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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你好， 你只需要读《权力与反抗》，然后快速翻阅《福柯的生死爱欲》，以前者为主，以后者为辅，这样你就可以把我福柯的全貌。 你并不需要去完整阅读和研究福柯的著作，但可以翻阅《疯癫与文明》和《规训与惩罚》。在福柯的诸种著作之中，《疯癫与文明》最重要。如果说福柯的著作都可以视为福柯自传，那么，《疯癫与文明》则是最接近福柯自传的文本。其次是《规训与惩罚》。这本书离教育学比较近，但不如《疯癫与文明》重要。至于《词与物》，虽然当年出版时在巴黎引起风动，一度成为福柯的迷恋者的枕边书，但是，这本书炫耀博学有余，提供的道理却不足，论证松散甚至散乱。该书似乎的主题更换为类似海德格尔那样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也许更合适。同样，《性史》这个主题虽然离“福柯自传”更近，该书虽然被读者给予厚望，但是，其论证却与《词与物》一样松散、散乱。 你要做的事情不是采用福柯的视角。因为，他的视角不仅是为“非理性”辩护，而且是为疯癫、同性恋、性虐待与被虐待等“非常”的性行为辩护。作为一个女生，你不可能为那些行为辩护，即便我这样的人，也不可能为那样的行为辩护。而福柯恰恰是用它的一辈子和一本借一本的著作来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他的独特的“性生活”方式辩护。他所有的作品几乎是他为自己的特立独行的另类性生活争取合法性。 我们不仅不可能像福柯那样为其独特的性体验变化，而且也不能像福柯那样用“宏大叙事”的方式展开某个概念的建构史或话语的建构史的考古学研究。为了考察某个概念或话语（比如“疯癫”）的建构史，福柯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查阅相关的档案。这种方法的确令人钦佩，但是，福柯出来利用档案，他也利于想象。由于其概念或话语的建构史跨度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在叙述的过程中福柯有时不得不发挥他的想象或“虚构”。当年福柯进入法兰西学院时，教授们为其投票，投票结果是，27人参加投票，22张票否决（打叉），5张票弃权（懒得投票）（详见：《权力与反抗——福柯传》，第240页）。那些教师们如何反感福柯，除了因为不赞成其激越的非理性的价值观之外，对其论证方式的不认可或许也是一个原因。 可是，福柯著作仍然有意义。其重要意义在于：借鉴福柯的研究方法，采用他的研究思路。 比如，我们可以看他如何为“疯癫”辩护。他的辩护的确很精彩，他不直接用哲学研究的方法去呼吁和论证疯癫的合理性，而是用历史研究的方法讲一个故事，让读者明白，疯癫者最初是其实是正常人，而且是有预见能力的哲人，后来才被大众视为、处理为疯子，也就是说，疯癫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社会建构。言外之意，疯癫者没病，大众才是精神弱小的病人或精神侏儒。在这个意义上，福柯与尼采几乎是同路人。 这就是我所说的“借尸还魂”：福柯本人一直被大众视为疯癫（同性恋、吸毒、性虐待、自杀冲动……）并因此饱受压制和歧视，但他不直接为自己辩护说“我的疯癫是合理的，那些鄙视疯癫的大众才是病人”。他只用历史研究（知识考古学）的方式给读者讲述一个“疯子其实是正常人”的故事。 你可以做的事情是：借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去考察某些合理的审美元素在语文教材中是如何被抵制甚至被取消（消失）的。你的研究肯定会为某种价值取向（灵魂）辩护，但不要直接辩护，你只做实证研究，只呈现证据。 你不可能采用福柯那样的价值取向，那样太“重口味”，也不可能为中国当下的学术界接受。但是，你仍然可以为“非理性”，比如，你可以为以下几个价值去辩护： 第一，身体。身体是如何在语文教材中被压制或者沉浮的。比较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教材，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 第二，阳刚之美（壮美）是如何被“秀美”全面接管的。同样，你去比较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教材，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 第三，最初的教材所隐含的教育价值观可能是“文武双全”，后来，“武教”是如何衰落的，“文教”是如何一枝独秀的。 以上三个方面其实是一个价值观的不同说法，我也只是呈现比较粗糙的框架，你可以进一步使之清晰化。比如，你可以采用康德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的分析框架，或者，你可以采用黑格尔的“象征艺术，古典艺术和浪漫艺术”。 也就是说，我让你看福柯的书，只是借鉴其“借尸还魂”的实证方法（知识考古学），但不一定要从他那里借用研究视角。鉴于他的研究视角太重口味，你可以在总方向上采纳福柯的“为非理性辩护”，但在具体的研究视角或分析框架上选择康德美学或黑格尔美学。当然，在考虑康德美学或黑格尔美学时，我希望你站在“壮美”、“力量派”、“自然之美”这边去反对简单的、柔弱的甚至病态的“秀美”、“文艺派”、“人为之美”。 祝成功！ 刘良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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