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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古称帝丘。相传，“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帝曾建都帝丘（在今濮阳西南），史称“颛顼之墟”。春秋时期，公元前629年卫成公迁都帝丘，帝丘成为卫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濮阳之名始于战国，因位于濮水之阳而得名。公元前242年，秦在此置东郡。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 改置澶州。金皇统四年(公元1144年)改澶州为开州。明清仍称开州，民国二年（1913年），曾改开州为开县，但因与四川、贵州两省的开县重名，1914年1月复称濮阳县。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孕育了中华五千年灿烂的文明。但黄河的多次决口改道也给濮阳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黄河决口的现状
流离失所的灾民
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下游第一次大改道后，始从濮阳境穿过。黄河今自新乡市长垣县何寨村东入濮阳，流经濮阳县、范县、台前县的县南界，由台前县张庄村出境，境内河道长168公里，流域面积2278平方公里，约占全市总面积的54％。
历史上，濮阳黄河河道淤积严重，决溢改道频繁，是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最重的地区之一。据统计，在黄河下游26次大的改道中，决口地点直接发生在濮阳境内的就有6次，占近四分之一。
一、 宿胥口决徙——濮阳黄河诞生
周定王五年以前的黄河河道，史称禹河故道。《黄河水利史述要》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水利史》等书，依据有关文献和现代考古成果分析认为，其下游经行自黄河中下游分界处郑州桃花峪一带折向东北，穿过豫北、冀南的漳水，汇入河北境内的大陆泽后，分多支流向渤海。
济水的分支——濮水，为该时期流经濮阳地区的主要河流。根据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濮水从现在的封丘县城西南分出后，大致沿今天的天然渠走向，至长垣县赵堤，又沿回木沟走向进入濮阳境，再折东北横穿现濮阳县、范县，东入山东境后重新汇入济水。
濮水于濮阳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历史上，它既孕育了濮阳、城濮（濮城）、临濮、濮州、咸、洮等一批城镇，又孕育了濮和濮阳两个姓氏和我们中华民族的一支古老部族——濮人、百濮，更孕育了开濮阳文化之先河的“桑间濮上”、“卫风新声”。
周定王五年，宿胥口河决，黄河下游发生首次大的改道，形成西汉故道。改道后的黄河下游河道，按《水经?河水》记载，大致经今河南滑县、濮阳、清丰、南乐，河北大名、馆陶，山东冠县、高唐、平原、德州等县市，德州以下复入河北，经吴桥、东光、南皮、沧县而东入渤海。同时，在濮阳黄河主河道的左岸还有一条较大的分支——漯水。它从今南乐北分水，经山东省的莘县西、聊城西、茌平西，至禹城南向东，济阳以下略近于现今的黄河，在滨县一带入海。按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重修的《开州志》称，行经濮阳的西汉故道为：自滑县流入，北过小屯庄、张家庄、聂?村等，经戚城西转而东北入清丰、南乐。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濮阳黄河河道变化不大。
西汉文帝后，黄河下游决溢灾害加重，至东汉初又相继发生了4次大的改道，其中有三次发生地在濮阳境。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瓠子决口（在今濮阳西南）并导致大的改道。黄河由此改道南流，夺淮入海，使梁、楚（今豫东、鲁西南、皖北和苏北一带）受灾。汉武帝在接到灾情报告后，当即命大臣汲黯和郑当时主持堵口。但因水势凶猛，堵而复决。此后，在丞相田?的阻挠下，未再堵塞，致使黄河泛滥达20余年之久。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汲仁、郭昌帅数万军民再次堵塞决口，并亲临现场指挥，“沉白马玉璧于河”，以示治河的决心。经过艰苦奋战，终于堵口成功。汉武帝为此创作了著名的《瓠子歌》，用以纪念。汉代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亦亲身经历了瓠子堵口。他深深地为瓠子堵口的壮观场面和汉武帝《瓠子》悲壮诗句所感动，认为水之利害于人类发展太重要了，并成就了我国第一部水利通史——《史记·河渠书》。
《濮阳河上记》
堵塞之后，“道河北行二渠”，回归了20多年前的河道，为黄河第三次大改道。
此后百余年，濮阳以下河道变迁频繁，其中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清河郡灵县鸣犊口河决（在今高唐县南）被列为黄河的第四次大改道。
平帝时，黄河在今荥阳境内再次发生剧烈变化，河道大幅度向南摆动，黄河与济水分流处的堤岸严重坍塌，以致于进一步发展成黄河、济水、汴水各支派乱流的险恶局面。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再次在濮阳决口，“泛清河以东数郡”。王莽认为，河水东去，从此元城（今河北大名附近）的祖坟就可以不再受黄河之害了，不予堵塞，导致了第五次大改道的发生。
《历代黄河变迁图考》
进入东汉后，黄河下游的灾患不仅没有减轻，而且更加恶化。河道逐步向南侵蚀、蔓延，黄河、淮河间数十个县则被严重泛滥的洪水所淹没。面对如此严重的黄河灾患，光武帝刘秀也曾一度有意治理，但因当时尚处于战后的恢复期而作罢。明帝执政后，在泛区民众的纷纷指责下，也酝酿要治理，只是因意见不统一，一时拿不定主意而未能及时动手。直到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才决定修治，并依照王景陈述的意见，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治理活动。
王景治河后形成的东汉故道，在濮阳以下大约走东郡和济阴郡北部，然后经济北、平原，由千乘入海。这条河道因入海流程短，比降陡，穿行于相对低洼的地带，加之黄河下游仍有汴水、济水、濮水、漯水等许多分支，还有许多湖泽和旧的河道分滞洪水和泥沙，黄河决溢灾害明显减少，出现了长达近千年的相对安定时期。据《开州志》记载，东汉故道在濮阳境的流路为：“自滑县入，东行汇为黄龙潭，又东过州城南门，至清河店西，折东北经临河故城，转而西北过田村等庄，又转而东北至孙固城入清丰。”
至五代，黄河决溢日趋频繁。在该时期的54年间，有明文记载的黄河决溢年份就达18年，决溢多达三四十处，并导致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黄河在阳谷发生第六次大改道。
二、 频繁决口——剧烈变化下的宋代濮阳黄河
北宋时期，濮阳一度成为北辅，即保卫京师和河朔安全的屏障，为“北门锁钥”。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契丹兵临澶州。在寇准的力谏下，真宗御驾亲征至澶。宋以少胜多，大败辽兵。辽军战败求和，双方签订了有名的“澶渊之盟”。此后百余年，宋、辽战事缓和，濮阳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得以较快发展。纺织业发展更快，成为宋代“衣被天下”的地方。至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 濮阳人口已回升到817万。
然而，黄河却不安宁。行河近千年的“东汉故道”这时已进入晚期，河床淤积严重，加之当权者“以河代兵”的军事需要及其它社会因素的影响，黄河决溢严重，河道变迁剧烈。据统计，在北宋王朝统治的167年间，黄河下游决溢年份达66年，决口165处，几乎平均每年就发生一次；大的改道有6次，占黄河有史以来26次大改道的近五分之一。迁徙、改道之频繁，可谓创黄河有史以来的记录，为黄河改道最多的时期之一。而濮阳则为这一时期黄河决口泛滥的重灾区，决溢年份多达29年，决口30处，并直接导致黄河下游两次大的改道。
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黄河在今滑县决口，洪水经澶、濮、曹、郓等州，注入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东入于淮，州邑罹患三十二。”决口后，宋真宗赵恒“即遣使赋诸州薪石、楗橛、芟竹之数千六百万，发兵夫九万人知之”，于次年二月堵塞了决口。四个月后，黄河再次在该县境内决口，造成第七次大改道。改道的黄河于此折向东南，由泗水合淮水注入黄海。
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河决澶州横陇埽（今濮阳东），在今马颊河以南地区形成一条新河。这条河道大致沿河南清丰、南乐，东北流经山东聊城、高唐，至平原下分游、金、赤三河，经今惠民、滨县以北入海。由于“久不复塞”，导致黄河第八次大改道的发生，史称横陇河道。
横陇河道仅行河14年，河槽便全面淤塞，“河势高民屋殆逾丈”。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黄河在横陇埽上游的商胡埽（今濮阳市东北）决口，发生了历史上第九次大的迁徙——商胡改道。改道后的黄河由今河北大名入卫河，经今馆陶、临清、景县、东光、南皮，到沧州汇漳河，由青县、天津入海。其下游所经，因位于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所行的河道以北。宋人称这次改流的河道为“北流”。 在此后的三、四十年间，北宋王朝出于统治需要，曾三次堵口回河东流归故，但均以失败而告终。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黄河在内黄县小吴埽决口，经抢修堵塞了决口。次年四月，小吴埽又一次大决，黄河北流入御河，“经乾宁军（今河北青州）分入东西两塘，次入界河，于劈地口入海，形成一条新河，称小吴北流”。小吴北流大致流路起自今内黄县南小吴村，北经内黄、清丰、南乐等县，北入河北大名、馆陶、丘县、威县、临清、清河、南宫、冀县、枣强、交河等县、市，至南皮县合入御河，北流至独流口会界河东入于海。
宋建炎二年（金太宗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南宋赵构政权为阻止金兵南进，东京（今开封市）留守杜充在今浚县、滑县一带决开黄河。泛水经今延津、长垣、东明等地入梁山泊，由泗入淮。这次人为的决河，并未能够阻止金兵的南进，却给下游人民再一次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自此开始，黄河长期南泛入淮，有着1700多年行河经历的濮阳亦因此而长期远离黄河。
三、 铜瓦厢改道——黄河再穿濮阳境
进入金、元两朝，黄河下游河道极不稳定，变迁频繁，在今河南境内常多股并流。如金大定年间，黄河主流经今荥阳、新乡、卫辉、长垣、东明、定陶、虞城、徐州等地，汇泗入淮。另外还有两支：一支经濮阳、郓城、嘉祥、沛县至徐州合主流入淮；一支由延津经封丘、开封、杞县、虞城等地，与主流会合入淮。至元代，黄河继续在今河道以南夺淮入海。初期，仍分三支入淮，一股沿涡水与淮河相会，一股经今商丘、徐州，会泗入淮，另一股夺颖水入淮。此后，黄河主流逐渐北趋，除以上三条河道外，又在今开封、商丘以北濮阳、长垣、东明一带出现了一条新河。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黄河主流已基本不再穿濮阳境而过。
明代前期的百余年中，受当权者“治河保漕”方策的影响，河患频繁，且多发生在河南境内，尤其集中于开封上下。河道乱，变迁多，忽南忽北，极不稳定。黄河大部分时间夺淮流入黄海，少部分东北流经今山东阳谷穿运河注入渤海。濮阳多以穿境而过的黄河支岔或决口泛滥之水为主。如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黄河在新乡八柳树决口，分为三支。其中一支“自新乡八柳树，漫曹、濮，抵东昌，冲张秋，窥寿张沙湾，坏运道，东入海。” 在这一时期，为确保运河漕运畅通，多次在北岸修筑大堤，尽量使黄河南流，以接济徐、淮之间的运河，同时在南岸多开支河，以分流黄河水势。至弘治年间，河南境内的北岸堤防逐步形成，随后南岸也修筑了堤防，而黄河由颖入淮的河道也在嘉靖初逐渐淤塞，从而导致明代后期的河患下移，主要集中在今山东曹县、单县和江苏沛县、徐州等地，河南境内的决口已较少出现。黄河进一步远离濮阳。
至清代，黄河仍走明末故道。“由开封兰、仪（今兰考境）、商（商丘）、虞（虞城），迄曹（曹县）、单（单县）、砀山、丰（丰县）、沛（沛县）、萧（萧县）、徐州、灵璧、睢宁、邳（邳县）、宿迁、桃源（今泗阳），东经清河（今淮阴）与淮合，历云梯关入海。”（《清史稿?河渠志》）两岸大堤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修治，日趋完整，虽然仍不时决口，但都进行了堵合，黄河下游河道相对稳定，未再发生过大的改道。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大河走现行河道，黄河再一次穿行濮阳境。
铜瓦厢，位于黄河北岸，在今兰考县东坝头乡。黄河在这里折向东南，是明清两代河防上的一处险要之所。至道光、咸丰年间，“明清故道”已进入其行河晚期，黄河下游经徐州夺淮入海的河道淤积严重，已成地上“悬河”之势，河滩一般高出背河地面7~8米。加之河道纵比降平缓，两岸堤防间距愈向下游愈窄，排洪能力下降，常常是“下游固守则溃于上，上游固守则溃于下”（《魏源集?筹河篇》）。咸丰五年农历6月中旬，黄河发生大水。在短短的三四天内，下游“两岸普律漫滩，一望无际，间多堤水相平之处”（《再续行水金鉴》）。6月18日铜瓦厢平工堤段发生堤岸坍塌的重大险情，19日堤防溃决，20日全河夺溜。溃水分多支在今河南封丘、长垣、兰考、濮阳、范县、台前和山东东明、菏泽、定陶、郓城、鄄城、梁山等地漫流后，出张秋，夺大清河至利津注入渤海。改道后，由于当时清王朝忙于镇压农民起义军，洪水四处泛滥，各州县为限制水灾蔓延，自筹经费“顺河筑堤，遇湾切滩，堵截支流”，先后都修起了民埝。同治三年 (公元 1864年)开始，在官府的主持下，在民埝的基础上逐渐开始修筑新河堤防，大约到 1884年 (清光绪十年)两岸堤防才比较完整地建立起来。
由于新河堤防是在民埝的基础上修筑而成的，也为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濮阳河段频繁决口埋下了祸根。据统计，自清咸丰五年 (公元 1855年)至民国27年（1938年）的80余年间，黄河下游决溢达200多次，其中近一半的决口发生在该河段。正因如此，才有了“豆腐腰”一说。
四、结语
纵观黄河下游洪水灾害的历史，重在河南，而河南的重灾区则在濮阳。黄河的“善淤、善决、善徙”在濮阳河段表现的尤为突出。究其原因，除社会因素和落后的生产力制约外，主要是该河段为泥沙堆积的主要部位所致。据1950~1997年水文统计资料，河南孟津铁谢至山东利津入海口河道长870公里，泥沙的总淤积量为91.24亿吨，其中夹河滩至孙口河道长169.26公里，淤积量40.32亿吨，河道长度仅占总长的19.5%，而泥沙淤积则占总量的44.2%。近年来，濮阳河段“二级悬河”和“驼峰”河道的产生和发展，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泥沙淤积严重，河道排洪能力下降，就极易导致堤防决口灾难的频繁发生，同时还可能引发河道的剧烈变迁。
1952年10月，毛主席视察黄河，指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新中国成立后，为解除严重的黄河洪水灾害，在不断加固堤防的同时，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河道整治工作。为防御特大洪水，20世纪50年代在濮阳境内开辟了北金堤滞洪区，同时又相继在中上游兴修了三门峡、小浪底等多座以防洪、减淤为主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初步形成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防洪工程体系。为解决黄河泥沙问题，在重视上中游水土保持工作的同时，在新的世纪之初又组织实施了“调水调沙”和小北干流放淤等多项试验工程。现在的黄河濮阳段，水绿草丰，鸥翔鱼跃，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成为一个旅游观光的好去处。
黄河分洪闸
高大雄伟
鱼翔浅底
芦苇荡
黄河湿地
绿色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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