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化时代之点滴2014年，北京某书店曾举办过一次读书沙龙，请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去讲《我们时代的性与爱》。主持人正在说开场白：“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性，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性是一个神秘的、难以启齿的话题……”潘绥铭接过话筒：“对性还觉得很神秘的有吗？小孩都不觉得神秘了吧。”众人哄笑。 这位曾花费12年时间，带领团队定性研究过中国23个“红灯区”、访谈过1132位“小姐”、239位“妈咪”或老板，以及212位嫖客的性社会学教授已经退休了。在潘绥铭的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两项研究：一是红灯区考察，二是针对中国总人口性生活和性关系的抽样调查。专注于科研，他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并不多，过去答过的问题，他都不再赘述。 曾有媒体问道有关农民工性需求的问题时，他直接指出，可以参见他的书《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中关于“不婚同居”的论述。并补充说：“所谓‘农民工的性需求’，多少有些炒作的味道，甚至有贬损底层人民的嫌疑。怎么不去讨论讨论那些长期住在国外的：使领馆官员、工程师、商人？尤其是，谁敢来讨论一下解放军战士的性需求？” 大众传媒赋予潘绥铭“性学第一人”和“性学教父”的称谓。在他从事性社会学研究的30年间，中国人的性行为和性观念也在发生着剧变。“文革”中的“无性文化”滋生出革命样板戏，也滋生出无数“铁姑娘”，1972年版的《新华字典》连娼、妓、嫖、姦这几个字都没有了，然而这种无性文化却悄悄带来了人口爆炸。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潘绥铭称它为“一场性革命”。而21世纪以后的中国，潘绥铭总结为：进入了“性化时代”。 问:做性社会学的研究，您常提到“性革命”这个概念。为什么说21世纪中国发生了一场“性革命”？ 答:作为性社会学家，我有一大堆的调查数据来证明：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人民不仅在性关系方面发起了一场革命，而且在床上也推进了一场性行为的革命。可惜，直到现在，也还没有任何一个公开媒体敢于发表我的这些研究成果。那就只能“虚着说”。中国人民已经从古代那种一本正经的“敦伦”走了出来，经过20世纪那种纯粹生物活动的“性交”，终于在新世纪里到达了“做爱”的理想境界。这才是性生活的真谛，也是中国性文化进步的标识。 问：“性革命”的对象是什么？ 答：性革命的最直接对象就是“文革”时期的性文化。我从5个方面来总结它： 性哲学的革命，如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的破产、避孕和流产的合法化以及对同性恋等“性变态”的重新审视； 性表现的革命，即1985年以来各种性的书籍和文章的涌现以及与性有关的新词的出现、性用品店的普及、色情品的剧增等等； 性行为的革命，包括性生活中爱抚行为的增加、性行为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人们对性生活满意程度的增加； 性关系的革命，包括婚前性行为的增加以及多伴侣性行为的代际增加； 女性的性革命，包括行为、表现（着装、身体形象）、观念与性自主方面的变化。 问:21世纪女性的性革命具体指的是什么？整体表现是怎样的？ 答：女性不再仅仅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女性也不再是“无性人”了，更不是单方面“为男所用”的性对象了。女性的性自主正在增强。女性在性表现和身体表达方面也开始了革命。这最典型的反映在女性的装束上。曾有一位女青年对我说：“超短裙、三点式嘛，不是我们（女人）敢不敢穿的问题，而是你们（男人）敢不敢看的问题！” 在我的书《性之变》中，只能从性行为与性关系的角度揭示中国女性的变化，调查问卷中没有包括女性的整体情况和社会地位状况，因此无法反映这些方面的变化。如果定性地来看，“女性群体意识觉醒的十年”很可能主要表现在“私领域”之中，在“公领域”中很难得以证实。尤其是与西方女性的性别革命的历史情况相对照，相差实在太远。 问：现在人们都热衷于减肥，人的胖瘦与他（她）的性魅力存在怎样的关系？ 答：在2010年的调查结果中，我们惊讶地发现：越是肥胖的男性越认为自己的男人味很足；女性也是一样，越胖越觉得自己的女人味很足。反过来说，越胖的男女就越不认同当前社会所宣扬的对于性别气质的判断标准。 同时我们的研究数据表明，胖丈夫的性生活质量都显著地好于不胖的人，而且呈现为越胖就越好的趋势。但是妻子的情况则呈现出相反的趋势。而从生理心理满意度这个最重要的指标来看，越胖的女人得分越低。 总的来看，肥胖对于妻子的性生活质量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我也不认为这完全是生理决定的，更加可能的是：要么她们的丈夫存在“肥胖歧视”，要么她们自己存在着“肥胖自卑”。 问：您最近也在关注老年人的性，他们发出了怎样的声音？ 答：在2014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举办的《老年知性肯谈会》上，就与会的女性来说，她们认为现在有些年轻人嘲笑“大妈”和“广场舞”（不打扰别人的），其实是太不懂事了。就像我们老年人不应该嘲笑年轻人的奇装异服一样，他们也应该尊重我们的生活方式。 老年女性面临的生理变化大于老年男性，对于身体变化的关注也比男性更加强烈，再加上照顾孙子辈所带来的额外压力，因此老年女性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可能与老年男性非常不同。例如，有些医生错误地用“猝死”来恫吓老年人，结果对老年女性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再例如，有些儿女强迫母亲带孙子，活活拆散老夫老妻。这些问题都与“性”非常相关，可是却没什么人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老年人。 问:“包二奶”、“养小三”和“傍大款”的现象引发人们的热议，实际情况如何？ 答：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在婚外性之中，南方一直给女方钱财或者经常给的，只不过占7%和9%；完全不给的超过一半。男性中认为自己“很少给”（也就是多少给过）的更多，男女构成显著差异。 这可能是双方对于究竟什么叫做“男方给女方钱财”有着大相径庭的认识。比如，有些男性可能把请对方吃饭也算进来了，而部分女性则可能认为，连收到钻戒都不算。 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包养情妇”现象虽然确实存在，但是发生在普通人民大众中的却很少。 --《旅伴》记者 袁艺文（潘绥铭有所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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