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域、血缘、乡谊，传承为一个特殊的名字：商帮。亲密、松散、沉浮，七百多年的故事凝聚为一段跌宕的历史。星火仍可燎原，困顿亦能腾达，春节团圆，幽古思今，《中国商帮》，为您揭开商帮背后的力量。今日讲述，徽商。在明清之际，唯一能够与龙头老大山西商帮相抗衡的，非徽商莫属。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兴盛于明朝，在最鼎盛的时期徽商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七分之四。 晋商五百年历史，徽商三百年沉浮，在明清之际，两者一直占据着中国十大商帮的头两把交椅。它们之间既有交织、也有交错——就在晋商渐渐没落的时候，徽商开始了蓬勃发展之势。这就不得不提到明朝政府政策的更迭——从“开中制”变为“折色制”。 从“开中制”到“折色制” 明朝洪武时期，北有鞑靼等外族袭扰，明政府设立九边进行防御。为解决后勤补给问题推行“开中制”。洪武帝与山西商人达成协议，山西商人向大同、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山西商人获得了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这成为晋商崛起的重要契机。 而后，明朝政府新规推行“折色制”，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用粮食换盐票，在内陆就可以到盐运司用银两换取盐票。 中国古代社会有四个阶层：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最后一位的。在崇尚农耕文明的国度，土地为上，愿意背井离乡去外地创业的人，其实少之又少。 “开中制”到“折色制”政策变化，的确成为了徽商崛起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但其实在这之前，数代徽州人早已经有了离开故土、四方求食的传统。有一首徽州童谣，至今还流程很广：“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然而这一丢，却丢出了明清之际最大的商帮。 绩溪徽杭古道，还有有一句话老话叫，“不慌不忙三天到余杭，鸭蛋未落黄”。是说，从徽州到杭州步行需要三天，一个鸭蛋只吃了一小半，连黄都还没露出来。正如所有的创业故事一样，徽州人的早期打拼也是充满着血泪、异常艰辛。 讲徽商一定要讲一个地方，和一个行业：扬州，与盐业。当时的盐商到底有多有钱？据说乾隆三次巡扬州，都是扬州盐商接驾。这个桥段，在影视剧中也有表现： 江春三次接驾乾隆 祖籍徽州歙县的扬州盐商江春，担任两淮盐总长达五十年。据说乾隆三次下扬州都是他来接驾。有人统计过江春花的银两，全部大概有两千万两。但他因为通过这种接待方式，他获取了比这两千多万两白银更大的利润。 康乾年前，清政府推行恤商裕课的政策，徽商迅速进入全盛时期，当时的徽州商人已经不满足结交一般的盐运使和官员了。乾隆几次下江南，给了扬州盐商接近天子的绝好机会。 很多人不理解做盐怎么会做成这么大的商人？那时，盐是垄断行业，从滨海盐场运出来以后要过五个坝。每一个坝都要重新过秤，重新改包，叫做“五坝十杠”。五坝十杠的物流过程中，层层加码，层层盘剥，到岸之后再批发给水犯，水犯再批发给四乡八里的小贩，这些小贩又在里面加钱，盐在当时是非常非常精贵的东西，是高消费的东西。 盐业的利润大，朝廷不能让所有的商人都参加到盐商的队伍当中来。所以清代就实行纲盐制，资本要达到相当大的数量，才有可能得到朝廷给的专卖权。 宗族制，股份制 徽商宗祠观念最重。这也决定了他们的经营特点为合族经商，也因此使他们的起点比较高，资本积累比较充分快速，而其他商帮由于缺乏合族的群体优势“苦于朋比无多”，很快败下阵去。 开始大家没有本钱或者本钱很小，他们就联合了同宗同族的一些人，每人拿出一部分钱来，签合同，风险公担，利益共享。这已经类似于今天的股份制。 从明代中叶到清乾隆末年的300多年时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经商已经成为徽州人的“第一等事业”，成年男子中经商的占到70%，极盛时期还要更多。 清代的一位文人写过一首《望江南》：扬州好，扬州好，侨寓半官场，购买园亭宾亦主，经营盐、典仕而商，富贵不归乡。这首词，正是扬州徽商的真实写照，发了财的徽州商人会拿出大把银子，买官，继而混迹于政商两界。 胡雪岩，无疑是红顶商人最典型的代表 胡雪岩，1823年—1885年，安徽绩溪人 ，被称为“一代商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界的一个传奇。初在杭州城“仁德钱庄”做跑街，后因擅自借钱给官兵被开除，后在湖州买卖粮食为生，后在杭州设银号，又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是当时的“中国首富”。获得慈禧亲授的红顶戴和黄马褂，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人！ 而胡没落于1882年，当时，他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企图垄断丝茧贸易，却引起外商联合抵制。第二年，被迫贱卖丝，损失1000万两，开始周转不灵，银庄遭挤兑，其后各地商号倒闭，终于破产。这也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后，被慈禧太后下令革职抄家。1885年，62岁抑郁而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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