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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悦
摘要: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西夏境内的人民,或留居故土,或迁徙内陆,逐渐融合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成为我们民族血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学界对西夏遗民的研究多集中在其迁徙与分布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方面.笔者以高氏家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高氏家族成员在蒙元时期所任官职和主要活动的分析,展现其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历史贡献和遗民心理等一些情况。
关键词:西夏遗民;高氏家族;政治地位。
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西夏境内的人民,或留居故土,或迁徙内陆,逐渐融合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成为我们民族血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学界对西夏遗民的研究多集中在其迁徙与分布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方面.研究西夏遗民在各地的分布,活动情况,不仅可以明了中华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源远流长的融合发展过程,而且对于元王朝的民族政策和西夏遗民在融入其他民族的过程中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历史等均可提供翔实的依据和可资参考的素材.随着西夏遗民族谱与唐兀碑的问世,学界对西夏遗民的研究逐渐从宏观(整个蒙元时期的西夏人)转向微观(某一家族的西夏人),使研究更加具体深入.如史金波,吴峰云的《元代党项人余氏及其后裔》等.虽然在汤开建先生的《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元代西夏人的历史贡献》和史金波先生的《蒙元时期党项上层人物的活动》中对高家相关的人物有所涉及,但尚无人以高氏家族整体为对象进行研究.汤开建先生从浩瀚的元明典籍中收录了元代西夏人物370多位,制成了《元代西夏人物表》,其中收录的高氏家族人物比较完整,世袭清楚,高家自西夏起世代为官,蒙元时期还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后裔分布于今江苏苏州和浙江宁波等地.高家作为西夏遗民的一支,既有元代西夏人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性.笔者以高氏家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高氏家族成员在蒙元时期所任官职和主要活动的分析,展现其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历史贡献和遗民心理等一些情况.如果说汤先生和史先生等大家是以整个元代西夏人为研究对象,高屋建瓴地对西夏遗民进行横向研究的话,笔者才疏学浅,仅是从一点出发,纵向深入,但求以小见大。
一 高氏家族简介
《元史高智耀传》载:"高智耀,河西人,世仕夏国.曾祖逸,大都督府尹;祖良惠,右丞相."[1]《道园类稿》卷25《重建高文忠公祠记》载:"公讳智耀……考讳惠德……三子:长某,蚤卒;次长寿,佥行枢密院;次睿……"[2]《元史纳麟传》载:"纳麟,智耀之孙,睿之子也."[3]此外,《蒙史
氏族表色目氏族》中也概括叙述了高氏西夏后裔的事迹.有史料可见的高氏家族成员共十位:高逸(智耀之曾祖父),高良惠(智耀之祖父),高惠德(智耀之父),高智耀,高长寿(智耀次子),高睿(智耀第三子),高纳麟(智耀之孙,睿之子),高安安(纳麟之子),高王贞(纳麟次子),高玉林(纳麟之孙).其中《元史》有传的共三位:一位是高智耀,另一位是其子高睿,还有一位是其孙高纳麟.为了便于讨论,兹表列高氏家族成员姓名,爵里,职官及主要活动(见表1).
二 高氏家族的政治地位
如上表所见,高氏家族世代为官.智耀曾祖,仕夏为大都督府尹;智耀祖,仕夏为右丞相.可见高家—85—在西夏时便是名门望族.那么西夏亡国以后,历史给经过残酷战争洗礼的西夏遗民高智耀及其后裔带来了什么样的命运作为西夏的名门大族,他们在蒙元王朝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表1 高氏家族成员姓名,爵里,职官及主要活动姓名,字号族称,居地职官,爵位,谥号主要史料来源高
逸河西人仕夏为大都督府尹《新元史氏族表》,《蒙兀儿史记 氏族表》高良惠河西人仕夏为右丞相,追封宁国公,谥康靖公《新元史
氏族表》,《蒙兀儿史记氏族表》高惠德河西人中书右丞相,赠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国,宁国公,谥康靖公《道园类稿》卷25《重建高文忠公祠记》高智耀字显道河西人,夏亡,隐贺兰山翰林学士,西夏中兴等路提刑按察使,赠崇文赞治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司徒,柱国,追封宁国公,谥文忠尊儒,立御使台皆智耀之议《元史高耀传》,《道园类稿》卷25《重建高文忠公祠记》高长寿河西人佥行枢密院事《新元史
氏族表》《蒙兀儿史记
氏族表》高睿河西人符宝郎官,唐兀卫指挥副使,翰林待制,礼部侍郎,嘉兴路总管,江东道提邢按察使,佥行枢密院事,浙西道肃政廉访使,江南行台御使中丞,淮东道肃政廉访使,南台御使中丞,赠推忠佐理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宁国公,谥贞简有治绩《元史高智耀附子睿传》,《至正金陵新志》卷6
高纳麟
字文灿，河西人,居苏州宿卫,中书舍人,宗正府郎中,佥河南廉访司事,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河南行省郎中,都漕运使,湖南,湖北两道廉访使,杭州路总管,江西廉访使,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刑部尚书(未至),改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南台御使中丞,中书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江浙行省右丞,浙西廉访使(不赴),行宣政院使,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中书平章政事,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太尉,南台御史大夫,金紫光禄大夫治江西,杭州均有善政,能诗《元史
高纳麟传》,《万历南昌府志》卷15,《元诗选癸集》高安安河西人江浙行枢密院判官,浙江省参政至顺末治浙江《道园类稿》卷25,《九灵集》卷14,《蒙兀儿史记》卷81,《新元史氏族表》,《蒙兀儿史记
氏族表》。高王贞河西人枢密院经历《新元史 氏族表》,《蒙兀儿史记
氏族表》,《元史氏族表》高玉林字岳文河西人行台御史,广东廉访司佥事,入明为永平府通判《新元史 氏族表》,《蒙兀儿史记
氏族表》,《元史氏族表》说明:根据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增订》,韩荫晟《元代西夏后裔事迹及其分布地区简介(二)》绘制,笔者有所补充.
蒙古先后六次攻打西夏,耗时约20年,虽然以胜利告终,但其损失惨重.对于负隅顽抗的西夏人,他们恨之入骨.他们对西夏遗民的政策也受此情绪的影响,所以西夏遗民的政治地位在当时是不高的.但高氏家族可算例外.元太宗窝阔台访求西夏大官中贤明的子孙,众人都推荐高智耀,窝阔台召见并想启用高智耀,被他拒绝了.元太宗窝阔台皇子阔端王镇戍西凉(今甘肃武威),儒者全部服役服隶,高智耀上言请除去这样的命令,皇子听从他的建议并上奏请高智耀做官,高智耀没做.元宪宗蒙哥即位,高智耀又入见劝说其免除儒士徭役,蒙哥欣然听从了他的建议.虽然在大蒙古国时期,高智耀未做一官半职,但他的政治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蒙古大汗面前的政治地位也不是一般蒙古大臣所能比及的.忽必烈即位后,元统治者针对民族矛盾尖锐的问题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他们把各民族人民划分成蒙古,色目,汉人(指金人),南人(指宋人)四个等级.西夏人被归为色目人,处于政治地位仅次于蒙古人的第二等级之中.高家元史有传的三位人物所任官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世祖时期高智耀拜翰林学士,后提升为西夏中兴等路提刑按察使,其死后被赠封为崇文赞治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司徒,柱国,追封宁国公,谥号文忠.高智耀的儿子高睿作为名臣之后,亦受到朝廷重用.十六岁做符宝郎官,之后任唐兀卫指挥副使,翰林待制,礼部侍郎,嘉兴路总管,提升为江东道提刑按察使,佥行枢密院事,浙西道肃政廉访使,江南行台侍御使,后进为御使中丞,淮东道肃政廉访使,南台御使中丞,其死后被赠—95—封为推忠佐理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宁国公,谥号贞简.高睿的儿子高纳麟,大德六年(1302年)为宿卫(蒙语作怯薛,意为禁卫军),十年(1306年)为中书舍人;至大四年(1311年)为宗正府郎中;皇庆元年(1312年)佥河南廉访司事;延佑初(1314年)为监察御史,四年(1317年)为刑部员外郎,六年(1319年)为河南行省郎中;至治三年(1323年)为都漕运使;泰定中(1326年)为湖南,湖北两道廉访使;天历元年(1328年)为杭州路总管,二年(1329年)为江西廉访使;至顺元年(1330年)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元统初(1333年)召为刑部尚书,未至,改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后为南台御使中丞;至元元年(1335年)为中书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江浙行省右丞;至正二年(1341年)为行宣政院使,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年(1342年)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四年(1343年)为中书平章政事,七年(1346年)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八年(1347年)为金紫光禄大夫,太尉,十二年(1351年)为南台御史大夫,太尉,十六年(1355年)为御史大夫,太尉.此外,高长寿做过佥行枢密院事,高安安,高王贞(左边"王"字旁,右边"贞"字),高玉林分别任过江浙行枢密院判官,浙江省参政,枢密院经历和行台御史,广东廉访司佥事.不难看出,整个蒙元时期高氏家族有相当的政治势力,他们或在中央政府身居枢要,或在省,路,府总制一方,活动范围广及河南,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宁夏等地,对政局的发展变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元史》卷98载:"以兵籍系军机重务,汉人不阅其数.虽枢密近臣职专军旅者,惟长官一二人知之."[4]元代制度,管军政及武器的官吏专由蒙古人任之.色目人已极少,而汉人,南人更是绝不担任.而高家有五人曾在枢密院或行枢密院任职.御史台的长官,照例也是专用蒙古人.《元史太平传》载:"(至正)年,拜御史大夫.故事,台端非国姓不以授,太平因辞,诏特赐姓而改其名."[5]太平非蒙古族,顺帝任命他为御史大夫,还得"赐姓而改其名"才行,可见非蒙古人不可任其职.而高纳麟任御史大夫时并未改姓易名.诚然,元统治者对高家的宠赉与其本身开明纳贤的品质是分不开的,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在高氏家族身上鲜明地体现出了西夏人刚直不阿的性格和骁勇善战的技能.延佑初,高纳麟任监察御史,因直谏触怒了皇帝,经中丞杨朵儿只极力解救才化险为夷,高纳麟不但没有对此事心有余悸,马上又直谏要给那些执法受贿的人治罪加刑.可见他刚直守义的品质.至正十二年,高纳麟虽已步入晚年,仍镇守集庆(今江苏南京),治江淮盗,经过激烈的战斗,转败为胜.正是高家的刚正勇猛征服了元朝统治者,使他们深得信任,并获得重用.
三 高氏家族的历史贡献
高家人在中央及地方都担任过军政要职,且政绩卓著,为元朝的建设和治理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将他们的突出贡献简略介绍如下.
1.保护文人学者,推进儒家文化的发展元太宗窝阔台皇子阔端王镇守西凉时,儒者受歧视,被罚做劳役.高智耀前往西凉府求见,请求废除这种凌虐儒者的做法.元宪宗蒙哥时期,高智耀又向朝廷进言,认为应该任用儒者,并强调"用之则治,不用则否"[6].宪宗很满意,下诏免除了国内儒生的一切徭役.世祖忽必烈早对高智耀的才学有所耳闻,即位后召见他并任用他为翰林学士.他又劝世祖提倡儒术,"力言儒术有补治道"[7].为了阐述他的观点,竟"反复辩论,辞累千百"[8],终于说服了忽必烈.忽必烈命"凡免役儒户,皆从之给公文为左验"[9]."于是以儒为户,始有别籍."[10]元代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11].高智耀了解到淮蜀一带的儒士遭俘虏后都沦为农奴,处境极为窘迫,他马上又上奏说:"以儒为驱,古无有也.陛下方以古道为治,宜除之,以风厉天下."[12]世祖采纳了他的建议,高智耀巡行郡县,释放了儒士数千人.高智耀为了保护文人学者真是殚精竭虑.故《道园类稿》言:"宁国高文忠公抗正言于干戈抢攘之中,存儒术于涂炭颠沛之极,我朝儒业之不泯,实权兴于此."[13]此外,高智耀还开办学校使儒生有谋食之业.《南村辍耕录》言:"国朝儒者,自戊戌选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至于奉一札十行之书,崇学校,奖秀艺,正户籍,免徭役,皆翰林学士高公智耀奏陈之力也.公河西人,今学校中,往有祠之者."[14]元代学校除祀孔孟外,高智耀也是被祭祀者,"士民相与增修其祠,肖其像而礼之"[15].西夏时期蕃学,汉学同时设立,随着党项人汉化的加深,汉学日重.西夏人尊儒崇儒,建学校发展科举制度,引进和翻译儒家经典,早已蔚然成风.崇宗乾顺时,命于蕃学外,特"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16].仁宗仁孝时,人庆元年(1144年)六月,下令于各州县设立学校,国中弟子"增至三千,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又置宫学,自为训导"[17].现存用西夏文翻译的儒家经典有《经史杂抄》,《类林》,《孟子》等.随着西夏儒学的兴盛,像高智耀这样的人才不断涌现出来,他们不仅振兴了西夏的儒学,还活跃在元朝的历史舞台上,这些人才为元朝统治者所用,对于加速蒙古人的汉化,促进全民族文化的融合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元代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大司农司上诸路学校凡二万一百六十六所"[18],"立学校二万四千四百余所"[19]."司农司上诸路所设学校二万一千三百余"[20].可见,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对元代儒家文化的发展,陈垣先生这样评价:"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21]
2.传承弘扬西夏文化
蒙古王朝采用西夏音乐为制乐之始也是高智耀的功劳."太祖初年,以河西高智耀言,征用西夏旧乐."[22]这是蒙古王朝制乐之始,后虽也采用其他礼乐,但西夏旧乐仍使用不绝.从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以后,每年在大明殿启建白伞盖佛事时,"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23].仪凤司下设天乐署(初名昭和署),专门"管领河西乐人"[24].高纳麟还为西夏文字的流传作出了贡献.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在大都北居庸关的通道上,修筑了一座著名的佛教建筑物———过街塔."至正二年今上始命大丞相阿鲁图,左丞相别儿怯不花创建过街塔,在永明寺之南,花园之东.有穹碑二,朝京而立.车架往回或驻跸于寺,有御榻在焉.其寺之壮丽,莫之与京.关之南北有三十里,两京扈从大驾春秋往复多所题咏,今古名流并载于是."[25]在过街塔门洞内的高大石壁上,用六种文字镌刻了《陀罗尼经》和经题,西夏文为其中一种,其余五种是汉文,
梵文,八思巴文,藏文,回鹘文.参与奏请此事的就是当时任中书平章政事的高纳麟欧阳铭云:"明年(至正六年,1346年)三月二十日,中书左丞相别儿怯不花,平章政事纳
(麟),教化,参知政事朵儿典班等,请敕翰林学士承旨欧阳玄为文,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达世帖木儿书丹,翰林学士承旨张起岩篆额,勒之坚石,对扬鸿厘,上允所请,于是中书传谕臣玄等."[26]居庸关过街塔,现塔毁基存,六体文字石刻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为当今学者对西夏文字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财富.高家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3.维护元朝的社会秩序,巩固元朝的统治
世祖时,元政府启用高智耀为西夏中兴等路提刑按察使兼劝农使,安抚西夏遗民,经过他的努力经营,西夏中兴等路社会秩序安定,民各归籍,原有的统治秩序逐渐得到恢复,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建宁夏路,标志着对西夏的治理取得成效.高睿为嘉兴路总管时,"境内有宿盗,白昼掠民财,捕者积十数辈莫敢近"[27],高睿下令捕捉盗贼,没过几天,便把盗贼生擒活捉,全郡安宁无事了.高睿为江东道提刑按察使时,"部内草窃陆梁,声言围宣城,郡将怯懦,城门不开,睿召责之曰'寇势方炽,官先示弱,民何所凭.'即命密治兵卫,而洞开城门,听民出入贸易自便.既而寇以有备,不敢进,遂讨平之"[28].高睿任浙西道肃政廉访使时,"盐官州民,有连结党与,持郡邑短长,其目曰十老,吏莫敢问,睿悉按以法,阖境快之"[29].高睿为淮东道肃政廉访使时,"盗窃真州库钞三万缗,有司大索,追逮平民数百人,吏因为奸利,睿躬自详谳而得其情,即纵遣之.未几,果得真盗"[30].高睿为政期间勇于打击盗寇豪强,除暴安良,百姓得以安居乐业.高纳麟任杭州总管"锄奸去蠹,吏畏民悦"[31]."平章政事把失忽都贪纵不法,纳麟劾罢之."[32]《拍案惊奇》卷27《崔俊臣巧会芙蓉屏》讲的就是高纳麟智取强盗使崔俊臣和王慧圆夫妇历尽磨难后重新团圆的故事,以此改编的京剧《芙蓉屏》至今脍炙人口。
4.促进元朝统治机构的完善
蒙元早期的国家机器一直比较简单,仅"唯以万户统军旅,以断事官治政刑"[33],当时的国家还不具有正式的监察机构,至元四年,高智耀向忽必烈上言:"国初庶政草创,纲纪未张,宜仿前代,置御史台以纠肃官常."[34]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于至元五年正式下令建立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35].自此以后,元朝有了正式的监察机关,使封建统治机构更加完善.从蒙古战争到西夏灭亡之后这一时期内,有大批西夏人主动或被迫离开家园,形成了一次规模相当大的移民潮.他们迁徙的范围相当广泛,见诸记载者就有中亚,尼泊尔,漠北,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安徽,山东等地区[36].八年,高纳麟被御史弹劾,"退居姑苏(今
苏苏州)"[37];至正十三年,高纳麟平定江淮起义后,请谢事,"退居庆元(今浙江宁波)"[38].高氏家族作为西夏遗民的一支便入居内陆江苏苏州和浙江宁波等地.从高智耀身上我们也能看出元代西夏人的心理变化.起初,高智耀有很强的遗民情结.所谓遗民情结是遗民阶层在易代后对昔日君主,朝廷以及故国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坚定执著,无法释怀的依恋之情.西夏亡,高智耀隐居贺兰山.太宗窝阔台访求河西故家子孙之贤者,召见并想启用他,他没有答应.但他对新朝并不是完全决绝的态度.皇子阔端镇西凉时,儒者服隶役,他主动拜见阔端王并请免除之,皇子听从了他的建议,要封他为官,又被他拒绝了.可见他心理上的二重性:既保持忠节守志,不事二主的传统观念,又对新朝并无强烈的敌视态度,更不排斥与新朝上层人物的交往.世祖忽必烈时,高智耀再次劝谏免除儒士的劳役,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封他为翰林学士.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高智耀从心理上完全转变了,欣然接受,并从此对新主忠心耿耿,鞠躬尽瘁.自高智耀起,高家为元代立下了汗马功劳.高纳麟也是被御史弹劾后,罢免一切职务,退居姑苏,再次被任命镇压江淮起义时,仍不计前嫌,"尽余生以报陛下"[39].西夏遗民高氏及其后裔的心理状态适应了社会的发展,由此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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