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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章印 1． 引言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但并不是一个陈旧的问题。 国内学术界在过去曾热烈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并没有真正地把这个关系搞清楚。其集中体现就是：一方面承认哲学是科学的基础，另一方面又要求哲学必须以各门科学的成果为基础。比较“陈旧”的说法是，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必须接受哲学的指导，但哲学又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人类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要以各门具体科学知识为基础。比较“现代”的说法是，任何科学理论都包含有形而上学的信念，哲学对科学具有启发性，但是，哲学研究又必须建立在当代科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之上，必须吸收当代科学的最新方法，如系统科学方法等。无论是比较“陈旧”的说法，还是比较“现代”的说法，如果我们对之加以深思，就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问：科学与哲学究竟谁是谁的基础？“基础”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哲学”与“科学”又各是什么意思？ 其次，自近代以来，任何一个哲学家在探索自己的哲学问题时，都不得不程度不同地涉及到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即使把哲学与科学截然分开，否定二者的直接联系，也是在某种意义上谈论二者的关系（即区别），即使后现代主义者，也不得不谈及这种关系。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不同理解，对应着对哲学的地位和性质的不同理解，也对应着哲学探索不同的方向和目标。除非放弃哲学活动，我们才有可能摆脱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思考。 海德格尔思想常常被认为是反科学的。他确实对科学持有严厉的批评态度，但这种批评恰恰是一种承认或肯定。说海德格尔否定科学完全是一种误解。海德格尔不仅承认科学，而且把科学放在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加以定位，并由此清晰地展示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2． 科学是在哲学所开辟的视界内产生和发展的 2-1．前述国内学术界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上的混乱认识，在西方久已存在。海德格尔认为，在19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混乱关系，其典型表现就是所谓的“科学的世界观”：关于实在的形而上学命题和观点应该以“科学的见解”为基础，而科学的见解终究又只在关于实在之为实在的更高知识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在进入20世纪以后越来越打动人心，并逐渐成为一种公众心理。另一方面，近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也导致了对特定科学领域之形而上学沉思的忽视和逃避。从事具体实证研究的人往往“忘记了，或毋宁说从来不知道也从来不学习，从来不想知道”形而上学沉思是必不可少的[1]。由此就进一步导致从一个极端克服“科学的世界观”的混乱，形成实证主义的“科学的哲学”观：拒斥形而上学，只求跟在精确科学后面对科学进行精确的逻辑分析。 海德格尔认为，把科学作为哲学的基础，甚至以科学的精确性为理由来否定形而上学，是不符合事情本身的。首先，形而上学沉思并不是模糊不清的，只是仅仅从具体的实证研究的角度看，形而上学才似乎是不精确的、难以理解的。只是由于科学家一味地埋首于具体的实证研究，变得不习惯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们才狭隘地把形而上学沉思视为不精确的东西加以拒斥。其次，更重要的是，形而上学沉思不仅具有自身的精确性、可靠性和合法性，而且正是形而上学本身给精确科学奠定了基础。没有形而上学从古代到近现代的产生和发展，就不可能有精确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从哲学史和科学史的角度看，形而上学是科学的开端，而形而上学的开端则是科学的开端的开端。 2-2．当柏拉图把早期希腊思想家讨论的physis, aletheia和存在等问题转换为idea问题，形而上学被首次确立起来时，科学就已经内含于其中了。海德格尔说：“早在希腊哲学时代，哲学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已经显露出来：这就是科学在由哲学开启出来的视界内的发展。”[2]自柏拉图以降，西方形而上学把对存在的追问变成对存在者的追问，把存在者自身的显现（physis）和无蔽（aletheia）转换为对存在者的人为的去蔽（techne），为科学准备了基础性的条件。 “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3〕而柏拉图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数学因素（Mathesis）。 数学因素在古代和中世纪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支配性地位，但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它迅速上升为近现代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数学筹划成为存在者去蔽的基本前提条件。数学因素作为“关于物的知识的基本前提”，其本质就在于，一方面设定物，事先规定物的可敞开领域，另一方面则“力求对知识形式本身的重新构成和自我论证。”〔4〕近现代形而上学为我们敞开了一个数学化的对象领域，使我们总已活动于这个领域之中，并据此来经验物。凡是没有进入这个领域的物都不再可能成为我们的经验对象和认识对象。这种形而上学的进一步展开形式就是近现代科学。所以，近现代科学的本质不在于以经验为基础，而在于其数学因素或数学筹划。 数学因素的支配性与人的主体地位是不可分割的。“主体”一词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hypokeimenon，但是，当亚里士多德把存在归结为 ousia ，又从hypokeimenon的角度理解 ousia时，尽管他把存在降到了存在者的层次上，但仍然保留了对存在的源始领悟。后来的拉丁语世界完全混淆亚里士多德的ousia和hypokeimenon ，并肤浅而混乱的把二者翻译为Substantia（实体）或 Subjectum（主体）。拉丁语世界的混乱在近代又导致了主体（Subjectum）和客体（Objectum ）的二分，主体只适用于人。数学因素归属于主体性，又通过主体的高扬而扩展自身的势力。当人成为唯一的主体，而主体之为主体就在于思维，思维的本质又在于数学计算之时，数学因素的支配地位也因而得以建立。由此，对存在者的去蔽就成为对存在者的计算。这种计算意味着对存在者的设定、统治、利用和征服，从而是一种座架（Ge-stell）。座架这种技术本质早已隐含于形而上学之中，在近现代科学中则得以完全展开。 这样，近现代科学的数学因素和技术本质都是由形而上学奠基的，各门科学逐步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发展过程就是形而上学自身的完成过程。从形而上学中发展出来的实证科学也因而就具有由数学因素带来的精确性和由技术本质带来的可操作性这两大特点。实证科学卓越地实施着形而上学的数学理念和技术理念，“表象-计算性思维的操作特性和模式特性获得了统治地位。”〔5〕 2-3．那么，当所有实证科学都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当科学占领了哲学所开辟的所有领域之时，是不是就可以让实证科学的具体研究完全代替哲学，把形而上学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呢？ 不是。实际的科学研究总要走向实证的方式，但科学的“真正进步并非大多来自搜集各种结果并把它们储存在‘手册’之中，而是来自探问每一特定领域的基本建构——这种探问往往是在对这种仅仅增加信息的对抗中才能得以实施。”它发生于其基本概念经历彻底修正之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取决于其基本概念所能承受的危机程度。在这种内在的危机中，实证研究式的探问与那些正经受考问的事情本身的已有关系发生动摇。”[6] 在这里，海德格尔先于托马斯?库恩几十年提出与“科学革命”有关的思想，并以此表明形而上学在科学进步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亦即，科学的真正进步在于使实证研究置于新的基础之上，在于科学基础的变动。这里的“基础”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科学的最为根本性的基础。最为根本性的基础，即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共同本质，亦即数学因素和技术本质，是难以发生变化的。但在这个最为根本性的基础上的“二级基础”，即内含于实证科学之中的具体的形而上学概念，亦即实证科学直接依赖的基础理论，是可以变化的，而且正是这种“二级基础”的变化才是科学的真正进步。 海德格尔思考了20世纪早期的科学革命，认为这个时期在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发生的革命性变化都是科学基础的变革。 3． 哲学在“逻辑”上先于科学并包含于科学之中 3-1．各种实证科学分别研究存在者的各个领域，但各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及其可敞开性和结构都是形而上学以前科学的方式加以界定的，形而上学概念作为先验概念是实证科学研究的指导线索。这些先验概念作为科学的基本概念，事先规定实证科学理解对象的方式，必须在实证考察之前就得到阐释并获得根据。这就需要事先透彻地探讨各个对象领域。 这种先行研究只能走在实证科学前边，而不能跟在实证科学的后边进行事后的研究。如果科学家忽视先行的形而上学沉思，就只能说明他们仅仅局限于琐碎的东西，无法真正推动科学的进步。象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海森堡这样的大科学家是不可能不进行形而上学沉思的，尽管他们中有的人在口头上也可能反对形而上学。这是因为奠基性的形而上学沉思是一种生产性的逻辑，它跳在前边，涉入存在区域，在构建存在中重新揭示存在区域，并把建构出来的存在结构交给实证科学供其使用。 形而上学的这种先行研究既可能由科学家来承担，也可能由哲学家来承担。而哲学家所承担的往往更具有基础性，也就是说与具体的实证研究更远，却更具有界定对象领域的根本性。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的先验哲学本质上并不是认识论，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它是为研究自然界这个存在区域提供先天的、生产性的逻辑。对于历史科学来说，源始的东西则是对就其历史性来说的本真历史存在者的解释，而不是历史学概念形式的理论、历史学知识的理论、历史学对象之历史的理论。〔7〕 3-2．海德格尔比库恩等英美科学哲学家更早地认识到，任何一门科学都有界定其对象并构建其对象领域的预设，“每一门科学都依赖于有关其存在者领域的命题，它的任何研究都遵循并操作这些命题。这些关于存在者——关于它们是什么——的用以设立和界定其领域的命题，都是形而上学命题。”〔8〕作为“全部科学之母”的形而上学必然以或显然或隐蔽的形式包含于所有科学之中，成为它们的前提、基础和本质因素。尽管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我们似乎看不到形而上学的身影，但在科学发生实质性进步的伟大时刻，形而上学就会非常显著地体现于科学之中。 海德格尔由此区分了两种知识：第一种知识满足于固定不变的研究程式和研究对象，仅追求知识的量的增加；第二种知识重视对什么是值得认识的东西做出界定，自觉拥有形而上学沉思。在第一种知识中，形而上学因素以隐蔽的形式发挥作用，大致相当于后来库恩提出的“常规科学”。在第二种知识中，形而上学在科学中扮演的关键性角色被科学家清晰地意识到，大致相当于库恩“科学革命”时期的科学。 海德格尔比库恩更重视第二种知识或科学革命时期的科学，并把它叫做“真正的知识”。因为真正的知识是一种对真正的认识的保持，而真正的认识是富有决断性并有助于创造历史的。在第一种知识中，那种具体的实证研究在仅仅搜集信息或仅仅增加知识的数量中，已丧失了决断性和创造性，不是真正的知识。第二种知识则富有决断性和创造性，超出了单纯的量的追求。只有象这种知识这样，“超出对其领域进行单纯计算性把握的科学，为自身进行形而上学奠基并把形而上学基础理解为必不可少的本质内容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知识。”〔9〕 3-3．使科学成为真正知识的不是僵化不变的具体实证研究，而是使任何科学得以可能的，给任何科学标划研究领域并提供研究程式的形而上学的沉思或决断。那么，形而上学决断的基础又是什么呢？这就构成了一个更为源始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需包含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之中，否则我们就不能完整地理解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对这个更为源始的问题的思考也最突出地体现出海德格尔的深刻之处。 建构各种可能存在方式的形而上学在研究存在者的存在之前，需要讨论更为一般性的存在的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真理（去蔽）的意义。存在与真理（去蔽）问题作为更为源始的问题，既为各种可能的实证研究确立其先天条件，又为那先于实证科学并为之提供基础的各种可能的形而上学本身确立先天条件。“科学与对其特定领域的沉思都历史地基于对存在的特定解释的实际支配地位，它们也都总是活动于关于真理本质的特定概念的支配性范围之内。”〔10〕 这种更为源始的存在和真理问题显然不能再归属于形而上学，那么它属于什么呢？海德格尔在前期倾向于称之为“基础存在论”（fundamental ontology），在后期则仅仅称之为“思想”。但是，如果为了方便起见，而从较为宽泛的意义来使用“哲学”这一名称的话，我们可以把更为源始的存在和真理问题归属于“纯哲学”，从而也把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叫做纯哲学。 4．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是生化与回归的双向关系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海德格尔所思考的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首先，他没有把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视为两种现成的、空间性的关系。不能把科学与哲学理解为“象两座建筑物那样并排矗立在那里，这边是‘科学’，那边是‘哲学’，人们可以进进出出地从一边到另一边，以便把一些有关科学的最新发现带到这边，把哲学的概念形式带到那边。”〔11〕二者的关系是奠基与被奠基、包含与被包含的历史性关系。 其次，海德格尔也没有把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理解为两种铁板一块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他已把科学分为具体的实证科学和自觉拥有形而上学的真正知识。如果我们可以象前面说的那样较为宽泛的使用“哲学”一词的话，那么在海德格尔这里，哲学也就包含了各种形而上学以及为各种形而上学奠基的“纯哲学”（思想）这两部分。这样一来，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就细化为具体的实证科学、作为真正知识的科学、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和作为源始思想的纯哲学这四方的关系。 四方的关系首先是这样一种关系，即：作为源始思想的纯哲学为形而上学和科学奠基，将后者生化出来并包含自身于其中；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为各种科学奠基，将各种科学生化出来并包含自身于其中；作为真正知识的科学为具体的实证研究奠基，将后者生化出来并包含自身于其中。也可以将这种关系简略地图示为： 作为源始思想的纯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作为真正知识的科学→具体的实证科学 这样的关系，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那就是：哲学是科学的基础。“基础”一词首先指的是奠基，奠基者为被奠基者打开并界定其特定领域，让被奠基者在这特定领域中开展其有根据的活动，并以此也把奠基者本身带进被奠基者之中，成为其内在的本质。 这种关系作为历史性的关系，也不能理解为单向的生化关系。既然哲学是科学的基础，科学就需要寻找其基础，需要向其源头回归。 然而，这种回归是极其艰难的，因为科学本身不能理解派生它的哲学。任何派生都是一种降落或蜕变。降落之后的东西往往把它的源头或开端给遮蔽起来，领会不到开端的伟大和生命力。 具体的实证研究自身无法界定和构建它活动于其中的对象领域，也不能通过具体的个别的科学概念和定律来证明它所遵从的形而上学预设。具体的生物学从来不能决定生命及有生命存在者的“是什么”，生物学家总是使用已被决定的对于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当然，生物学家作为人，也可能筹划他所研究的生命，但当他这样做时，就不再作为一个具体的生物学家做出这种筹划，他也没有使用他的生物学的手段、思想形式和证据，他在此是作为形而上学家说话，作为一个超出其专业范围来思考存在者整体的人类存在来说话。 从哲学派生出来的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哲学本身的思维方式已有了重大的区别，“从科学的思维向形而上学沉思的转变，在本质上比从前科学的日常思维向我们在科学中进行的那种思维的转变，幅度更大，也因而更难。向形而上学的转变是一种跳跃，向科学的转变则是早先已有的表象方式的平稳展开。”〔12〕不仅如此，形而上学筹划与纯哲学（思想）之思也有很大的区别，自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形而上学家几乎都没有再达到古希腊早期思想所思的深度。由此看来，科学就更难达到纯哲学（思想）的深度了。所以，科学不思，从科学到思，没有直接的通道，是一种更大的跳跃。 海德格尔由此深深地感受到在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上的不平衡：从哲学到科学，或者说从纯哲学（思想）一直到具体的实证研究，这种生化关系是很顺畅的；但是，从科学到哲学，或者说从具体的实证研究一直到纯哲学（思想），这种复返性的关系却极难实现。如果这种逆向的复返关系无关紧要的话，也就无所谓了。问题是，它不仅不是无关紧要的，而且至少是与生化关系同等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才致力于对科学甚至形而上学的批评，并通过这种批评来探讨回归纯哲学（思想）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认为，对于科学家来说，首先必须从实证研究中那种仅仅是在程度上或范围上的扩展性思维进入根本不同的形而上学思维，必须熟悉对实证科学进行沉思所需要的特有的视野、探问样式、证明形式和概念工具。对于形而上学家来说，必须回归于古希腊早期思想或源始的存在之思，并从那里寻找形而上学的源头和根基。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对本源的遗忘。 “忘本”是极其危险的。 “返本”才能更好地“开新”。 参考文献 [1] [8] [9] [10] [11] [12] Martin Heidegger. Nietzsche (Volume 3: The Will to Power as Knowledge and as Metaphysics) 〔M〕.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87. 43.41.42.44.44.43. [2] [3] [4] [5]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下）〔A〕.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 1244.1244.874.1245. [6] [7]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1985. 29.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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