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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城太史公祠实为衣冠冢,司马迁墓祠应在河津

 神仙湾老宋 2015-03-08

韩城太史公祠实为衣冠冢,司马迁墓祠应在河津

司马迁确实安息在我们身边

清明节来临,在怀念司马迁这位伟人的时候,不禁又想起了他的颇有争议的葬地问题。我还是认为,司马迁确实葬在河津,就安息在我们身边。这河津老县志收录的元代监察御史王思诚写的《河津县总图记》和清代平阳知府刘棨及孔尚任主编的《平阳府志》都有明确的记载。具体位置在司马迁故里辛封村西的约七八里路的黄河岸边。今虽地面遗迹不存,或因黄河泛滥冲毁,或随沙压十八村一起掩埋在地下,但这改变不了他长眠在我们身边的事实。韩城虽有司马迁墓祠,具体位置在芝川镇韩奕坡,且规模较大,保存完好。但是,这是一座衣冠冢,长期以来,人们不知就里,只是表面地看问题。有关方面也不愿说破,所以导致了以虚代实,以假乱真,误以为司马迁真的葬在那里。

司马迁是河津人,也葬在河津,那韩城为何会建有司马迁的墓祠呢?河津司马迁后人司马贞老人曾讲过这样一个传说:司马迁晚年身心憔悴,思乡心切。《史记》完成后,他便带了随身侍从,骑匹老马,从长安取道同州向河津进发。到了陕西韩城芝川镇韩奕坡的古道上,此处地势很高,可隔河望见阔别多年的故乡。这时,司马迁由于过于激动,不幸与世长辞。为了纪念司马迁在此去世,司马迁的后人留下了司马迁的一双靴子,埋在了那里。第二天,便把司马迁运回家乡安葬。而今存韩城的司马迁墓祠正是在当年韩奕坡古道旁埋司马迁靴子的地方兴建的。这就充分说明了这座墓祠的纪念性质。还有,这座墓祠原名叫“望祖祠”,司马迁的塑像面朝着东北河津方向,还建有面朝东北的望乡牌楼,这都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韩城方面对这个传说,这些事实不敢正视,且有意回避,把“望祖祠”改名为太史公祠,抹掉了望乡牌楼的名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另外,对在这里建太史公墓祠,还做了一番新的解释:由于韩城位于关的最东边,是秦晋交通要道,因此,在这里建司马迁祠,更多意义上是在韩城乃至陕西大门上做了一个“史记文化”的路标。这是从旅游的角度看问题,不过是今人对古人建墓祠本意的曲解、附会罢了,因而也只能是欲盖弥彰了。

《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所写的地理名著。《水经注》确实把司马迁墓祠记在韩城。但其所载司马迁墓祠,即今位于韩奕坡古道旁的墓祠。这除了说明这座纪念性的墓祠并非宋代所始建,晋代前乃至司马迁一逝世就建有外,还能说明什么呢?至于所载“《太史公自序》曰:迁生龙门。此其坟墟所在矣!”并非说韩城就是龙门。在《水经注》中,龙门山、龙门、大禹庙都是郦道元在写黄河西过河津时写到的,在写韩城时均未提到。这说明他认为龙门山、龙门、大禹庙均在河津。又,郦道元生于公元446年,而河津在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即公元446年就已由皮氏改称龙门县了。郦道元在完成《水经注》时,河津称龙门县至少已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作为地理学家的郦道元不可能不知道。至于他写河津时还用的是皮氏旧称,这只能是他的笔误罢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还会认为韩城就是龙门呢?郦道元的这段话的意思应该是:司马迁说他生于龙门(河津),他死后葬在这里。退一步讲,假如他以司马迁墓祠在韩城,就断定韩城就是龙门,司马迁就是韩城人,由于他不知道这是衣冠冢祠,所以他的推断只能是错误的了。

《水经注》在写河津时,没有司马迁的任何记载,但也没有卜子夏的任何记载,这就怪了。卜子夏和司马迁都是辛封村人,为什么把一个村的两个人都漏掉了呢?漏掉司马迁还有情可原,因为当时河津司马迁墓祠可能已毁,但卜子夏墓及陵园一直保存完好,为什么也会漏掉呢?我的分析是,因为他认为韩城有司马迁墓祠,有疑似但无以辨之的昔子夏教授西河的地方,所以就把这两个人在河津的调查忽略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并未返归故里,而是死于狱中。葬于何地?无人能知。依据有三:一是《史记》集解的“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二是《汉书》中的“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极刑”;三是《盐铁论·周秦》中的“就刀锯而不见悯”。死的原因是司马迁写了《报任安书》,在其中发泄了对汉武帝的怨气,引起了汉武帝的大怒,所以把他杀了。所有这些,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汉武帝没有杀司马迁。西汉学者褚少孙曾说过:“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史记》凡记汉世宗刘彻之事用的都是他的谥号“武帝”。“武帝”为刘彻死后后人所封。如果武帝杀了司马迁,司马迁怎么会知道这个谥号呢?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这说明,当时《史记》尚未完成。由于《史记》尚未完成,由于司马迁并未因写《报任安书》为汉武帝所杀,所以,在汉武帝死后的对《史记》的修正补辑中才用了“武帝”这个谥号,“武帝”的出现才有了可能。

有关司马迁“下狱死”的三条证据,除了《史记》集解可以作证但不符合事实外,其它两条则连作证据的资格都没有。《汉书》的“既临极刑”,指的是“腐刑”,而不是死刑。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讲:“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就是证据。《盐铁论·周秦》的“就刀锯而不见悯”,更不能说明下狱死。且看整句是怎么说的:“一日下蚕室,创未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悯。”“就刀锯而不见悯”,是整句的结语,即受腐刑反被重用,不见可怜反见荣耀。这哪里有“下狱死”的影子。

司马迁不是下狱死,他确确实实是在返乡途中病故的。韩城的祠,河津的墓不会是伪造的。《史记》完成后,他如释重负,悄然离开了长安,在长安消失了!当时朝野颇多非议的“刑余之人”的司马迁谁会为他开欢送会?谁还会关心他呢?司马迁卒年不明,在正史中没有记载,不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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