圆形短柱，柱顶平面阴刻双钩填金代表乾隆的乾卦符号，再将汉代谷纹玉璧嵌入瓦托槽中。腹部装嵌汉代兽面钩云纹白玉剑璏，尾部套嵌汉代素面白玉剑格。木柄正面余地满饰浅浮雕变形云龙纹，此纹饰延续及扩展自玉剑璏上的兽面钩云纹，与其相呼应及映衬【图3】。 木柄背面光素无纹，中脊弧度略高，并错嵌银片裁截的隶书御题诗文四十字，错嵌金线图章“比德”、“朗润”二枚【图4】。其诗云：“心澄何所事，腕动尽相随。雅合谈元［通“玄”字，避清圣祖讳“玄烨”］执，那［同“哪”］堪临阵麾。檀称香是体，玉以德为仪。有愿皆能遂，余心惧［原文如此，当作“俱”］在兹。”隶书结体宽博，笔力劲健，与乾隆帝本人书风不同，当出于词臣代书【图5】。御题诗文铭于器物上的工艺大体有三类：一是阴刻填金，二是错嵌金银丝，三是错嵌金银片，等级逐渐提高，阴刻填金的制作工艺难度较高，数量最为稀少。本件如意上的御用小玺使用错嵌金线，隶书使用错嵌银片，这也证明隶书出于臣工之手。清宫镶嵌工艺品大多华丽精巧，这件如意采用硬木镶玉和嵌金银两种工艺，却呈现洗炼而严肃的独特风格。两种镶嵌工艺都强调黑白对比的艺术效果。正面的镶玉，在璧中心突出的乾卦符号，不但是年号“乾隆”的代表，也表达了抱朴见素的道家意味，背面的书法则黑白反相，类似碑帖拓片。 铁如意兮玉辟邪 在硬木为主体的器物上局部嵌玉的工艺，晚明已经流行，主体多用紫檀，取其不易变形，也有的用竹、砚石等材料，所嵌大多是古玉，实际上是因玉料稀缺而产生的变通办法。例如以紫檀、乌木做镇尺，上用旧玉璏为纽，时有“昭文带”之称【图6】。但这一工艺富于材质对比之美，在清廷将玉料产地新疆纳入版图之后仍然盛行不衰。木柄镶玉如意，尤其是头、腹、尾三镶的新款式，则是清乾隆时期的发明，乾隆帝曾写诗赞美这种新款式“得一含三趣可详”。这类如意的生产时间从乾隆中期一直维持到清末，水平一直较高，在清宫收藏的如意中所占数量很多。 本件如意采用紫檀木为主体，不是为了追求华丽的效果，而具有类似铁质的朴厚坚重质感。如意可以多种材料制作，贵重者金银玉牙，质朴者竹木藤石，炼铁为之，颇为廉价，本是军人出身的南朝齐高帝萧道成（427－482）在政敌加害的威胁下想出的防身之术：“帝尝以书案下安鼻为楯，以铁为书镇如意，甚壮大，以备不虞，欲以代杖。”后来也成了体现具傲岸强横的气质的道具：“古人用以指挥向往，或防不测，故炼铁为之，非直美观而已。”乾隆帝自然不会安于使用普通的铁如意，总要在材质上玩出些新意，比如故宫藏有一件铁质如意，就以镶嵌绿松石造成华丽效果。本件则是以坚重的紫檀仿铁质，触手温润，手感大大优于铁器，这是运用了“通感”的艺术手法。“通感”是指打破人体感官的界限，使一种艺术手法产生其他艺术欣赏效果。在工艺美术中，材质的通感与跨材质的手法借用是极其重要的艺术手法，如远古陶器对编织器纹饰的借鉴、上古青铜器对陶器造型和表面纹饰的借鉴、唐宋时期瓷器对玉器和金银器的摹仿，在国外则有伊斯兰玉器乃至建筑对珠宝镶嵌的模仿。在乾隆时代，通感手法的运用更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在皇帝的授意与审核下，工匠们在各种材质、手法之间凿空穿越，出神入化，艺术门类之间的界限，甚至干与湿、硬与软、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的界限统统不复存在。本件紫檀三镶汉玉如意除以木拟铁，还将木与石两种材料结合使用，色彩黑白对比，纹饰则浑然一体，也显示出对通感美学的追求。“如意”这件物什的起源仍有些模糊不清，但六朝时它在僧俗两界都已经成了一种表示风度的道具，常用于高士谈玄，唐代又从高士传到了道士手里。唐玄宗就常随身携带铁如意。道教神仙人物张果老去拜见他的时候，玄宗命左右以铁如意击落张的牙齿，张不慌不忙，以药敷之，齿复生。传说唐玄宗还曾运用道士叶法善的法术，上元夜自京师上阳宫穿越到西凉州观灯，以铁如意质酒而还，遣使者取之不诬。 本器对如意的上述功能进行了综合与改造，高士与求仙的含意被置换成儒家的修身、比德与治平。“比德”、“朗润”两方印章，前者出于“以玉比德”说，在《礼记·聘义》中，孔子向子贡解释君子为何看重玉：“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是说玉的性质可以比附于君子的种种美德。后者出于唐太宗御制《大唐三藏圣教序》中对玄奘的赞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本指人品清高，性情和悦，恰好符合儒家对君子的理想，又符合玉的质感。这两方闲章常常用于乾隆帝的玉器题咏之后，尤为恰当。作为帝王，平天下就是修身、齐家的自然延伸。镶嵌汉玉已经不是简单的装饰手段，而参与了主题的表达。 后汉今周喜再昌 这柄如意上镶的三块玉皆是汉代古玉，分别为谷纹玉璧、兽面勾云纹白玉剑璏、素面白玉剑格，颇有杂凑之嫌。而且细看玉色并不一致，首部玉璧为青玉，腹部剑璏为青白玉，尾部剑格则是白玉，三块玉颜色由青到白，由浅到深，显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但仍不免拼凑之嫌。然而本器御题诗文采用错嵌银片工艺，印章错嵌金片，档次高于阴刻填金和错嵌金银丝，可见乾隆帝对其高度重视。对玉器讲究到了苛刻的乾隆帝，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件“杂凑”之作情有独钟？《清高宗御制诗二集》卷五十六所收诗作于乾隆乙亥（二十年，1755），我们知道了这首御题诗创作的时间，也是这柄如意制作的时间，一切就似乎有了答案。这年二月，清廷发兵五万直捣伊犁，生擒准部新汗达瓦齐，不久又平定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五月，乾隆帝亲撰《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立于为国储才的国子监，并由内务府制成青玉碑文册藏于宫中，以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图7】。在碑文中，乾隆帝回顾了康雍两朝与天山以北准部分裂势力斗争的过程，对刚刚完胜的这次平叛战争进行了全面的记述。这柄如意，则从侧面反映了这一历史关键时刻乾隆帝的政治胸怀与军事胆略。 乾隆初年颇喜改造古玉，甚至将明代玉器改款加款作“乾隆年制”，除了表达好古敏求之意，也是由于清初玉材资源不足的无奈之举。此件如意三处嵌玉质地、颜色不统一，未尝不是因为都要选用汉玉，受到更大的限制。然而使用汉玉又别有深意。因为汉代是第一个凿空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的中原王朝，乾隆帝虽然依史学家的正统观点批判汉武帝“穷奢极欲，好兵黜武”、“穷兵黜武，疲民蔽国，宫室苑囿，盘游怠敖，神仙方术，开疆扩土，凡害民之政，无不行焉”， 嘲讽开通西域是“徒以汉武勤远，使张骞辈持赂凿空，继以贰师兴师，一狼千羊，所得不偿所失”， 但统一西域是自圣祖以来三代人的事业，至乾隆帝终于告成，欣慰之情，曷可胜道。他虽为少数民族，却以中原正统自居，以开疆拓土的汉武帝、唐太宗的继承人自居。这一心志，他不便自道，臣下却可以代为道出。统一新疆不久，史官褚廷璋奉旨参与修纂《西域图志》期间，赋《西域诗十二首》，追述天山南北各地历史，歌颂大清统一伟业，其中咏《和阗》诗云：“大乘西来留法显，重源东下问张骞。……今日六城歌舞地，唐家风雨汉家烟。”如意首部玉璧为青色，取《周礼》“以苍璧礼天”之意，加强玉璧的威仪。器尾作钝三角形，拟另一种礼器“圭”之形。谷纹玉璧是天下、社稷的象征，而剑璏和剑格则是武力的象征。武力是开辟和保有天下的手段，这一帝王之术，通过这柄如意上的三块玉，深刻地表达了出来。乾隆帝一生“十全武功”，正是践行了这样的理念。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军彻底征服准部，并释放了被准部拘系在伊犁的南疆回部（维吾尔族）领袖大小和卓木兄弟，令其自领其部。后来回部又叛乱，经清廷再次派军西征，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才被平定。清廷于准、回二部旧地设天山北南二路，称为新疆。天山北路为伊犁将军直辖的军府制，天山南路则吸取回部旧有官僚制度实行伯克制，于产玉区派驻叶尔羌办事大臣、和阗办事大臣，后者受前者节制。这是继汉武帝和唐太宗之后，又一次把西域置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图8】，上距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设安西都护府，下辖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的盛况已近1120年。 新疆纳入版图之后，不但实现了统治疆域的巨大拓展，还意味着从明初以来中原延续三百多年的玉材荒终告结束，乾隆帝也能像周天子一样采来昆仑之玉了。清廷在新疆建立了玉石专采制度，严禁当地商民私自采集和贩卖玉石。每年秋季，叶尔羌办事大臣都要向朝廷呈报开 采情况并进贡玉石。玉石产区贡呈朝廷的玉石数量，一种数据说平均每年四千余斛，从乾隆二十五年到嘉庆十七年（1760－1812）这五十多年间，仅入贡的玉石原料就多达二十余万斤，这还不算购买的成器进贡，以及清廷根据需要，派专员去新疆采办的玉料， 另一种数据则说仅叶尔羌一地年贡玉石就达一万八千余斤。中国古代治玉的主要原料为阳起石，属透闪石族矿物，产自昆仑山脉，新疆和阗、叶尔羌地区所产者被认为品质最佳，清代所用玉料主要就来自这两个地区。其中和阗出产白玉，矿脉在高山雪线以上，难以人工开采，只能在境内的几条河流里拣拾高山雪水带下来的“山流水”和“籽料”，以古称“白玉河”的玉龙喀什河所产白玉质量最好。经水流运输、山石磕裂，山流水和籽料已经是矿石核心部分的精华，其中籽料体积更小、品质更优，获取方式只能靠一排排的兵丁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光脚踩踏。 叶尔羌诸矿在和阗以西三百多公里，自然条件允许大规模开采“山料”，开发历史早、规模大，但玉色次于和阗，以青玉、墨玉为主，清廷生产的大型陈设玉，用的就是叶尔羌青玉山料。 解决了长期阻碍玉器发展的原料问题，清皇室尤其是乾隆帝被压抑多年的玉石狂热得以尽情渲泻，宫廷玉器的产量和规模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乾隆时期制造的大量大件玉陈设，不仅有高达数尺的大插屏和仿古玉瓶，还有重达数千斤的玉山和玉瓮。乾隆四十一年之后，相继雕造了《大禹治水》玉山（重逾万斤）【图9】、《南山积翠》玉山（玉料重约三千斤）、《秋山行旅》玉山、《会昌九老》玉山及《云龙》玉瓮（玉料重约五千斤）等。 成王功大心转小 乾隆帝晚年写下了这样一首《咏白玉如意》诗：“和阗供岁贡，制器玉工闲。虽曰来之易，能忘获以艰。新年符吉兆，代语得心闲。永愿洗兵马，休言致白环。”后自跋云：“杜甫《洗兵马》云‘不知何国致白环’，寓讥于颂，自是用西王母事，而《续齐谐记》乃云有黄衣童子，自称西王母使者，以白环四枚与杨宝云云。夫虞舜之献其宝与否，已不可知，若杨宝之获则重佁而益邻于伪矣，因用其事故并识之。” 首联夸张地表示由于新疆大量进贡玉器而使宫中玉工无事可做，尾联则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洗兵马》是杜甫的名作，其中名句“青袍白马更何有，后汉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用以描写清朝平定新疆后朝贡不绝的盛况，庶几近焉。 雄才大略的乾隆帝奠定了今日中国的政治疆域和艺术收藏格局，他的武功给艺术生产与收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乾隆时期，雄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鄂图曼帝国）处于统治相对平稳的时期，大清帝国顺利地通过丝绸之路向西，对欧洲进行奢侈品贸易。由于皇帝的爱好，中亚、南亚、西亚各穆斯林国家工匠所雕琢的玉器也汇集到新疆，再由回部领袖或清廷派驻大臣重金收购后呈贡到北京，清宫遂出现了大量充满异国情调的“痕都斯坦玉器”【图10】。鄂图曼帝国生产的伊斯兰玉器也进入了清宫【图11】。 拥有了东西交流的便利条件，乾隆帝首先在意的是外来奇技淫巧带来的新奇享受，从痕都斯坦玉器到西方仪器，莫不如此，他甚至还把祖父康熙帝创办的接纳西学的科研机构如意馆改成了巧艺工坊，其中就包括琢玉工匠。如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五年三月：“记事录，十一日，司库图拉郎正培奉旨，挑老诚些好手玉匠一名，进如意馆做活计。钦此。于本日图拉郎正培……内大臣海望随挑得玉匠姚汉文进内承差。记此。”采玉、制玉、购买痕都斯坦玉，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仅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广义的痕都斯坦玉器就达270多件，大都是乾隆、嘉庆年间自回部贡入的，其实朝廷和地方大员为之付出的成本和“赏赐”颇为丰厚，以至在回部出现了不少伪造痕玉的作坊，琢玉者有的竟是苏州工匠。平定新疆后，朝野上下奢靡成风，用玉渐呈泛滥之势，士绅对小玉件和古玉极为崇尚，不惜为之挥金如土。奢靡成风必然造成贪污成风，玉石业本身也为贪污提供了机会，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案发的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私采私贩玉石案，就是震惊朝野的贪污大案。多年承受战争负担的人民得不到休养生息，被迫起来造反，大清朝的统治逐渐出现动摇之象，平定新疆因而成为乾隆统治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历史学家孟森对此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高宗(乾隆帝)于新疆定后，志得意满，晚更髦荒。和珅以容悦得宠，务极其玩好之娱，不恤边远疾苦，此皆盛极之所由衰也。自此以前，可言武功；自此以后，或起内乱，或有外衅，幸而戡定，皆救败而非取胜矣。” 屏退了这些历史的喧嚣，让我们再来观赏这柄制于遥远的乾隆二十年的紫檀三镶古玉如意，它的风格洗炼而严肃，正好表现了青年到中年时期的乾隆帝朝乾夕惕、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它于朴素中暗含华美，端严中寓意勇武，与乾隆中后期生产的装饰繁缛的一众如意对比【图12】，后者近于玩物，它则独具礼器之威重。艺术格调之高下，实关乎国运，已非掌上雅玩可以形容了。 可以说，乾隆二十四年在乾隆帝玩玉的个人史和中国玉器史上都是划时代的一年。平定回部，不仅将和阗玉的产地纳入统治范围，也打通了伊斯兰玉器“入贡”的通道。从此，乾隆宫廷的玉器生产从小件变为大件，小批量变为大批量，从较为拘谨的仿古修旧变为大胆创新，借鉴的眼光从纵向的历史转向横向的西方（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伊斯兰世界），生产能力、创作水平、加工精度都有了飞跃式的增长。这件镶汉玉仿古如意处在清代前半期玉器生产的结束阶段，可以说是乾隆早期仿古趣味的一件总结之作。其上镶嵌的御制诗，记录了玉器史转折点前夜乾隆帝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充满狂喜与自豪的内心世界。放在整个中国玉器史上，它的意义都不可谓不突出。 作者：邵 彦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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