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鄭注講義之三

論語鄭注講義之三

上次講的課，一個同學指出來就是“守命共時”，按照《左傳》的杜注呢，“守命”是指的守君命，“共時”是指的供時事，它還有一個上下文，那麼這是當時有鄭國的幾位叛臣，他們向齊桓公有一個那款的想法，而管子制止了這個事情，那麼當時管子說的這段話當中有這麼兩句話，一個是“父子不奸(gan1)謂之禮，守命共時謂之信”，然後他說齊桓公他是以禮與信來主諸侯的，也就是說桓公的霸業是通過禮與信來成就的，因此而使得諸侯能夠歸往於他的，然後他希望桓公能夠因此以禮與信來處理諸侯的事務，不去做不義的事情，那麼對照他這個文章，既然說“父子不奸謂之禮”，這是一個很著實的說法，那麼後面的“守命共時”也就不宜在做一個過分的解讀，所以說我上面的說法就這句話而言是有些問題的。不過在《穀梁傳》上也有一段，它講“人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信？信所貴者時，時者行其事也”，大概是這樣，那麼在這段敘述當中，是把人、言、信、道、時合在一起來說的，也就是說我們在談論信的時候，它也含有一個這樣的意義，所以我們在《經解》裏邊也會談到義信和仁，就是霸王之器，或者說像在《禮運》裏邊講的“民不求所欲而自得之謂之信”，當然《左傳》裏邊也有很多的敘述，所以雖然說那句話做那樣的解釋是有點詮釋過當了，但是作為信它的一種廣泛意義還是存在的，我們在其他地方還是可以找到類似的地方，我們講下一句。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這裡“不重則不威”，這個一般書上都有解釋了，那麼這個“重”呢，像《說文》裏邊一般是訓為“厚”，當然這個說起來也未必恰當了，一般來說我們講“厚重”嘛，就是這個意思，“威”字呢一般是講威儀，“威儀”這個詞我們今天理解的可以會比較狹義一些，似乎與一種尚武啊或者說男性的氣質有關係，這個當然也是事實，那麼在古代我們講“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那麼也有另外的說法叫作“經禮三百，威儀三千”，也就是說“威儀”和“曲禮”在當時是被默認是可以相互替換的，那麼我們在講禮的細節的時候也往往會把它稱之為威儀，當然這個背景是因為在周朝的禮儀基本上是針對君子的，這個確切的說就是成年的男子，比如說男子有九拜，那麼婦人的拜只有三種，婦人一般行禮就是肅拜，在極個別的情況下比如新婚廟見的時候，她行一個扱地，在有喪的時候行稽顙，作為女子的行禮就這三種。肃拜就是後來的萬福，這是最常用的。那麼男子的拜呢，則是從一拜、再拜，然後有頓首、稽首，然後在喪中的時候有振動，總之他是有各自不同的，然後又落實到各種禮儀的場合。對於女子來說呢，她如果遇到一些鄭重的場合呢，她也沒有特別的禮容的要求。那麼作為男子呢，如果說他的身份是一個士以上，就是說他具備一個奉公的身份，然後他的年齡在二十以上，是一位既冠的成人，那麼具備這兩個條件，那麼他就要服從很多禮儀上的要求，比如說入公門必趨，就是說他到了官署裏邊，那麼他要趨走，這個趨就是《鄉黨》裏說的“趨進，翼如也”，他在階下、堂上都要有不同的禮容，在國君面前，他要隨著國君的步伐的快慢調整自己的節奏，那麼也隨著國君的彎腰的程度，他也要有相應的改變，然後在不同的場合他因為手中所執的器物的不同，也會有服裝上的區別。這一切對於婦人、兒童還有庶人而言，都是沒有的，所以因為這個緣故，這個禮呢它主要來成就君子的威儀的，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威儀”和“曲禮”經常在敘述當中可以替換。那麼這裡所說的“不重則不威”，也主要就是指君子，如果說他沒有一個厚重之心，他不能夠去牢固的致力於學，那麼這樣的話，他的威儀就不能夠使人體會到，或者說他表面上也許會做一些，可以有一些行為，但是善於觀察的人如果大家讀《左傳》，《左傳》上的人是可以通過人的舉手投足來窺測他內心的狀態的，如果說他沒有一顆厚重的心，那麼這外在的威儀也是容易被人看破的。後面“學則不固”，這個有爭論，可能我個人認為比較直觀的解釋是，如果我們君子不重，他沒有厚重，那麼這樣他學習呢就不會牢靠，我個人是喜歡這麼解釋。那麼也有一種說法呢，是認為學則不固，就是他認為這一段和上一句沒有關係，就是君子求學，然後可以免於固陋，那麼這個固就是指的意必固我的這個固，就是說人的思維，人的心靈受到限制，一般來說這樣會失之於鄙陋，可能會變得粗淺，那麼我們只有通過學，才可以打破這樣一種固的狀態，從而得到一個自由的發展，這些我覺得都可以。“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鄭注：主，親也。就是要親忠信，這有點類似於前面所說的“親仁”，忠信在禮經當中是非常重要的，在《禮器》上說“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心，則禮不虛道”，也就是說你一個人，首先要有忠信之心，然後他才談得上去學習禮，因為這個是禮的根本。我們一般解釋“一心曰忠”，或者說“公家之利，知無不為”，都是指的我們一種表裏如一的狀態，或者說如果我們用朱子的說法的話，那麼“盡己曰忠”，這個理解也不錯，就是說我是能夠對得起我的內心的，那麼我的內心和我的外在是能夠相一致的，這個叫作忠。“信者，誠也”，信是能夠使我們去守護我們所持守的這一切，那麼這樣的人他才可能具備禮的本質，然後他才可以去學禮，才可以去成為君子，那麼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夫子強調我們要親忠信，就是親忠信之人。“無友不如己者”，這句話大家可能會爭議比較大，就是說很多人會認為人都是有方方面面的才能的嗎，可能在某一些方面的才能不如我，但是他會有別的特長，那麼何以不去友之呢？我覺得在這裡，可能夫子說這句話不如己呢，並不是一個非常嚴格的去說，他就如同我們小時候父母也經常會講“不要和不如自己的孩子玩”，就大體是這樣一種觀念，那麼“無友不如己”也就給予了孩子或者說學者這樣一個上進之心，使得我們盡可能的去親近那些值得我們去效法的人，當然如果我們非常嚴格的來探討它的義理的話，那麼這個也是有道理的，就是說如果我們去交一位朋友，這個朋友在某些方面是有一些在我們看來不如自己的，當然了他肯定會有其他地方值得我們去取法，但是問題就在於如果你只是一個平常人，你不是一個非常能夠禮賢下士的君子，不是那樣一個非常謙和之人，那麼你能不能真的能夠戰勝你自己內心對自己的這位朋友的對他這些方面的可能居高臨下的感覺呢？你是否能夠戰勝自己內心的自負呢？如果說不能，那麼會因為朋友的在某一個方面的也許小小的不如己，你會把他看輕，那麼他縱然有其他方面非常好的德行值得你去學習，你又是否真的能夠端正自己的心態去好好學呢？所以說，如果我們真的要得到進步，那麼找一個看起來確實是明顯高於自己的人，也許是更容易去激勵自己的，這個也是有他一定的心理因素的。“過則勿憚改”，“憚”是難，也就是說我們如果出了錯，不要以改過為難，這個也沒有什麼很特別的，大家都已經是大學生了，有足夠的人生經驗，如果說我們是小學生，可能會覺得自己犯了點錯誤，然後再去被別人指正，或者說自己去承認這個錯誤是有一些難堪的事情，當我們有了足夠的人生經驗，我們知道人在看待人的時候，是以他的一個整體來看待的，只要說你得到的是一個整體上的正確率是比較高的，然後整體上做事是能夠為人所信服的，那麼有一些過誤並不是一個會造成別人的不信任的事情。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注：子禽，弟子陳亢也。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為治邪？”“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注：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願求與為治也。”這裡從語法上來講也許“其諸”比較費解一點吧，“其諸”在這裡它表示的是一種疑問的意思，它的翻譯應該是“大概異乎他人的求為政吧”，這樣一個含義，那麼為什麼子貢會這麼說呢？其實在這裡子貢他也表達了這樣一種溫良恭儉讓的態度，就是當別人來問他夫子欲聞國政與別人的求與於國政是不是有所區別呢？然後子貢並沒有非常斬釘截鐵的對他說和別人是不一樣的，他沒有這麼說，他只是說大概，他只是擺明了夫子的態度，夫子一向為人是具備溫良恭儉讓之德的，那麼你看夫子大概是和別人的求之為政有所不同吧，在這裡，子貢也是用了一種很謙虛的方法，但是這句話可能會造成一些理解上的困難。然後看具體的溫良恭儉讓，我記得好多年前我們也是有一群儒生在一起開會，然後大家問儒生的政治問題，我們如何參政，然後我當時就想到有兩句話，一個是《論語》當中講“犁牛之子骍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然後就是這一句“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那麼我覺得這個對儒生來講是很關鍵的，首先前面的“犁牛之子骍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就是說作為儒生，首先要有自己足夠的準備，當然這包括自修，也包括我們對世界的事理的認識，就是格物致知的工夫，那麼我們要有這個能力去打點這個世界，去解決一些問題，那麼如果說這方面我們自己能夠做得好，那麼即便我們不求如何，那麼當我們的國家需要人來去幫他燮理陰陽的時候，那麼他也肯定是要找有這個能力的人，那麼這樣我們也就會自然的有這樣的機會。那麼這個“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呢，就是說我們如果要得到這個參與政治的機會，那我們不是靠一種現代政治的這種方法，像什麼結黨啦，或者說通過宗教壓力啦，或者通過一種社會壓力啊，或者說如何的通過批評時政啊等等，而是要通過溫良恭儉讓，通過這種方式，來獲得的是一個信任，所以這裡還是忠信是很重要的，那麼我們生在共和國，現在沒有新王出現，那麼我們就是忠於我們的國家，然後我們的思維應該是輔助這個國家，使它在我們現在的狀況之下能夠走得更好，那麼也希望我們的國家能夠漸漸的為我們的百姓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使得大家的忠信之心能夠漸漸的得到弘揚，我們承認有很多的問題，但是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批評所可以得到的，那麼我們毋寧在這個時候給予的是我們的期待。那麼具體的說是這個“溫”，我們今天還在說這個“溫存”，那麼它給人這樣一種溫暖的感覺，這個鄭康成沒有注解，他認為大家都能夠理解。“良”是好的意思，古代的時候這個詞也用的比較多，比如當年的妻子稱自己的丈夫都叫做良人，好人就是這個意思。“恭”呢恭敬。“儉”是指的有節制。“讓”是撙節退讓。那麼總體來說呢，它使得我們以一種比較厚重的態度，以一種善的期待去對待人，然後以一種謙遜撙節退讓的方式來對待自己，那麼通過我們所具有的能力，然後慢慢的使得別人能夠感受到我們所具有的力量，而不是去操切的如何的去求索和如何的去索取，那麼當時夫子所以能夠“至於是邦，必聞其政”也就在這裡，那麼大家也可以想像，我們作為一個人間的普通的常識，就是大家如果有什麼心裏的話，我們需要找一個人來訴說，那麼這時候你希望和一個什麼樣的人談話呢？你肯定是希望和一個温良恭俭让的人談話，就是說你在和他傾訴自己內心的時候，傾訴自己苦惱的時候，他是用一種溫存來撫慰你的內心，他是用一種善意來傾聽你的內心，那麼當他發表君子的意見的時候呢，那麼他是樸質的，他不給你什麼遠大的理想你難以企及的目標，他也不會帶著一種自我的張揚去訴說他要如何如何，而是要老老實實的傾聽、恭恭敬敬的傾聽你的話，然後在恰當的地方來給予你一些提示，來幫助你渡過心理上的難關。那麼對於治國的人而言，他首先也是一個人，他可能是一個領導，是一個群體，他可能有他的爵位，有他的財富，有他的黨羽，但是他們都是一個個具體的人，那麼人的情緒都是一樣的，那麼當一個治國的人、一個政客，或者說一個政治家他有什麼需求的時候，他也希望有人能夠傾聽他的傾訴，傾聽他的心聲，然後給予他一些在他看來對他會有所幫助的意見，那麼這個時候呢，當夫子來到這個國家，那麼夫子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人們能夠在他那裡得到一些有益的意見，人們能夠在他那裡得到一種內心的舒解，而且還能夠學到一些東西，所以他們喜歡對夫子談論這些問題，所以夫子能夠聽到他們的政治。當然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很可惜的就是在夫子周遊列國的過程當中，雖然我們看到很多諸侯比如齊侯，從夫子三十歲的時候，齊侯就對夫子很尊敬，那麼後來夫子也是經常往來於齊魯之間，那麼後來像衛靈公對夫子也是比較尊敬的，包括夫子南入楚，包括到晉國去，那麼可以說我們看到在各國的國君看來，他們都是願意親近夫子的，都是希望夫子能夠幫助他有一些出謀劃策的，當然了我們說孔子最後並沒有實際當中去實現自己的理想，這是因為那個時代是孟子說的陪臣執國命的時代，也就是說政已在大夫了，政在大夫甚至說政在家臣，那麼就像我們看孔子作了魯國的司寇之後，他推行隳三都，那麼隳三都也是魯侯之恥，季孫氏和仲孫氏也支持，那麼夫子最後面對的是孟孫氏，孟孫氏作為魯國的大夫，他為了自己的私利而打亂了全局，甚至說不惜興兵對抗魯侯，通過以臣叛君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利益，最後魯侯抗不過，公室不張，夫子也沒有辦法。孔子到晉國去，他為什麼沒有最後跨國黃河走到晉國，就是因為當時晉國出現了大夫之亂，那麼為什麼夫子沒有在楚國成就自己的事業呢？當時楚國是曾經想著封他百里之地的，那就是因為當時楚國的大夫們說夫子是什麼樣的人，大家看他身邊的這些學生是什麼樣的人，難道他們不都是可以成就一番諸侯的大業的人嗎，是的，對於這個，楚王很承認，然後這位大夫就說了，那麼如果這樣的一個孔子來了，他帶著他的幾百名學生，你又給了他百里之地，那豈不是要變成一個強大的諸侯國了嗎，如果那樣的話，我們楚國又會怎麼辦呢？我們一向對於周王室是叛服不定的，如果說夫子興起之後，難道我們不被討伐嗎？於是楚國這位大夫說了這一番話之後，那麼楚王也就打消了任用夫子的想法。那麼夫子到齊國也是，當時是碰到了晏子，晏子也是認為夫子來到這裡，會對齊國有一番大的手筆的整飭，於是他認為為了維護當時齊國的暫時的利益，最好不要任用孔子。那麼也就是說從這些方面來看，夫子到了一個國家，他確實都會受到當時這個國家的國君的歡迎，人們是樂於在夫子那裡去吸取智慧的，但是另一方面，由於這個國家它內在的問題，所以說夫子的理想沒有實現。這個我想也許借這個機會展開一下也許更好，因為這裡邊一個很有名的事情是當時晏子，晏子他阻止了孔子，那麼他表面上（阻止孔子）留在今天的理由是什麼？是他認為夫子是主禮的，這些禮儀是緩不濟事的，繁文縟節，那麼到最後齊國假設用孔子很多年，也不能有政治上的革新，那麼當時的齊景公放棄了對孔子的任用，這是我們今天在《晏子春秋》這些文書當中可以看到的，這種觀念比較接近於一種墨者的觀念，因為當時齊國的晏子他的狀態就是一個國奢示之儉的人，那麼他的儉樸是有些過了頭的，比如說他在進行自己的家廟祭祀的時候，所謂的“豚肩不掩豆”，我們在祭祀家廟的時候要陳設牲牢，當時的籩豆就相當於我們今天的碗了，它有高足放到地上，然後肉是放到類似今天的板凳這種俎上的，那麼晏子為了節約，籩豆之數是不可少的，這表示他的等級，俎的數量也是固定的，但是俎裏面的東西也可以有自己的一個減損的，那麼他居然在祭祀自己祖先的時候，這些肉也都是放的非常的少的，乃至於說放的肉的高度一眼望去都被那些籩豆遮住了，那麼這個叫作“豚肩不掩豆”，當時孔子對晏子的評論就是，他認為晏子是一個賢人，當時他很尊敬的一個是管子、子產，再就是晏子了，但是孔子認為晏子這樣做有些太過，那麼作為一個大夫在自己的家祭當中尚且如此，那麼其他的齊國的一般的士他們又應該如何的去行禮呢？但是我覺得這並不是孔子在齊國或者說孔子在未來不被任用的緣故，就是說可能大家在談論孔子的時候，會有一個我們今天人的想像，一般我們談說孔子他是一個儒，“儒”這個字有一個“需”字旁，形成了許多比如婦孺的“孺”、懦弱的“懦”，於是認為儒家是一個比較柔弱的形象，然後我們又說孔子何以與聞其政呢，是因為溫良恭儉讓，於是在我們的心目當中油然而生的孔子就是這樣一個溫良恭儉讓的老人，然後因此呢他也不免於有點繁文縟節，有一些迂腐，不足以成事。但是我們讀《論語》我們知道，孔子曾經自述過“苟有用我者，期月可以，三年有成”，孔子是非常自信的，在《禮記》當中孔子還有一句話“我戰則勝，祭則受福”，就是說因為我是一個懂得道義的人，我是一個有足夠的知識的人，那麼戰爭我可以獲勝，那麼讓我祭祀因為我有一顆誠摯的心，那麼必然我也會受到神明的祝福，那麼當時的孔子其實他是非常自信的，那麼如果我們這麼說，為什麼他在周遊列國的時候卻不能得到一個自己施展的機會呢？首先我們說，孔子在魯國他最初為政的時候，他做了一個最重要的事是什麼？就是隳三都，當做完這個事情之後，夫子被迫離開了他的父母之邦，然後游走於列國，那麼如果這個時候人們談起夫子來，那麼列國的國君和大夫們在他們的心目當中，夫子是一個什麼人呢？我想他們會說夫子是什麼人，夫子就是隳三都的大夫，那麼隳三都是什麼樣的含義呢？他就是要強公室而弱大夫，那麼我們從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當時夫子是帶著一個曾經隳三都的政治經歷來游走於列國的，那麼當他來到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的公室他聽說了孔子，那麼他知道孔子是要來張公室的，而這個國家的那些大夫們他們會意識到，如果孔子在這個國家執政，他肯定就要像在魯國一樣按照《周禮》來削弱這些大夫的地盤，來削弱他們的城池，因為這個緣故，孔子在當時所代表的就是這樣的一種力量，所以他在齊國如果說真的能夠獲得齊侯的任用，那麼很可能他也會按照禮制，也許會溫柔一點，也許會政策上舒緩一點，但是他的理想肯定是要最終實現一個對公室的弘揚，用禮來束縛大夫，使他們富而好禮，那麼因為這個緣故，當晏子來看待孔子的時候，我們知道晏子曾經是經歷過三位齊侯的，那麼他在當時的崔慶之亂的時候是一直隱忍不發的，到了齊景公的時候，晏子好歹得到了一個終於可以施展自己抱負的時期，他也終於盼到了齊國得到了一個政治上的平衡，那麼當時齊國依然是掌握在國、高二氏手中的，有國、高二氏，還有當時已經興起的陳氏，雖然說如此，但是這幾位大夫在當時的齊國是實現了一個短暫的平衡的，那麼晏子是一個非常實在的齊國的政治家，他希望的是齊國先暫時維持這樣一個政治上的平衡，在這個平衡之下慢慢的來積聚齊國的力量，而在晏子的心目當中應該是能夠欣賞孔子的，因為孔子能夠欣賞他，他們兩個人都是希望這個國家能夠有所理治的，這顆心是比較接近的，但是在晏子看來，如果孔子來到了齊國，那麼他很可能會帶來一個比較激進的政策，而這個會打破齊國內在的這種平衡，那麼大夫之間會相互爭執，當然了我們可以說晏子可以把夫子送走，但是晏子最終也沒有改變齊國的自身的格局，那麼齊國最後也終於是發生了很多的事件，最終齊國的陳氏藉助吳國的力量，通過戰爭的手段，葬送了國、高二氏，除掉了齊國的那些世卿，最終陳氏獲得了齊國的壟斷的權力，後來就發生了田氏代齊的事情，那我們說如果當時孔子在齊國能夠執政，那麼也許他是能夠挽救當年姜太公的國家的，但是在當時晏子看來，也許他所需要的僅僅是一個穩定，所以說他不能夠容下孔子。那麼像孔子他去楚國，楚國的這些大夫們一定要阻擋孔子，這個也是顯然如此的，最明顯的一個例子，事實上後來孔子的後學，孔子在弟子當中有一位最重要的就是子夏，他也是在孔子弟子當中後來的官運非常地好的，那麼他做了魏文侯的帝師，他在河西在那裡帶了一批自己的弟子，那麼弟子當中最有名的首先是李悝，當然我們說的是在歷史的行政上最有名的啦，然後還有他的另外一位弟子是吳起，這位吳起還曾經是曾子的弟子，那麼因為他在魯國呆不下去，所以跑到魏國去的，後來吳起又跑到了楚國去，李悝還有一位很有名的弟子商鞅，這幾位人物都是在歷史上以他們的功業而獲得眾人的矚目的，當然了在今天我們一般也都是把他們劃作法家的人物，但是他們從孔門當中分支出去的，那麼他們的理想尤其是在吳起身上，非常的明顯，他後來到了楚國，然後他的政策是什麼？就是要在楚國除掉世卿，就是要廢世卿，如果大家稍微讀過一點《春秋》就明白，孔子的思想包括隳三都都是認為這個國家要奠定秩序，那麼就必須去規範這些世卿，那麼要讓這些世卿按照禮制受到限制，而不是讓他們的勢力無限膨脹，最後他們去威脅公室，然後又因為他們是如此的犯上作亂，使得他們的那些家臣們也個個的張牙舞爪，然後以至於說家臣又出現像南蒯啦、陽虎啦這樣的人來背叛他們，而造成一個孟子所說的上下交爭利的局面。後來吳起在楚國的方式就是世卿凡是屬於疏族的，那麼要把他們趕到城外，趕到荒地上去，而且對於這些世卿，如果說他們沒有獲得軍功，那麼他的田產三代之後國家要收回，也就是說上面的一位如果說成為了國家的一個世卿，那麼他的俸祿只能維持到他的孫子輩，如果他的孫子依然不能通過自己的實力，要麼是他的文治，要麼是他的武功，要麼是他的外交才華，那麼他的這一切將會剝奪，他的孫子將只能享受他自己的能力所能為他所帶來的財富。那麼我們可想而知，當年的楚國的大夫其實是知道，如果說孔子真的能夠執政，他對於楚國的建議也很可能是與此類似的，所以其實他們是為了一種自己的利益，為了一個大夫自身的強勢，他們阻撓了孔子。當然我說這個，與孔子的溫良恭儉讓並不矛盾，或者說我毋寧是提供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這個問題，就是說孔子在實際為政的時候，他是會積極有為的，他並不是說一個只講繁文縟節的禮，他恢復的周禮也不是說我們今天所講的如何的進退揖讓，那個是禮，但是那個只是禮的一部分，在《左傳》當中，人們明確的區分禮和儀，如果說我們知道如何的去做外交，如何的吟詩組對，那麼這個叫作“儀”，這不是禮，真正的禮是建立一個國家應有的秩序，對於當年的周公而言，最重要的禮是朝聘會盟，是如何的約束諸侯國，使他們各自有自己的封疆，各自能夠有力量保衛自己的封疆，他們各自有自己複雜的國民，有的可能是殷國的國民，有的可能是一些西戎的蠻夷之人，那麼我們又如何的用他們自有的習慣，用他們的本俗來安定他們，來治理他們，然後漸漸的去開發我們的國土，去漸漸的增強我們的實力，然後大家又因此而團結在各自的方伯周圍，能夠共同的拱衛京師，那麼這是周公制禮的時候所關注的首要的地方。那麼對於孔子來說，當他來行政的時候，他所關注的復禮，首先也是一個公室、大夫和大夫的陪臣各自所應有的名分，各自所應有的權力，如果說公室去壓倒大夫們，大夫們戰戰兢兢，那這樣的話，這個國家是不可能有什麼進步的，如果說這些大夫们壟斷朝政，就像當年的三桓一樣，他們壟斷了朝政，這樣的話，這個國家縱然有年輕的俊秀，他們也不能夠獲得朝廷的祿位，他們不能夠為這個國家出力，他們也會對這個國家失去信心，如果說大夫們不僅僅自己犯上作卻威逼公室，而另一方面，他們又不能很好的管束自己的陪臣，那麼他們的權力又可能被他們的陪臣們所架空，於是以至於到孟子所說的上下交征利的局面，那麼這是對於孔子來說為政最重要的，然後就是“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那麼這是最重要的禮，那麼這是作為孔子如果說他去施政他的內容大致會這樣，就像大家讀《春秋》要能夠“使亂臣賊子懼”，使得大家知道一個是非，知道禮應該是怎樣，當孔子去談論國政，就是說他還沒有被國君授之以政的時候，當他只是在談論的時候，那麼這個時候是要溫良恭儉讓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當我們還沒有獲得國君的信任，沒有獲得國君的委任，這個時候我們只是以一個外臣的身份來談論國政，那麼我們應該是期之以善意，那麼當我們能夠獲得這樣一個機會去改革弊政的時候，那麼我們責無旁貸的要按照禮制去規範這個國家的生活。
下一句，“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注：“孝子父在，無所自專，庶幾於其善道而已。” “三年無改父之道，可谓孝”，注：“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爲也。”這一段我們要理解當時的一個制度了。首先，鄭康成注的時候，他說“孝子父在，無所自專，庶幾於其善道而已。”就是說當時人認為如果說孩子有父親在，那麼他應該是不得自專的，如果說他有財物，就是要歸諸於自己的父母的，如果說他有什麼樣的決斷，是要徵求父母的意見的，如果說他要求學，他是告訴父母自己去哪裡的，如果說他有了什麼樣的好事，比如說為國君或者他的朋友或者他的師長所誇獎、所稱讚，那麼他是要歸美於自己的父母的，那麼這個是孝子無所自專，那麼因為這個緣故呢，我們說“父在觀其志”，因為這個時候，他只有志向，“志者，心所之也”，就是這個人他所表現出來的他的這種心靈的安頓，他的這種內心的願望，這個是屬於他自己的，我們可以通過他的談吐、他的為人來體會，那麼他的行呢，就是說他究竟做什麼事情，這個是與他沒有關係的，這個是原則上必須全部去推于自己的父親的，這個細節上說，比如《曲禮》上講“食饗不為槩”就是說為人子者和父親住在一起，那麼有客人來了，這個客人是父親的客人，要如何的款待客人，你沒有權力在旁邊說啊我們上幾豆幾鼎，我們如何的殺雞烹羊，這個你沒有權力，這個完全是父親來說了算的，那麼我從這些都可以體會就是如果父親在，那麼兒子的行為如何的與人交接處事，如何的財物的授受，這些都是體現不出來的，完全都是依照他的父親的命令，至少說是他以父命的名義去做的，這個我們可以在《儀禮·聘義》裏邊看到，當然那個是指的君臣，但是君臣、父子這兩個關係是相通的，我們從臣的倫理上是可以看當時的孝子的倫理是怎樣的，那麼為臣者如果說他出使于異邦，他有時會帶一些自己的禮物去送給他所敬仰的大夫，也有時候他可能會表示對國君的尊重，他也會有一個自己的私人的禮物，那麼他這個東西是自己帶的，但是當他去獻給對方的主君的時候，他一定是要以國君之命的名義來給予，那麼對方的主君呢知道他是私覿所獻上的私人的禮物，但是呢也依然要以對待他的國君的禮物的禮儀來對待他，那麼這個義理是什麼？就是說為人臣者是不敢自專的，他即便是要表達一份感情，獻上一份禮物，也都要以自己的主君的命令才能去做。那麼同樣兒子也是這樣，就比如說孩子結交朋友，那麼當他要給予這個朋友什麼幫助的時候，他不應該說“這是我給予的”他很樂善好施，他要說“家父命我幫助你...”然後如果說他做了這個事情朋友們都很稱讚他，他要說“這是家父一直教育我應當...”這個叫作不自專，那麼因此之故，他的所有行為交接，都是以他的父命而存在的，我們只能看一點，就是他的志向如何，我們比如通過他讀書，他喜歡讀什麼書，喜歡練什麼樣的才藝，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志向，這是所謂的“父在觀其志”。那麼“父沒觀其行”呢，是因為父親去世之後，首先孝子是要有二十七個月的守喪的，他喪中是如何的哀戚思慕，這是他的“行”，在他服喪完了之後，他如何的與人交接，這個時候他是有朋友之道的，他是完全以一個家主的身份來做事的，那麼這時候他有他的行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這個首先有一個理解，這個“無改於父之道”是指父之善道他肯定要延续下来，如果父親有一些錯誤的地方，那麼他應該及時的更革，這個我們在歷代天子的交接的時候看的是很明顯的，他們往往會以一個先帝遺照的方式，在大臣的參贊之下去廢置前朝的一些弊政，然後給天下一個革新的機會，那麼這個大家並不認為這是違背父道，而是說這恰恰是“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的意義，就是說可能自己的父親他有一些偏頗，有一些不對的地方，那麼當他去世的時候呢，我們相信他在死的時候，他的心都已經歸於善，那麼他會留下遺言告訴他的子嗣“你一定去幫我改革這些弊端，不要讓禍害延及百姓”等等。當然“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其實如果我們參考禮經的話，還是有一些細節的，比如說他這裡確指的時候，比如說父親他會有一些喜歡的東西，父親的琴瑟啊等等的，雖然說父親已經過世了，但是作為孝子，他是必須要恭恭敬敬的去保存這一切的。如果說是母親呢，母親經常用的器皿，比如他使用的杯子啊一類的，那麼作為孝子也是不忍心去用的，而是要把它好好的保管起來，因為這是父母的手澤，他們曾經經常撫摸和使用的物件。還有比如作為孝子呢，他可能有幾個兒子，那麼也許父親喜歡自己的某一個兒子，而自己未必喜歡這個兒子，父子之間感情有所不同，這也很常見，那麼這時候父親去世，那麼依然要按照父親的態度，就是說如果父親在世的時候，經常說“你要關心一下你的哪一個兒子”，那麼父親去世了，雖然說我也不是特別讚賞，我不是特別喜歡那個孩子，但是我知道這是父親所欣賞的孩子，那我一定要對他加以關愛，因為這是父親給予我的命令，還有比如說過去有一妻多妾制，或者有奴婢有僕人，父親可能喜歡某一個家臣、某一個僕人，非常信任他們，而作兒子的可能對這個人由於一定的關係，他可能會有一些疏遠，但是父親去世了，我們要尊重父親的遺志，還是要信任他，並且給與他重任，那麼這些都是“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這段因為是一些比較細節的內容，這個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是非，其實這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說我們完全不顧父母當年的這種想法、父母對我們周圍人的看法，然後父母去世，就開始截然相反，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識去做的話，這個都是很不孝的。那麼過去講孝子之孝是“終身”，這個終身不是終父母之身，而是終己之身，也就是說終孝子之身，他都要思慕自己的父母，那麼我們古人認為這個生與死不過是氣之聚散，人生的時候他有他的形體，有他的嗜慾，那麼人死之後呢，我們的屍體肉體化歸於大地，陰於野土，那麼我們的精神呢則是可以無所不之的，那麼因此之故呢，古人並不認為生與死是截然分開的，生和死都是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只不過我們的形態不同，只要說我們的親人他們是擁有足夠的境界的，就是說過去講“君子曰卒，小人曰死”，這個區別就是“小人曰死”，死是指的澌滅，就是消失了，在他死之後，他的肉體沒有了，他這個人也很快被人淡忘了，他的精明也就幾乎不存在了，蕩然無存，也許他的後代在自己的寢室裏祭祀的時候，他也許還能夠有一點召喚吧。但是君子不同，“君子曰卒”，“卒”在過去是指的成，“卒者，成也”，這個“成”是指的君子他完成了他在這個世間的天命，然後他將變成另外一個形式，成為神明，然後變成了另外一種形態，與我們人還是生活在一個世界上，他的靈魂可以無所不之，這個有點類似於道家所講的仙境啦，如果說孝子們去祭祀他，他的魂則是可以來到宗廟，然後聚於他的神主，當然作為《周禮》啦士大夫是沒有神主的，他只有坐於几筵了，然後來接受他的子弟的奉養，如果說子孫絕嗣，或者因為種種的緣故沒有去祭祀他，他可能會因為沒有人奉養而神明慢慢的稀薄，或者異化為厲鬼，然後危害人間，但是我們都是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的，因為這個緣故，作為孝子的對這個親人的侍奉，它不僅僅是包含生前的侍奉，那麼還包括死後的喪禮，和喪禮結束之後每年都要進行的祭祀，那麼通過這種祭祀，我們與我們的先人得以溝通，我們也獲得我們先人對自己的祝福。
下一句，“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注：“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這個的意思就是說，因為君子是把他的心思放在處事上，這叫敏於事，放在我們的辭令上，這叫作慎於言，辭令就是《曲禮》上所說的“毋剿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或者說《冠禮》上所講的“辭令順”。“就有道而正焉”這個類似於親仁，類似於主忠信。“可謂好學也已”，那麼君子的人生狀態就是在學之中的，他求學，他去踐履他所學到的東西，他去讀先王的典籍，他去請教那些有所心得的人，去請教各種學問，然後他敏於處事，好好的打點自己的生活，那麼因為這個緣故，他的心思放在了這個方面，所以他就不暇去顧及如何的飽食，如何的求安了，於是他可以做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這一段可以說是在講修養的，從儒家的角度來講，修養重要的應該是建立一個正的東西，就是這裡所說的“就有道而正焉”，或者這裡的“可謂好學也已”，這是重要的，那麼正的東西建立起來，那麼我們一些其他的、一些次要的也就容易被克制。這句話按照鄭注，他講“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就是說如果你的心是放在正的東西上，是放在學上面的，那麼其他的一種人生的受用，自然對你來講就可以看淡，正因為你樹立起來了一種正的觀念，所以說你可以動蕩，你也可以忍饑挨餓，因為你的心是充實的。當然從宗教角度，可能有一些人講苦行啦，通過這種比如過午不食啦，通過不停留於同一棵樹下的方法方式，來去磨練人，這個對意志的作用也是有一定的訓練的，但是即便是從宗教的角度，其實它也是首先要給你樹立一個宏觀的一個很遠大的追求，比如你要有成佛的願望啦等等的，然後你再去做事情，那才算得上。那麼對於我們談儒學也是如此，我們首先要立的還是正的東西，然後因此我們不暇於急於其他，那麼一些人性上的弱點也就可以得到自然的克服。那麼如果說我們不能夠樹立起一個遠大的正的觀念，而只是把我們的心用在一些細節上，比如說我這個如何克制自己的食欲啊，如何的克制自己對於安逸生活的追求啦，或者說像現在如何的少一點娛樂啊等等的，其實那樣反而你會把很多時間浪費在對於這種情緒的對抗上，而你的正的東西真的是否能夠有充分的時間去建立呢？這個有的時候還是成疑問的。那麼一個人生最好的狀態應該是我非常的嚮往“就有道而正焉”，嚮往這樣一種學的世界，那麼於是我自覺的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我的生活就在此，那麼我的人生與它化為一體，那麼其他的東西也不是說我不追求，那麼我也需要，但是也自然的就是那麼淡淡的，不是那麼的特別的被我所重視，那樣是一個最好的狀態。當然尤其是從儒家的角度，我們也認為作為我們的生活，作為我們的飲食燕樂，其實也並不是一個完全不重要的負面的東西，大家學《周易》，《周易》也講“需”掛嘛，“需”掛也講飲食燕樂。
下面，“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注：“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為憂苦也。”先講這一段，“諂”《說文》上解釋為“諛”，“諛”又解釋為“諂”，基本上它講的是一種媚的狀態。別的文書上也講，它有一種通過曲折媚人以求進的這樣一種做法，這個都叫作諂。“貧而無諂”呢這句話其實它暗含了一個判斷，就是說作為貧寒之中的人呢，他是容易有諂媚的問題的，這個我們大家也都是有過人生經驗的人，應該說我們沒有必要忌諱一些人性的負面東西的探討，那麼事實也就是如此，作為無產者，絕不是像我們國初的某些理論一樣所誇張的那樣的偉大，那麼人性本身是有它的虛弱的，因為“貧”在這裡決定了他是比較局魄的一種狀態，而每個人他內心都是希望自己能夠慢慢的獲得一種人的上升的、獲得一種人生的和身份的一種改變，人能夠有一個上升的願望，這個是一點沒有錯的，比如說在《說文》裏邊訓“得”字的時候，“得者，升也”，“得”的意義也是意味着人能夠慢慢的獲得一種提升，他才能夠有一個更多的擴展，作為一個好的“升”它意味着我們是通過一種自身的進德，一種自身的擴展，通過循道的方式，然後慢慢的獲得。那麼在貧困的狀態上，人容易受到制約，他會受到種種的限制，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如果沒有一個正常的途徑，比如說類似考試啊、古代的科舉啦、或者察舉制度，使得他能夠把自己的這份熱誠用出來，那麼他就有可能會把這份自己的這種願望扭曲為一種憤恨，扭曲為一種對道德的懷疑，然後他就會使出各種投機的方式，試圖來改善自己，那麼他希望改善自己，希望上升的願望是相同的，但是因為他的一種客觀的限制和這種限制的扭曲，會造成種種的糟糕的局面，那麼“諂”就是會經常出現的狀況，這個是一個事實，而且我們在今天也確實是這樣的，就像大家談論鄉村，談論社麼淳樸民俗，但實際上說實話，我們真正的去看的話，一旦涉及到利益，涉及到一些具體的事務，我們往往會感覺到今天我們的民風很多地方都是不太好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處在一個貧弱的狀態，他不可能沒有一種投機的取巧的心，那麼這個就是貧而會失之於諂。那麼“富而驕”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富而驕”是因為他已經得到了自己的擴張，然後他會形成這樣一種心態，這個可能現代人探討的會比較多，就是仿佛這一切都是可以予取予奪的，這個就是這樣一種驕，驕到頂點的話乃至於說連國君、禮法都完全不放在眼裏，覺得自己是可以隨慾而為的，那麼這種人就會走向犯上作亂，或者說喪盡天良了。那麼這個“富而驕”從心理上來講也是很自然的，因為他有成功、有成就，人成就之後會有一種誇張之後的自負，然後因為這種自負他會蔑視一種社會規範，就是常見的這種心理問題，在今天我們說中國的新富起來的這些階層，不管說是富二代、紅二代啦，包括中產階級，我們經常在報刊上聽到他們一些比較無禮的行為，比如說他們到外國去旅遊，都是各地弄得醜態很多的，秋風先生還曾經寫過一篇《論中產階級的富裕》，他認為現在這些人是必須要好好的學習學習禮儀，規範一下自己的。這個“驕”也都很多了。子貢認為人處在貧和富的狀態，他克制住自己可能出現的問題，那麼這是一個很好的境界，然後夫子給他做了一個提升，夫子說“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那麼“貧而樂”在有的版本裏據說是直接寫成“貧而樂道”，鄭康成在這裡他注：“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為憂苦也。”那看来鄭康成的本子裏面是沒這個“樂道”的“道”字的，鄭康成解釋“樂”的意思是樂道，那麼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境界呢？首先，這個“道”就是《中庸》上所說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一種生存，都有他自己的一個自然的生存的方式，他有他自己的才華，他有他自己一個具體的生活的空間，有自己的一個人際關係，那麼他把這一切做好，把它理順，雖然自己的分(fen4)可能不大，自己的爵位也很低，但是呢如果能夠把這一切盡職盡責的做好，那麼這就是他的道了。如果說一個人能夠守道，那麼他一定能夠守好自己的分，安頓好自己所在的位，如同我們今天說的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了。如果說這一切並不是通過一種刑法，一種壓力，啊因為說上面有規定，你沒有辦法而造成的，而是說他內心當中會產生一種樂，那麼這個樂的狀態在於和。我們講《樂記》，它裏邊說禮是用來明分的，樂是用來求和的，所以樂它是一種內心的和悅。如果說他內心有一種平和的狀態，以一種愉悅的態度來去對待自己的分，來對待自己在這個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這就叫作樂道，雖然他居於一種貧乏的狀態，但是因為這樣一種樂，他到內心依然是充實的，那麼他也依然是能夠做好自己的人生職責的，也許他只是一個小小的公務員，但是他能夠盡職盡責，他不去做一個貪贓枉法之人，也許他只是一個普通的農民，但是他不去覬覦如何的獲得多少財富，也不去覬覦自己的孩子能夠如何的攀門第，自己的女兒如何的能夠嫁給一個富貴之家，而是願意在這樣一個平淡當中，去實現他內心的充實，使得家人能夠得到一個幸福的生活，這個幸福不是建立在一個物質的基礎上，而是一種我們常說的安貧樂道的狀態，其實這就是一種非常可敬的人。“富”孔子也對它進行了一個提高，就是應該達到“富而好禮”，一般來說我們談到禮呢，首先是毋不敬了，就是要使得人總是有敬心，那麼在談敬的時候，《曲禮》當中會說“雖負販者，必有尊也，敢不敬乎”，也就是說“敬”的精神是指的這個世界上哪怕是我們看起來最卑微的人，如果他知道了禮，他都會知道自己所擁有的尊嚴，“敬”的精神就在於我們對所有人，我們都要知道他們的尊嚴，因此對他們有所敬意。《曲禮》上講“君子撙節退讓以行禮”，禮都是要主於一種撙节退让，就是說我們要知道自己的節度，要知道自己的節制，然後要有一種禮讓的精神，然後有一種謙遜的態度，然後我們也意識到這種謙遜或者退讓它不是一個純粹消極的東西，而是它本身也有非常積極的一面，我們講“謙”掛，“謙”掛上面說“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那麼“富而好禮”呢，如果說行禮其實很平常，你在那個時代作為一個君子，你去出使外國，大家讀一讀《左傳》，如果說你不知禮的話，你會被外國人所嘲弄，然後回來之後，你會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莫大的挫折，像當時的孟孫氏就因為這個緣故，要求自己的孩子必須要跟隨夫子去學習，因為他在出使楚國的時候，被人侮辱過，好禮在那個時代也還算是一個非常必要的東西。“富而好禮”但是這裡關鍵是要有一個“好(hao4)”字,不是說僅僅因為一種被迫去行禮，而是其心好之，那麼好禮就意味著他是要能夠理解到禮的內涵的，禮不僅僅是對自己的一種限制，而是通過這個限制當中所得到的一種積極進取的東西，它是一種“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的境界，他恰恰是通過一種退讓使得我們得到更好的光大，恰恰是通過我們的一種自卑的一個謙讓、一個卑退的姿態，然後使得我們獲得自己的尊嚴，那麼富貴之人他體會到了這一點，作為好禮之人，他才明白自己所擁有的身份和自己在這裡所起到的作用，本身就擁有足夠的尊嚴，或者說他才會明白任何一個人都擁有他們足夠的尊嚴，沒有必要一定要去僭越，一定要去加九錫啊，一定要什麼踐履上殿，一定要用什麼樣的排場啊，或者顯示什麼樣的富貴，那些東西其實都是一些不懂事理的人才去做的。講到這裡想到一個問題，就是說對於貧與富，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現在不使用階級這個詞了，但實際上這也是一個階級差異了，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呢？西方現代社會其實有一點做得不錯，就是說因為西方人還是有一點貴族的傳統的，或者說它的文明在近代以來是沒有中斷過的，就是說我們的文明在三百年前被人徹底打倒過一次，而西方人恰恰是在這三四百年間一點點的積累起來的，它的文明相對於我們，至少在這三四百年間有一個更好的延續性，它們過去的一種來自貴族的一些禮儀，包括他們的風範，他們的禮貌，現在還是猶有存焉，那麼從這個角度來講，就是說外國的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他們的禮貌還是做得比我們是要好一些的，甚至說我們可以認為他們還是有點禮存在的，然後我們也都知道他們有社會福利制度，使得他們的國民，即便說再糟糕，至少可以領到低保，然後可以維護他還算是體面的尊嚴，那麼這個問題就是這算不算是孔子所說的“富而好禮，貧而樂”呢？如果能的話，我覺得雖然說我們是一個中國人，雖然我是一個信仰儒學的人，但如果說有一個不同於我們先王的制度，但是它能夠確實實現這種理想，確實像夫子所說的實現“貧而樂，富而好禮”，那麼我為什麼不可以採納他們？為什麼不可以學習呢？只要能夠實現這樣一個先王、素王的理想，我覺得就沒有什麼不可以去借鑒的，或者說我作為一個儒生，我應該有這個勇氣去借鑒，但是要區分到底是不是，那麼我想來想去覺得，至少說我們要對他們還是要保存一定的疑問的，因為這裡所說的“貧而樂”，是指的他能夠消除一個“諂”的狀態，就是消除這樣一種非分的願望、非分的慾望，那麼現在西方的這種低保的政策，一種福利社會，我們姑且不論他們在經濟上是否能夠運作下去，那麼他們是否能夠消弱這些貧寒人的這樣一種對社會的慾望呢？我覺得別說是對於這些人，即便是對於他們的一些平常的百姓，實質上現代的這個社會，只不過是在喚起他們的慾望，這個“諂”他們是很難以去消滅的，而且在這樣的一種低保的狀態之下，那麼也有一些人他完全的靠政府的這種施捨來謀生，他其實陷入了這樣一種很糟糕的狀態，我覺得這個是稱不上什麼貧而樂道的，他也談不上什麼個人的本分，他對於這個社會來說，其實就是一個累贅，這個都不是我們的理想，而且我們中國人一向不認為這個社會是均富的，雖然孔子也講“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但是我們從來不認為這個社會是要通過均平的方式來實現正義的，我們還是傾向於認為，人要通過他的勞動來獲得他在這個社會上的價值，就是《禮運》上所說的“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是這樣一種狀態，並不是說社會的財富大家都均分一下，然後使得貧寒的人也能夠有一種社會的享樂，他也能夠得到自己的好像比較發達國家的生活水準就可以了，而是我們還是傾向於認為這個社會的正義在於鼓舞其每個人進步的想法，他要通過自己的勞動，他要向這個社會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或者說是自己的力，或者是自己的智慧，來實現自己的改善，而社會也因為他的這份付出而積累更多的財富，來獲得更多的價值，從而增增日上。作為富人，西方人對於富貴這個階層的限制其實恰恰是糟糕的，從他們的現代政治學上，它總是會告訴我們政府只是一個必要的惡，就是說它認為政府是惡的，就是說人本來是應該誰都不去管的，大家通過自己的力量在競爭當中積累自己的財富，你擁有足夠的財富表示你擁有足夠的力量，擁有足夠的智慧，足夠的能力，然後這個社會就應該是這樣的，那麼政府是什麼呢？在他們看來只是因為秩序需要有一些基本的東西去維護，就像我們需要一個守夜人一樣，於是我們不得已我們大家一些寡頭聚到一起，選出一個政府來，為大家做一做公共福利的事情，但是在他們的心目當中，他們總是把政府看作是一個惡的東西，但其實他們為什麼這麼看呢？它的本質是它要維護富人的權力，它要維護那些集中有財富的人的權力，他們不僅僅佔有一個財富的中心，他們還要佔據道德的制高點，他們要不斷的去貶損政府，這樣才能夠使得他們自身的利益是沒有人敢去議論的，所以在西方你可以去批評任何一個政黨，任何一個政客，你可以去嘲弄他們，出種種的小丑、玩偶什麼的來去開他們的玩笑，但是你不可能去針對一個富翁如何，因為他們不僅僅控制著政府，他們還控制著媒體，控制著報刊，控制著這一切，還包括大學教育，甚至說包括很多國家的大學教育，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這個從中國人看來這絕不是一個富而好禮的狀態，他們太僭越了，或者說他們的僭越居然也許是古人無法想像的一種成功，他們不僅僅說是奠定了自己的財富，他們還把持了這個世界的道德觀念，這個在我看來也是很難以接受的。
下一句，“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注：“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切磋琢磨，以成寶器，譬人學問以成德也。”鄭注的後面顯然是出於《學記》的，這個《學記》上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大概就是這樣一個意思。這裡談到了夫子對於《詩經》上的一個教學的方法，其實這個我覺得是大家很應該學習的，夫子非常讚賞子貢能夠引一句《詩》去表達此時此刻的這種狀態，也就是說他肯定是看到子貢能夠把《詩》融入到自己的生活當中，所以他很高興，他覺得這個徒弟他沒有白教，這個你自己能夠進步，還能夠大加引《詩》，非常其樂也融融，那我覺得大家也是，就是我們把我們的經典漸漸的帶入到生活，當我們遇到什麼事情的時候，我們通過我們的經典來加以指導，我們也通過我們的經典來表達我們的感慨，這樣就是一個很好的事情。當然這裡有一個“切磋琢磨”了，孔子是覺得通過這種方式，是有助於子貢更加深對《詩經》的理解，因為《詩經》在他心中已經活起來了。上面我們談到很多現實的問題，這也是子貢說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果大家在讀經的時候也能夠做一些廣闊的思考，雖然說深淺由人吧，都會有一些好處，當然首先是以因為我們也強調為己之學嘛，古之學者為己，那麼這個首先是對自己是有好處的，它能夠開闊自己的思路，也能夠讓我們所學的經典能夠活起來的，是能夠用起來的。至於說是否經得起推敲，技術上應該去如何的進一步的細化，那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